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7-10-14 2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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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它们能够更多地根据本国实际来确立和推行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政策,而不再屈从于西方核心国家为它们提供的备选方案。在政治自主性觉醒的前提下,致力于国家治理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再单纯是西方核心国家眼中的国际难题的滋生地,也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全球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组织主体和中心环节。[48]

  

   国家治理同样为第三世界国家重塑相对于国内社会的政治自主性奠定了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于整合治理资源,实现各种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使治理主体重新定义自己的利益,而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得到解决的前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狭义地理解成为国家渗透和控制社会,而应该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与合作,为国家政权创造一个规模“足够支撑有效的政治秩序的社会联盟”。[49]与此同时,国家政权不能受制于这个社会联盟,相反它必须具备独立于社会联盟的自主性以便推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将此种类型的国家—社会关系称作“嵌入的自主”。[50]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是对政权建设与民主转型的优化升级,它要求根据本国政治与社会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衔接和合作,从而增强本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从深层次上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建立在两个相互强化的条件之上:一方面,西方核心国家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并不存在严重的国家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是上述状况的基本保障,因此两个条件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政治优势成为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性资源,在美国的主导下它们结成了一个规模有限、联系紧密的国家集团,同时它们以自由民主体制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有意识地选择重要的国家,并且同这些国家结成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关系。[51]但是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表明,西方核心国家不仅也存在一系列治理难题,而且它们甚至是一些全球性治理难题的制造者。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当西方核心国家也被国家治理难题所困扰时,就说明自由民主体制与良好的国家治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也就不复存在了。

  

   同样重要的事实在于,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打断了西方核心国家实现政治优势不断扩张的过程。西方核心国家不仅认为自由民主体制享有政治优越性,而且认为应该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国,从而不断扩张它们的政治优势。在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民主转型道路的背景下,西方核心国家认为将自由民主体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真正能够接纳和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前提,而现行的由西方核心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则是实现第三世界国家良好治理乃至全球良好治理的关键。[52]巴里·布赞(Barry Buzan)甚至指出了西方核心国家扩张政治优势的实质,这就是应该遵循从核心到边缘的路径,处在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旧的身份,完全接受西方核心国家提供的政治规范。[53]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宣告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建立在并不足信的基础之上,第三世界国家并不能通过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能实现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契合关系的重建,各国都应该直接面对国家治理的难题,而不是盲目的输出或者拥抱自由民主体制。

  

   既然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觉醒的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那么由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再认为受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是别无选择的结果,甚至西方核心国家也开始怀疑它们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换言之,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出现了松动和变革的迹象。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那么甚至可以说国际结构已经明显由核心支配边缘的状态向着多极化状态发展,表现在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军事力量的多极化、观念力量的多极化等三个层面的复合进程上。[54]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综合实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正在发展成为多极化国际结构中的一极或者几极,与此同时,西方核心国家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综合实力严重受损,直到今日也未能明显改变衰落的趋势。国家实力对比的改变使西方核心国家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甚至坚持认为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将不可避免的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致最终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重塑国际结构的问题。[55]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则认为中国崛起是客观事实,这很可能导致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结构的终结,但是只要西方核心国家能够抢先制定国际规则并将中国纳入进来,那么西方核心国家的地位将能够实现延续。[56]

  

   因为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培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基础,推动了等级性国际结构走向松动和变革,所以美国的世界霸权也开始走向衰落。理查德·拉克曼认为:“美国霸权已无法维持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再是全球金融资本的避风港。目前的情况若没有本质的变革,金融恐慌和美元崩溃的局面必然会发生。不管这是否会变成现实,或者当主要工业大国联合起来刺激全球其他地区的需求,重新监管国际资本流动,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美国未来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都会下降。”[57]任何世界霸权都必须建立在霸权维护的共同利益所能涵盖的联盟国家和国内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美国通过保护核心国家集团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了世界霸权的社会基础。[58]但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的恶化损害了政治平等,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已经将工人阶级抛出了社会基础之外,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家治理陷入难以改进的危机局面。[59]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不仅打击了美国的国家实力,而且暴露出美国为了私利不惜牺牲盟国利益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美国面临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激烈竞争,因此美国难以继续有效地维护盟国的利益。要言之,美国世界霸权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只是对世界政治重要方面——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等级性国际结构、世界霸权——产生具体的影响,而且推动着世界政治在整体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提供了世界政治转型的动力源。而且,相对于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重要影响来说,它对世界政治转型所形成的推动作用是更为关键和深远的影响。在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背后,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内容,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合理性,同时创造出构建新型国际结构的新质因素。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转型并非世界中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也不是指大国地位的更替以及核心国家集团成员的调整,而是指一种新的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

  

   国际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是不争的共识,但是对于国际结构变化的方向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伊肯伯里作为西方核心国家的代言人,他相信渡过了经济危机劫难的西方核心国家,能够重整旗鼓、收回让步,使得“历史站在西方国家那一边”,国际结构的变化充其量不过是将第三世界中的新兴大国纳入核心国家集团,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60]然而伊肯伯里漠视了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自主性和西方核心国家政治优势的重要影响,正是这种重要影响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关系。西方核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等级性的中心—边缘关系,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则预示着一种“半中心化”的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摆脱边缘地位,向着中心地带的方向移动,从而呈现出一种“半中心化”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西方核心国家开始失去中心位置,向着边缘地带的方向移动,从而体现出一种“半中心化”的趋势,可以说“半中心化”的关系就是指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向着平等性的国际结构转变的中间状态。

  

   其实,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自主性同等级性的国际结构的“半中心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集中体现在不仅摆脱了西方核心国家提供的政治方案的束缚,从而能够从容地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和政策;而且形成了有关国际事务的新观念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新主张,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西方核心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核心国家在综合实力消长方面的显著变化,以及世界力量中心越来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失去中心位置、步入“半中心化”就具备了现实基础。世界力量中心的多极化是国际结构“半中心化”的关键,因此,多个力量中心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重构就成为“半中心化”的关系的基本内容。“半中心化”意味着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单元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调整,也就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或者说运动中的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了世界政治转型的基本标志。

  

   国际体系性质的决定因素是构成国际体系的行为单元之间关系的类型,而不是这些行为单元自身的特性,不同的关系类型决定了国际体系在统治形式、治理模式、秩序规则等方面的显著差别。[61]秦亚青认为,运动中的关系也就是过程,在社会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运动中的关系是行为主体的身份建构的核心所在,国际社会也是以关系为本位的,所以关系是理解国际结构体系的基本维度。[62]由于国家治理主题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同时也瓦解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优势的基础,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不再屈从于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也不再盲目接受等级性国际结构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共同利益等方面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新兴国家,纷纷以实际行动争取在世界政治中,享有相对于西方核心国家而言的平等地位、合理责任、发展机会、核心利益。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关系所发生的改变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当然是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有关世界政治的国际观念和国际机制的新主张,这些国际观念和国际机制方面的新主张,不仅同西方核心国家秉持的主张截然不同从而同其形成了竞争,而且代表着国际结构的发展方向。

  

任何试图对世界政治发挥影响的国家都必须形成一定的国际观念,国际观念的核心在于怎样有效地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它主要包括对国际结构性质的判断、对自身同国际社会关系的定位、对自身进行国际交往方式的选择,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所持有“同国际社会交往的世界观”。[63]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有关世界政治的国际观念可以集中表述为,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在一起,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必须更加积极地开展合作以建立平等、包容、共享、互惠的国际结构,进而建立符合共同价值的世界秩序。第三世界提出的新国际观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落脚点的,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的那样,当国际结构的变动与人类命运面临的艰巨挑战相遇时,它既要求对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进行限制和改革,又要求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全球层面形成新的观念。[64]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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