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7-10-14 21: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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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  
新兴的民族国家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但是它们并没有摆脱现代世界体系,并且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进行的,于是它们共同成为处在现代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这种结构性位置决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主题。通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史,本文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经历了从政权建设到民主转型再到国家治理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从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是政权建设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是民主转型的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则是国家治理的时期。[11]

  

   西方殖民者在征服亚非拉地区时,为了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摧毁了殖民地旧的政治结构,建立了新的统治机构。当殖民地实现了政治独立、殖民者退出新建立的国家时,政治统治出现了真空,政治冲突持续日久并且不断恶化,政治秩序难以有效维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就认为,国家有效统治的程度是各国之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分野,“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2]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完整的、有力量的、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国家政权,从而形成合法且有效的政治秩序,就成为刚刚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新兴现代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政权建设是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转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性环节和关键性内容,其核心是要将政治统治的基础直接建立在国民之上,也就是要形成直接统治的政治秩序。所谓直接统治就是不借助任何中间组织,而是由统一的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公共事务,其中暴力机构、财政税收机构、民意表达机构、检查监督机构、福利机构、教育机构、司法机构等是政权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直接统治得以形成的基础。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研究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对此过程有着细致的刻画:“国家警察深入到地方社区。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在准备卷宗、监听哨、例行报告和对任何个人、组织或者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定期调查方面通力合作……欧洲国家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监视企业的冲突和工作条件,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建立和维护通讯线路,为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征收关税,以及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力的特征的其他活动。国家的领域扩展到远远超出了它的军事核心,其公民们开始对它提出范围非常广泛的保护、判决、生产和分配的要求。随着国家立法超出了自己的范围(远远不止批准征税),它们成了国家确实或者能够影响其利益的组织严密的所有集团要求的对象。直接统治和大规模的国家政治一起成长,并且有力地相互增强。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扩展,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13]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国家政权控制社会、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的任务,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充足的时间从事政权建设,因而它们的政权建设遭遇到严重的挫折。

  

   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异质性对政权建设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总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时指出,缺乏整合性是第三世界国家重要的共同特性。他写道:“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社会所特有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现代化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不过,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社会的多元性——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于利益往往主要是依据部落、种族、宗教或村落关系集团来界定的。这些集团的继续存在并处于主导地位,妨碍了它们被新兴国家和社会同化的过程。而且,只要利益仍然主要植根于村落利益集团,并通过村落集团表现出来,那么,在讨价还价和竞争的过程中,这些利益就更加不容易综合。”[14]整合性的缺乏导致国家政权及其组成机构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往往破坏了国家政权的完整统一性,稳定且有效的政治秩序经受着持续的考验。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不能解决政治冲突从而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时,西方核心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示范效应则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引向了民主转型的道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权建设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存在问题,或者说政治体制不能解决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冲突,所以只要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建立在西方核心国家通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系列难题都将迎刃而解。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之下,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迅速高涨起来,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或是主动、或是被迫,纷纷启动民主转型的进程,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就从政权建设转换成为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是指从非自由民主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变的过程,当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按照自由民主体制组织起来,并且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集团的轮流执政之后,就可以认为自由民主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巩固。所谓自由民主体制就是指依照分权制衡原则组织国家政权机构,并且通过平等的投票权机制,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之间选举政治官员的国家制度。自由民主体制的实质是利益聚合,因此它赋予国民一种政治价值,即自身的利益可以借助自由民主体制得到维护乃至改善,当普通的国民纷纷持有此种政治价值时,国家政权就得到了国民的认可或者说具有了合法性。由此可见,自由民主体制是一种建立在利益聚合基础之上的合法性的再生产机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认为,如果遵循严格的标准,自由民主体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具体而言,就是有效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投票权、充分的知情权、对议程的控制权、成年人的公民权利,然而现实中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都未能完全满足上述标准。[15]当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步入民主转型的轨道时,它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到自由民主体制与严格标准之间的差距,相反它们赋予了自由民主体制很多的理想内容。

  

   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转型并非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困扰之下仓促向自由民主体制的过渡,甚至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将自由民主体制视为摆脱本国艰难处境的救星,因而自由民主体制在一段时期内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迷信”。虽然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在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过程中频频陷入困境,政治体制在威权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之间反复更替,政治力量之间的结盟与反结盟长期变动不居,政治冲突日益尖锐以致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斗争,从而使得民主转型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16]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是,民主转型的乐观情绪丝毫未减,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在此重大历史变故刺激下兴奋异常的学术界的鼓吹,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早已弥漫的乐观情绪,也巩固了民主转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政治主题的地位。这种状况也不可避免地对民主化研究造成了伤害,当自由民主体制被普遍视为民主转型的明确无误的结果时,民主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具有了先天性的缺陷,即自由民主体制赖以建立的条件组合全然被遗忘了。[17]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浪潮逐渐回落之后,冷静的观察者对此过程难免有不堪回首之叹,大多数经历了民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未能收获当初预想的政治果实。除了少数国家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运转良好以外,大多数国家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政治衰败状态,有些国家甚至退回到威权体制,民主转型之前就困扰着政治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依然如故,甚至进一步复杂化以致增加了解决的难度。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引发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阶级冲突、种族清洗和国家分裂,从而将一些国家推到了不可治理的陷阱之中。杨光斌通过解读民主政治史发现:“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18]由此可见,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建设在未能实现政治整合的前提下遭遇自由民主体制时,政治衰败乃至尖锐的国内政治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结果。

  

   民主转型的后果预示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将再次发生转换,国家治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彰显。作为一个概念,国家治理发源于治理理念,是治理理念在面对全球范围内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围绕着对问题根源的诊断、解决路径的选择而进一步理论化的产物。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认为,治理是一个内涵比统治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规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19]当治理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时,它彰显了主权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家政权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徐湘林分析道:“从学术理论的渊源来看,治理理论是从社会中心论出发,从社会的诉求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职责和作为。国家治理概念则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20]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国家治理界定为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而以合作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和过程。

  

   国家治理取代民主转型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首要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遭遇了严重的治理危机。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时多为控制手段落后、物质生活贫穷的国家,因此实现发展和建立秩序才是这些国家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发展就必须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然而经济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建立劳动力市场、积累资本、提高企业效率、投资新兴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内容,而且意味着要进行关税保护、政府计划干预、财政和金融扶持、社会动员、公民权利等内容,要言之,经济发展同政治、社会议题是相互交叠在一起的。亨廷顿就曾总结道:“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21]多种性质不同的、内容相互抵牾的、解决方案相互矛盾的议题整合在一起,在第三世界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动乱。

  

   第三世界国家的遭遇实际上是一种根源于转型的国家治理危机。在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引发了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当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得到解决时,就会涌进政治领域从而需要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加以应对,如果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合作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时,国家治理就陷入了危机之中。徐湘林指出,所谓国家治理危机就是指国家治理出现了体制性困境或者说严重的缺陷,多个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呈现衰退和弱化,决策权威系统和行政执行系统也不能有效运转。[22]当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它们选择重新设计国家政权的制度形式作为解决方案,也就是实行民主转型以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然而不幸的是,自由民主体制非但不能有效地应对问题,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危机,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之中,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甚至成为了引爆国家治理危机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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