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7-10-14 2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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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这种重大的政治变迁是不符合西方核心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方核心国家在面对殖民地独立运动时采取相互支持和共同反对的态度。这种局面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才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方面是因为亚非各国联合起来强烈谴责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核心国家认识到政治独立并不能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它们仍然能够通过不平等交换机制剥削和支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核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就有可能发生动摇,西方核心国家的利益将遭到严重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30年的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核心国家的隐忧。虽然西方核心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年的经济黄金期,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却不容小觑,工业生产的国际分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并且显著的转移”,西方核心国家的工业力量衰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举成为了新兴工业国家。[39]如果得到了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以一个统一的集团同西方核心国家进行博弈,要求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实现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平等化,那么西方核心国家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它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并且获益良多的优势地位将可能失去。

  

   如果考虑到第三世界国家奉行不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价值、实行不同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背景,那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及联合起来同西方核心国家斗争的可能性,就如同“幽灵”一般开始笼罩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精英心头。对于西方核心国家的政治精英来说,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办法无过于利用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制造障碍,从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激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政治冲突,并且引诱第三世界国家从根本上放弃过去的政治秩序,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即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转型以建立同西方国家一样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如亨廷顿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核心国家采用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手段进行推动。[40]

  

   民主转型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如同汹涌的浪潮一般席卷亚非拉地区,并且取代政权建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西方核心国家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深层次的和难以估量的。民主转型将承载着西方核心国家的利益和价值的政治体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被打断了,政治体制上的异质性也被极大的改变了,西方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强化,以核心—边缘等级结构为支撑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得到了巩固。

  

   民主转型以对第三世界和西方核心国家的实力消长产生的重要影响,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等级性国际结构。民主转型对于第三世界和西方核心国家有着明显不同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打断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第三世界国家实力的增长空间,因此第三世界重新被限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被支配和受剥削的劣势地位上。另一方面,它保持了西方核心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接受自由民主体制以及同自由民主体制相配套的经济政策,不仅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西方核心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机制也没有发生改变,故而西方核心国家能够持续不断地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巨额生产剩余。换言之,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借助民主转型实现了合法化,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第三世界的贫穷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41]

  

   国际结构从根本上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国家之间实力的巨大差异奠定了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基础。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指出,国家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当国家实力与利益格局相互匹配时,国际结构才可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基础。[42]当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实力还不足以同西方核心国家相抗衡时,西方核心国家就具有充分使用自己的国家实力来巩固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空间,从而维持国际结构的稳定,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是西方核心国家维持国际结构的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核心国家刻意要通过民主转型破坏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遭遇困境只是民主转型导致的客观后果,但是第三世界接纳了自由民主体制将促使这些国家承认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和国际规则所界定的利益格局。由此可见,民主转型其实充当了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实现巩固的手段。

  

   民主转型通过给苏联东欧国家制造政治竞争压力,从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巩固了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第三世界是以介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它希望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并且寻求第三世界的团结。[43]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介位置赋予这些国家自主选择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因此政治体制方面的多样性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显著特征,在此情况下第三世界既是两大阵营相互争夺的中间地带,又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在政治体制上转向自由民主体制时,资本主义阵营在中间地带的争夺上取得了优势,于是介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被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同时苏联东欧国家面临着自由民主体制的兴盛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变化给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埋下了伏笔,美欧资本主义阵营在苏东剧变之后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对世界霸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界霸权就是指一个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权,乔万尼·阿瑞吉将霸权归结为领导各国追求共同利益和领导各国走上相同发展道路两个内容。阿瑞吉指出:“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但是起支配作用的国家也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扮演着领导角色,它将其他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来。”[44]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并且在这样的政治竞争压力下,苏联东欧国家最终也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因而美国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的世界霸权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政治条件,于是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现,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根据阿瑞吉的观点,第三世界国家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属于霸权的第二个层次,即西方核心国家促使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了共同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霸权实际上是“违反自身意愿的领导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如果美国的世界霸权不能证明它代表着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那么美国的世界霸权就会陷入权力竞争的状态从而受到损害。[45]事实也是如此,当实现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能收获自由民主体制允诺的果实时,自由民主体制并不能在第三世界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自动制造政治共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逐渐激烈起来,美国世界霸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这种情形就如同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世界霸权虽然维持了下来但适用范围缩小了,并且它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也没有其支持者所设想的那样保持了一贯的友善,支持者的利益时常处在美国世界霸权捍卫的共同利益的界限之外。[46]

  

   同样必须注意到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国际空间,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则成为推动美国霸权衰落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第三世界国家为了重建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而转向自由民主体制,但是自由民主体制并没有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政治秩序,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经济政策、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这些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错失了美国世界霸权开创的新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充分的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借助世界市场吸收了巨额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大幅度提升。由此可见,民主转型既为美国世界霸权确立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为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制造了动力。

  

   五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与世界政治的转型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世界政治层面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民主转型转换成国家治理,而且证明西方核心国家也存在一系列严重的治理难题,因此可以说全球经济危机将国家治理推到了世界各国面前,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主题。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已经并且将继续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家治理直接指向造成治理困局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问题本身,从而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置于同样的政治维度进行考量。另一方面,国家治理所指向的一系列难题难以通过等级性国际结构得到解决,因而要求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核心国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结构。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从民主转型转向国家治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时代,这个时代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刻变革为主要内容。如果说民主转型是现代世界体系实现巩固的一种过程,那么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则是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力源。下文将在具体考察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核心国家、国际结构以及世界霸权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对世界政治的总体影响,即世界政治的转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意味着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难以为继,因此现代世界体系自然要伴随等级性国际结构的变动而发生变迁,而现代世界体系的变迁自然也要反映到作为其政治上层建筑的世界政治上来。世界政治的转型就是指一种更加平等、包容和互惠的国际结构正在孕育成型,并且用以重新界定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观念与国际规则也伴随着新的国际结构的孕育过程而不断涌现出来。

  

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的成长。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实际,它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不可能因为转向自由民主体制就轻易得到解决;而且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摆脱西方核心国家立足自由民主体制的正当性所施加给它们的政治压力,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长期以来困扰本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难题。国家治理主题表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体制,每个国家也都会面临构建联盟、控制国内冲突、解读全球格局以及实施发展项目等各种各样的任务”。[47]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从改善国家治理的维度来思考和推行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重建政治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契合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战略性行动。进而言之,国家治理主题的形成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西方核心国家时重新获得了政治自主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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