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看不见的中东——一个从“反帝”视角出发的全球史叙事尝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4 次 更新时间:2017-10-11 13: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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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1917年12月9日,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一个月之后,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萨勒姆·侯赛尼打着白旗,向前来的英国埃及远征军投降。耶路撒冷被英军占领,正式开始了其长达29年的英国委任统治。作为1915年以奥斯曼帝国尝试夺回苏伊士运河为开端的西奈及巴勒斯坦战役的一部分,占领耶路撒冷的英国埃及远征军在埃德蒙德·艾伦比将军的带领下,击败了在德国人埃里希·冯·法金汉指挥下的奥斯曼“雷电”集团军群。占领耶路撒冷无疑从士气上鼓舞了当时西线频频失利的英国。当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称之为“送给英国的一份圣诞大礼”。

   对于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段历史的重点在于,一方面,耶路撒冷的陷落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奥斯曼帝国最终的崩溃历程;另一方面,英国在中东战场上的胜利以及奥斯曼的崩溃,也伴随着一场后来被称为“阿拉伯的觉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建国运动。这场民族主义建国运动的历史叙事围绕着三个重要的殖民史事件,即:“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1915〜1916)、“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以及最终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贝尔福宣言”(1917)。

   我们可以发现,以这三者为核心的历史叙事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西方中心假设,即以欧洲族裔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组织与认同形式,开启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历史进程。在这种预设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背后,那种伊斯兰内部的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回应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现代”政治体制建设与发展的兴趣占据了历史叙事的中心。

  

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史


   西方的历史学者们将晚期近代的开端划在18世纪晚期。通过一系列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内的事件,用政教分离、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议会制度与现代共和国的形成等发生在欧洲历史内部的关键事件为中心,对整个世界的现代历史进行整体叙述。在这背后,潜藏着一种他们对欧洲基督教“文明教化任务”的默认。

   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不少历史学家,在讨论世界现代历史进程时,会不约而同地用“冲击-反应”的逻辑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因。从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殖民力量的确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确实又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模仿。

   的确,直至18世纪中期,地球上70%的人口仍旧生活在包括中国清王朝、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王朝在内的这类农业帝国治下。这类帝国领土辽阔,族群多样,社会经济基础主要依靠农业。而在此之后一百年的时间里,起源于欧洲西北部的商业社会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影响了全世界。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论证,商业资本主义在传统农业帝国内部早已经各自独立出现。但不可否认,一系列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将世界编制成了一张更为紧密的网络。

   当然,在欧洲西北部那些国家开始进行远洋贸易之前,普世帝国的确最有效地扮演着社会组织与资源分配的作用。西班牙帝国在美洲进行殖民扩张之前,世界最大的两个陆地整体上的文明各自相对独立发展,而它们均选择了以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对土地和资源进行管理。

   而随着殖民的扩张,世界版图上的“非西方”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伊朗、中国纷纷开始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有着类似的步骤。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些非基督教帝国都经历了军事现代化、工业化改革以及法律改革。改革之后的帝国也都在革命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多重压力下崩溃。但是,那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完全无法真正展现19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甚至也无法展现在这一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各个国家社会内部相应发生的复杂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在布罗代尔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叙述中所描绘的那样,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一种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形成,我们不可否认,欧洲在这个历史关键性转折过程中扮演着“中心”地位。沃勒斯坦则用了“世界体系”这一术语来阐释这种从经济基础出发,解释世界政治、社会、历史关系的研究视角。

   这种视角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了一起,原本分散的国家与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过程恰恰是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也是作为一个体系的“世界史”得以出现的过程。


欧洲殖民扩张与民族主义觉醒

  

   让我们重新回到本文开头所描述的西奈与巴勒斯坦战役,尝试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介入,并进一步展现这其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参与这场战役的“雷电”集团军群在奥斯曼的“现代化”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德国人埃里希·冯·法金汉1917年7月到达伊斯坦布尔。军团中,第七军的指挥官便是凯末尔。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在焦头烂额地在多个战线上疲于奔命。在帝国的东部边疆有来自俄国的压力,西线则主要有英法两国在步步紧逼。而1916年10月,在驻埃及英军的鼓动下,麦加守护者侯赛因·谢里夫自立为阿拉伯人的国王。奥斯曼帝国发现,自己的内陆边疆也受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义的威胁。1917年2月18日,在加里波利战役成功抵御了英军的凯末尔,由于其之前在利比亚昔兰尼加处理过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奥斯曼起义的经验,被任命为奥斯曼汉志远征军指挥官。

   然而,就在8天之后,当凯末尔到达大马士革之后,奥斯曼驻叙利亚的总督便决定,与其派兵去遥远的汉志省,不如在这危急的时刻,进一步支援巴勒斯坦前线。当年7月4日,凯末尔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雷电”集团军群第七军的指挥官。在筹备作战期间,凯末尔得知,在加沙前线的德国人私下里与当地阿拉伯部落首领之间建立起了合作协议。

   凯末尔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与任何一个阿拉伯部落建立起联系,必定会激怒其他阿拉伯人的部落。这种内部潜在的不稳定局面将会给奥斯曼帝国的治理造成极大的不便。凯末尔甚至怀疑,德国人在与奥斯曼帝国合作的同时还心怀二意,企图夺取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信任。凯末尔强调,无论是民事还是军事管理权,都应当牢牢掌握在奥斯曼穆斯林的手中。这场围绕着军事资源部署以及处理阿拉伯民族主义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最终凯末尔于当年10月4日向法金汉提出了辞呈。

   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的立场,必须将其放在一个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形成的进程中。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那种民族主义知识,除了出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间之外,还被扩张中的欧洲殖民帝国,策略性地“带入”了非西方世界。在这种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出现的,被甄选与扶植的民族独立运动,无疑确证了卢森堡在通过分析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性质建立起的判断。

   在她看来,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主义兴起的物质基础与中欧地区受资本主义发展影响而形成的那种民族国家认同有着根本差异。波兰的民族主义“根源于未开化的封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现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统治者的经济需要,在卢森堡看来,并不具有普遍的进步意义。相反,在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波兰的工业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业。因此,波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是一种 “殖民化的产物”,是“移植到波兰土地上的外来物”(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因素”。

   在这里,卢森堡将殖民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与弱小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国家之间形成的霸权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民族主义”的认同在世界不同地区则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动力,进而形成了对“国家”这一政治认同概念阶级性差异的具体判断。

   不过,卢森堡所批判的这种“形式上独立”的民族自决,在脱离了欧洲语境之后,似乎只能够解释一部分发生于非西方世界的民族独立现象。

   以中东地区为例,通过20世纪上半叶民族独立运动而建立起的国家中,既有以宗族认同为基础的部落王朝,也有尝试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为认同,甚至还包含一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国。

   而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情况下,唯一能够普遍联系这一广泛地区现代历史与政治经验的任务,甚至并非是针对欧洲帝国的去殖民,而是针对更具广泛意义、且表现形式多样的“帝国主义”的反叛。

   这种来自帝国的霸权,既包含了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秩序下的霸权,也连接了诸如奥斯曼帝国那样以主导民族沙文主义为基础的霸权,以及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当然,后来苏联将列宁这一表述改为“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重新去理解列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帝国主义战争”的表述,便能理解他对民族自决权的辩护及其背后所包含的丰富性。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发生于新旧两种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还透过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传递着新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这种民族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下,绝大部分的亚洲地区或者作为列强的殖民地,或者作为被压迫民族,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作为依附者存在。

   因此,在这类地区,以民族运动为动员模式的对抗活动,无疑是对这种不平等秩序最有力的打击,也是这类被压迫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


维也纳体系与欧洲诸国的政治博弈

  

   事实上,从这种反帝的历史出发,我们还可以重新审视我们今天潜移默化的那种欧洲中心式的历史叙事。对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来说,一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左右了欧洲秩序将近一百年的维也纳体系的终结。对于维也纳体系的讨论,一个常见的西方中心式的范式是将其作为现代外交,特别是以和会谈判形式,协商解决冲突,维持和平这种规范的开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出现于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从实践上给出了一种对“国际”秩序的管理模式。

   然而,这种诞生于拿破仑战争之后,意图通过权力平衡而达到的国际和平,与其说是面向“国际”的,不如将其看做是一种欧洲内部的地方性知识。而也只有将维也纳体系视为区域性的“国际”规范,才能理解将这一体系的终结定位于一战的爆发这一历史叙事背后的逻辑。

   作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建筑师,奥地利保守主义政治家克里门斯·冯·梅特涅也意识到,19世纪的欧洲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北大西洋沿岸诸如英国、荷兰这类民族国家,它们的国家政策与利益受市场与自由贸易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则是易北河东岸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君主制国家。另外,来自俄罗斯帝国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强大压力也是维也纳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因此,梅特涅为欧洲设计了一种以各种复杂条约为手段的制约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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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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