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孔子文学的学术路径与社会功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7-10-14 12: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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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 (进入专栏)  

   摘要:孔子文学观念的核心,体现于个人是文化修养,体现于社会则是文治教化。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指示了个人修养的学术路径,强调道艺相辅、内外兼修。在其所施行的"新六艺"教育中,孔子最重《诗》教,以其作为获得文学的基础和起点,并明确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充分肯定了《诗》的社会功能即在文治教化中的作用,使其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从而开拓出以人文知识为基础、以人格培养为目标的中国文化教育和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人文关怀的深厚基础和具体路径。

  

   关键词:孔子;文学;学术路径;社会功能

  

   春秋末年,孔子聚众授徒,开私人办学之先河。他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先王遗文教弟子,用"新六艺"取代西周传留的"礼、乐、射、御、书、数"的"旧六艺",将传统的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转变为以文化为主的教育,开创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时代。众所周知,在孔子培养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最为杰出的是"十哲",这"十哲"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笔者曾经撰文,分析过孔子"四教"与孔门"四科"的关系,探讨过"文学子游子夏"的确切含义和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以揭示中国文学观念的早期形态及其思想文化价值。然而,文学究竟有何功用,如何才能获得文学,同样是文学观念命题中的应有之义,孔子也曾作过精辟论述,有加以深入探讨之必要。故不揣浅陋,再撰此文,算是对此前讨论的补充。不妥之处,恳望批评。

  

   一、"志、据、依、游"与文学的学术路径

  

   笔直曾经指出,孔子的文学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需要全方位把握,切不可以偏概全。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孔子文学观念的这种普泛性正反映着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

  

   然而,就孔子文学观念的核心而言,由于涉及的主体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呈现:文学体现于个人则是文化修养,文学体现于社会则是文治教化。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对于这一核心思想,孔子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从而构成了他的文学观念的不同理论层次和具体学术路径。

  

   社会的文治教化总是依托于且依赖于个人的文化修养,而个人的文化修养又离不开社会的文治教化,二者相互联系也相互依存。从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及其有关论述来看,他首先重视的是个人的文化修养,因此,他将文学教育作为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对于一个人如何才能像子游、子夏那样具备文学之长,或者说一个人该通过怎样的学术路径来获得文学,孔子有过经典的论述。《论语·述而》载云: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这一论述受到人们的重视,历来解析颇多。魏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云:"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己。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也。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之也。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也。"梁皇侃(488~545)《论语义疏》云:"此章明人生处世须道艺自辅,不得徒然而已也。云'志于道'者,志者在心向慕之谓也,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是通,通无形相,故人当恒存志之在心,造次不可暂舍离者也。云'据于德'者,据者执杖之辞也,德谓行事得理者也;行事有形,有形故可据杖也。云'依于仁'者,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谓也;施惠于事宜急,故当依之而行也。仁劣于德,倚减于据,故随事而配之。云'游于艺'者,游者履历之辞也,艺六艺,谓礼、乐、书、数、射、御也;其轻于仁,故云不足依据,而宜遍游历以知之也。"

  

   这些解释大体符合孔子所要表达的思想,只是其中的个别理解不很贴切,需要有所修正。

  

   首先,以"艺"为"六艺",并明确指谓"礼、乐、书、数、射、御",应该不是孔子的原意。以"礼、乐、书、数、射、御"为内容的"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的教育科目,而孔子"四教"中的"文"是指"先王之遗文",具体而言是《诗》、《书》、《礼》、《乐》等,这在《论语》中是反复记载过的。虽然,孔子对于西周教育的"六艺"是熟悉的,甚至也有很高的修养。例如,"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郑玄注曰:"闻人美之,承以谦也。'吾执御',欲名六艺之卑也。"显然,孔子一定是善于"射"、"御",才会说"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既是自谦之辞,也是自卑之辞,因为"射"、"御"在孔子的心目中本不占有什么地位。《论语·卫灵公》载:"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不愿回答军旅之事,以"未之学"来搪塞,自然也就不会将"射"、"御"作为他对学生的教育科目,因此,孔子所云"游于艺"之"艺"应该指"《诗》、《书》、《礼》、《乐》"等,而不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不然,它就不是孔子的文学思想,而是西周的传统教育了。

  

   其次,孔子所云"志"、"据"、"依"、"游"是就文学路径而言,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功夫,不应泛泛而论。关于此点,宋人有很深入的讨论,认识也最深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朱熹(1130~1200)《论语集注》云:

  

   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岐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馀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闲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朱熹的这段解读被元、明、清学者视为圭臬,说明他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孔子的真实思想。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对孔子的这段论述还有过许多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思想和朱熹解读的理解。如有问是否"知得这个道理从而志之",朱熹回答:"不特是知得时方志,便未知而有志于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得于心,虽是有得于心而不失,然也须常常执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则固不至于不孝,若不执守也有时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则固不至于不忠,若不执守也有时解有脱落处,这所以下一'据'字。然而所以据此德,又只要存得这心在,存得这心在时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说'依于仁';工夫到这里又不遗小物,而必'游于艺'。"有问"若是'志于道,据于德',则虽初学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据于德',则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于仁',则仁是指全体而言,如何便解依得它?"朱熹回答:"所谓'据于德',亦须是真个有是德方可据守,如事亲时自无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馀亦然。亦非初学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朱熹还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当为之理,为君有君之理,为臣有臣之理,'志于道'者留心于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则当据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舍之意。既有所据守,又当依于仁而不违,如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是也。'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显然,朱熹是从个人修养的为学路径来理解孔子的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思想的。

  

   的确,孔子是从指导学生进行文学修养的学术路径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一思想的,这一思想是一个完善的整体。需要讨论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是否有先后之序或轻重之别?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孔子的论述: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学而》)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从上引第一章来看,就轻重而言,孔子似乎认为"行"比"学"重要;就先后而言,孔子似乎认为"学文"应在"行有馀力"之后。从上引第二章来看,就轻重而言,孔子似乎认为"文"比"知、不欲、勇、艺"重要;就先后而言,孔子似乎没有明确的意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在这里讨论的都是"行"与"学"的关系,并非为学之路径。就"行"与"学"的关系而言,孔子历来主张"行"比"学"重要,这不是不重视"学",而是强调"学"的目的仍然是"行",即社会实践,孔子所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就是这个意思。但孔子又并非简单地强调"行"重于"学",他同时也强调"行"要有"学"的指导和"文"的贯彻,"文"与"学"要贯彻落实到"行",这就是"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和"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的真谛。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相互关系。

  

   宋人对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相互关系有深入的研究,赵顺孙(1215~1277)《论语纂疏》纂集了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看法:

  

   辅氏曰:"先后之序谓'道、德、仁、艺'之序,轻重之伦谓'志、据、依、游'之伦,先者重而后者轻也。本与内谓'道、德、仁',末与外谓'艺',在彼之序虽有先后,在我之伦虽有重轻,而未尝偏废,所谓兼该而交养也。日用之间如是用功,无少间隙,涵泳从容于义理事物之间,则将优游餍饫而忽不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陈氏曰:"初学须循四者之序而不可乱,到成德后日用间四通八达,穿穴玲珑,方有更相为用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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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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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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