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 尹继武: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建构主义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7 次 更新时间:2003-07-28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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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   尹继武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无论就国际关系的表象还是其实质而言,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都成为国际社会头等重要的问题。毋庸置疑,美国接连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反恐战争的国际战略格局意义及其世界经济影响,但却鲜见对其在观念领域所造成的重大冲击及其深远的国际文化意涵进行分析的专论。事实上,美国反恐战争所造成的观念更新比短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转换更为根本和久远。而且,当前的分析大都是比较零散和短时段的,很少有人把自美国遭到袭击以来的反恐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学理阐述。鉴于此,本文拟借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对美国反恐战争进行系统的文化探析。

  

   一

  

   建构主义重视文化,把文化定义为共有观念、共同知识,国际文化就是共有观念的国际化或国际层面的共有观念,视国际体系为国际文化结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根据国际社会关于暴力的不同观念区分了三种国际文化结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这种划分高度概括和抽象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不同形态,对于我们把握整个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是比较粗略,很难用于相对较短时期的具体案例分析。事实上,在每一种国际无政府文化之下我们都可以区分出许多差异很大的亚文化。

  

   建构主义学者一般认为,当前的国际社会处于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洛克文化体系中,各国从国家利益出发相互竞争,追求生存与发展也允许别国生存与发展,主张有限暴力,重视绝对收益。[1](P.62-73)即使处于一超独霸地位的美国在多数情况下也遵循洛克文化的基本逻辑,尽管不时也呈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特征。但是,综观"9·11"事件前后的国际关系,国际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并未改变洛克文化的实质):"9·11"事件以前,各国缺乏共同的敌人,在安全领域很少合作;"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工业共同敌人,反对恐怖主义的共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尽管在关于恐怖主义的内涵以及反恐的方式、手段等问题上还存在重大分歧[2](P. 44-47)。本文用"反恐文化"的概念来标志"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所产生的不同于以往的亚洛克文化类型。同时,由于反恐文化的本质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本文区分三种类型的反恐文化,分别用后缀(Ⅰ)(Ⅱ)(Ⅲ)加以标志。

  

   反恐文化具有内在的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它需要在空间上向国际层面扩展为国际反恐文化,在时间上内化为各国自觉遵守的具有建构作用的国家反恐文化。对此,建构主义学者玛沙·费里莫认为,国际规范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涉及三个阶段:文化规范的出现--文化规范的扩展--文化规范的内化。在一、二阶段存在一个倾斜点能够使许多相关国家接纳该规范。在规范出现阶段,规范倡导者努力使一些关键性国家(规范的领导者)接受新的规范;第二阶段,规范的领导者使其他国家社会化,从而成为规范的遵守者:一方面规范领导者通过说服、施加压力等推动规范的社会化,另一方面规范扩展的对象国主动学习、模仿等也促进了规范的国际社会化;在规范扩展的末段出现规范的内化,规范取得了一个当然的性质,不再成为民众争论的话题。同时,费里莫也指出:并非所有规范都能完成一个生命周期,许多新出现的规范没有到达倾斜点就中途夭折了。[3](P.881-917)本文拟借用费里莫的分析框架,融合温特的三级内化机制及其"国家中心论"的逻辑假设,以"反恐文化"为关键变量,对"9·11"事件以来三种类型反恐文化的生命周期进行详尽剖析。

  

   关于文化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化的根源,温特认为关键在于"文化负载者之间进行的竞争",这种竞争至少有五种根源:一种文化中不同逻辑的内在矛盾;无法彻底社会化的施动者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共同知识;共有知识产生的非本意结果;外力震动;文化内部产生的新观念,即创造力。[4](P.234-235) "9·11"事件作为强大的外力震动首先使当事国--美国在相当短时间内形成"本能反应式"的反恐思想:恐怖主义是美国的敌人,战争的对手,本土安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反对恐怖主义应是其第一反应[5](P.24-38)。这样,无须太多的推理和利益权衡,便在美国国内迅即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复仇式反恐文化: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必须反对恐怖主义,尽管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如何反恐等问题上还存在重大分歧。

  

   建构主义认为,(国内)文化结构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身份又可以建构利益,或者说,国家关于身份的观念建构了国家关于利益的观念(主观利益);这样的利益观念又导致了与其一致的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1] (P.69)美国国内文化结构的内涵改变,反恐文化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轻重缓急秩序得到了调整,上升为首要地位。美国举国上下对反恐拥有了一种"共有观念":恐怖主义已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大的政治文化"。在美国国内形成的反恐文化作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以社会共有观念的属性通过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再建构,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确认和排序,势必造就相应的对外政策行为,而这种行为又会加强和再造这样的观念。由此,美国国内反恐文化得以不断加强,在国内政界、知识界和民间最终形成,并反过来不断重塑和强化美国的反恐身份与利益,继而建构美国的对外政策与行为。这样,反恐文化(Ⅰ)首先在美国形成,美国成为规范的首要倡导者,由于美国同时又是规范的领导者,所以第一阶段"反恐文化(Ⅰ)"的出现在实践中自动完成,无须规范倡导者对规范领导者的说服。

  

   单个国家反恐文化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国际反恐文化的形成。在美国形成的反恐文化(Ⅰ)需要国际社会化才可能成为国际反恐文化,即规范扩展的第二阶段。规范通过两种路径扩展:规范领导者的说服施压与规范扩展对象的学习和模仿。规范扩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三个方面:规范护持国的国际权势地位与威望;规范本身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规范扩展对象国的相关政治文化属性。试想这种袭击如果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或者非洲小国,即使反恐文化在该国国内形成,也很难向外界扩散并形成相当范围的共有文化。这是因为一种文化的形成及其变化有赖于主要的文化负载者--关键国家的作用,关键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决定性地促发某种观念的传播和社会化。所以,温特强调大国对外政策的"行为选择"和"道义责任"。[4](序言,42)由此,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及其超级大国的传导机制,为反恐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扩散奠定了基础。

  

   建构主义强调进程,文化扩展的"生命三周期"是在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中进行的。只有在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中,单个国家的内部观念才可能成为共有观念。当一个或几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把内部观念的变化带入国际社会时,文化结构变化在进程的支撑中就成为了可能。下图是建构主义文化结构变化的抽象过程:

  

   Ⅰ、国家A、B在原有文化结构观念指导下进行对外政策行动;

   Ⅱ、国家A通过其他途径形成新的观念,并在其指导下进行对外政策行动;

   Ⅲ、国家B解读国家A的行动的意义;

   Ⅳ、国家B调整原来的文化观念形成新的观念,并在其指导下作出反应;

   Ⅴ、国家A解读国家B的行为意义并作出回应;

   Ⅵ、国家A、B在互动层次上形成新的共同知识;

   ……

  

   图1 文化结构变化的国家进程模式[6](P.403-407)

  

   起初,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洛克文化体系中缺乏共同敌人,根据相互竞争的逻辑进行对外政策活动。当"9·11"恐怖袭击事件促发美国反恐文化(Ⅰ)的急剧形成后,美国根据一切以反恐为中心的新的国家身份和利益迅速调整其对外政策活动:宣布恐怖袭击为战争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宣称"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边,要么与恐怖主义为伍",对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进行说服和施压,组建反恐联盟。另一方面,由于反恐文化(Ⅰ)本身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恐怖主义确实是国际社会的毒瘤[7](P.17-20),反恐与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以及现有的国际文化基本一致,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由于这种具有合法性的反恐文化(Ⅰ)与各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基本相融,所以其他国家大多主动"学习"和"模仿"了美国的反恐文化(Ⅰ)。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的一致通过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一般性辩论对恐怖主义的一致谴责宣示着反恐文化(Ⅰ)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反恐文化(Ⅰ)的进一步扩散与深化,在社会化的末段,反恐文化(Ⅰ)的内化阶段出现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接受了反恐文化(Ⅰ),并以此来建构或重构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塑造对外政策行为,这种文化取得了合法性,对其遵守成为一种自动现象,无须任何压力。由此,在微观层面上,反恐文化(Ⅰ)被世界各主要国家内化;在宏观层面上,美国反恐文化(Ⅰ)上升为国际反恐文化(Ⅰ),并成为国际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美国反恐文化(Ⅰ)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历经三个阶段迅速取得成功。

  

   二

  

   由于恐怖主义袭击是非对称攻击,反恐也属于非传统安全,那么反恐应该反对谁?如何反对?显然,仅仅拥有一种反对恐怖主义的观念是不够的,反恐文化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强烈的复仇心理使美国人不甘于只从观念上、口头上或法律上反恐,不能把恐怖主义当成海市蜃楼,必须为其寻找依托。首先美国把抽象的恐怖主义具体化为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以及其他美国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然后运用传统安全手段进行反恐,即不但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还要反对甚至打击支持庇护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和政府,把非国家目标国家化;接着美国不但从法律和外交领域进行反恐行动,而且着手准备使用武力反对恐怖主义;最后美国关注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找武力还击的合法性。[8](P.39-55)事实上,上述行为是建立在"个体或集体自卫权"的后发防御主义以及多边主义观念基础上的,即主权国家在遭到武力攻击后所拥有的个体或集体的防御性武力报复的权利,同时这种武力反击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多边安全机制的授权,所以具有较大的合法性。据此,反恐文化(Ⅰ)的内涵不断扩大,新的反恐观念在美国率先形成,即反恐文化(Ⅱ):恐怖主义必须反对,而且在后发防御主义(受到袭击后反击)与多边主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基础上可以武力反对恐怖主义。

  

在反恐文化(Ⅱ)中,由于后发防御主义与多边主义基本与国际关系传统理念以及当前洛克文化体系基本规范相符,从法律或道义上容易为国家所接受。但是对于"战争"本身作为一种首要手段的合法性国际社会存在着分歧(尽管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载有有关使用武力的条款,但是各个国家的理解和解释存在巨大差异)。更进一步,美国试图对阿富汗发动的军事攻击也对国家主权原则提出巨大挑战,尽管对于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存在争议[9](P.66-73)。上述两点与世界各个主要国家的国内文化规范的匹配相容程度也非常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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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北京)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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