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1 次 更新时间:2017-10-10 09: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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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章提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又说:“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明南都倾覆之后,钱柳的有关诗作不少都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关联,往往今典、古典交错互用,给笺释者造成一定困难。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是一显例。所以寅恪先生说:“细绎牧斋(钱谦益号牧斋——编者注)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柳如是别传》既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杰构,又是辨认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文本阐释范例。

  

7.《柳如是别传》:“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痛史。如果易名为《明清易代史》也名副其实。当然寅恪先生不会同意易名,他宁可叫做《别传》,也不愿意修一部类乎所谓“正史”的史著。论者多有为陈寅恪先生未能写出一部通史而遗憾者,可是这部八九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其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虽然通史之作和断代史之作,在书写体例上宜有不同,但修史之功力和价值却可以比较。

   《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别传》也是陈寅恪一生学问的结晶,此有第一章“缘起”所说,著书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可证。虽然,《别传》的资料排比和诠释方法与已往著述一脉相承,但所涉内容的复杂以及历史场景的范围,前此任何一部陈著都不能与之并观。《别传》同时也是著者寄托遥深之书,这有“缘起”章自述撰著目的时所说之“温旧梦,寄遐思”为证。

   至于《柳如是别传》的卷首和书的中间,何以插入众多著者的诗作,只要知道《别传》不是寻常的史学著作,而是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一种史著新体例,就不会感到诧异了。关于此点,笔者曾撰《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对之析论甚详。而最早研究陈寅恪史学的余英时先生,不久前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的“书成自述”里,写下一段极有体会的话:“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可谓知者之言。

   诗无定式,史无定法。“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然包括传写之不足,则论议之,论议之不足,则感叹之,感叹之不足,则歌之诗之等等。《别传》卷前最后一首题诗的尾联云:“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则寅恪先生不仅有预期而且有预见也。

   8.“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

   世间凡读寅恪之书者,知寅恪其人者,无不感受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苦痛,而且哀伤的意味大于苦痛。按心理学家的观点,“哀伤”和“记忆”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记忆”使得陈寅恪如此哀伤以至哀痛呢?说到底,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义宁陈氏一族的事功鼎盛时期,是1895年至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当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湖南新政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邹代钧、熊希龄、皮锡瑞等变法人士,齐集右帅(陈宝箴字右铭,因此又被称为右帅-编者注)麾下,以至于有天下人才都到了湖南的说法。改革措施不断出台,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成绩斐然。更有时务学堂之设、湘报馆之办、南学会之开,一时名声大震。义宁父子“营一隅为天下倡”的理想实现在即。

   但百日变政、一日政变的戊戌之秋突然降临,慈禧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京师菜市口,通缉康、梁,陈宝箴、陈三立则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一年的冬天,陈宝箴离开长沙抚院,携全家老幼扶夫人的灵柩迁回江西南昌。当时陈三立大病,三立大姊痛哭而死,寅恪长兄师曾之妻范孝嫦(清末杰出诗人范伯子之女)不久亦逝。陈寅恪这一年九岁。而1900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刚住到南昌西山肙庐仅一年多的陈宝箴,“忽以微疾而终”(笔者曾撰文《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考实》,对此一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辨析考论,载《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合刊)。突如其来的“重罚其孤”,致使陈三立锻魂?骨,悲痛欲绝。如果不是有所待,他已经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此后每年春秋两季都到肙庐祭扫哭拜。眷属和子女暂住南昌磨子巷,主要靠亲友借贷维持生活。一个家族的盛衰荣悴之变如此之速,其所给予年幼成员的影响势必至深且巨。

   而国家在戊戌之变以后大故迭起。1899年,慈禧大规模清剿“康党”,欲废掉光绪未果,义和团开始变乱。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激化了与西方诸国的矛盾,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1901年,清廷与十一国公使团签定“议和大纲”,重臣李鸿章病死。1902年,仓皇出逃的两宫还京。李鸿章之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打起,结果日本占领更多中国领土。清廷在这一年开始赦免除康、梁之外的戊戌在案人员。1905年,废科举,设学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1907年,张之洞入军机。

   1908年,慈禧和光绪均逝,宣统即位。1909年,张之洞病逝。1911年,辛亥首义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尔后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溥仪出宫,国共合作,北伐战争。1931年,日本占据东北。1937年至1945年,全民抗战。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五十年代以后,则土改,镇反肃反,三五反,院系调整,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合作化,科学进军,大跃进,锄四害,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困难反苏修,城乡四清,文艺整风,直至“文革”大劫。此百年中国之一系列大变故,均为陈寅恪所亲历,早为目睹,后则耳闻。如果是普通细民或庸常之士,可能是身虽历而心已麻木。但陈寅恪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有特殊家世背景的极敏感的历史学家。他对这些愈出愈奇的天人变故能不留下自己的记忆吗?能不为之哀伤而叹息吗?

   抑又有可言者,同为哀伤,宜有深浅程度之分别。陈寅恪之哀乃是至痛深哀。其所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有言:“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故此语虽为静安而设,其普世价值与寅恪亦应若荷符契。所以《陈寅恪诗集》中,直写流泪吞声的诗句就有二十三联之多。兹将相关联句依《诗集》所系之时间顺序摘录如下,以见其至哀深痛之情状:(括弧内是诗句的写作年份)“残域残年原易感,又因观画泪汍澜”(1913),“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1927),“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1938),“眼泪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1945),“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1946),“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流命见升平”(1948),“惟有沈湘哀郢泪,弥大梅雨却相同”(1951),“葱葱佳气古幽洲,隔世相望泪不收”(1951),“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1953),“论诗我亦弹词体,怅望千秋泪湿巾”(1953),“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1955),“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1957),“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1964)。

   陈寅恪不是一般的流泪,而是“泪汍澜”、“溅泪流”、“泪不收”、“涕泗涟”、“泪湿巾”、“贮泪盈把”,可见悲伤之情状和哀痛之深。这是很少能在另外的文史学者的文字中看到的。即使是现代的诗人、文学家,也不多见。南唐后主李煜有“以泪洗面”的传说,但形诸文字中也没有写的如此泗泪滂沱。然则陈寅恪深度哀伤的缘由究竟为何?此无他,惟“家国”二字而已。故上引诗联有“衰泪已因家国尽”的句子,他自己已讲的非常清楚。

   我十余年前写过一篇《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的文章,解析《陈寅恪诗集》里所反映的他的家国情怀,曾举出多组关于“家国”的诗句,如“家国艰辛费维持”、“死生家国休回首”、“频年家国损朱颜”、“家国沅湘总泪流”等等。并且发现陈三立的诗里面,也不乏类似的句子,如“羁孤念家国”、“旋出涕泪说家国”、“百忧千哀在家国”等,父子二人都在为家国的不幸遭遇而流泪。陈三立的诗句是:“百忧千哀在家国”,陈寅恪的诗句是:“衰泪已因家国尽”,其措意、遣词、指归,以及情感的发抒,完全一致,哀伤的程度似乎也大体相同。所以然者,则是与陈氏一家在戊戌之年的不幸遭遇直接有关。故陈寅恪的诗句反复强调:“家国沅湘总泪流”、“泪与湘江一样流”,明确透露出与此哀此痛直接相关的湖南地域背景。

   陈氏家族的遭遇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慈禧政变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难以言喻,包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许多伤害国族民命的后续事变,都是那拉氏的倒行逆施结出的果实。因此陈寅恪作为历史学者,他不仅有“哀”,其实也有“恨”。所“恨”者,1898年的变法,如果不采取激进的办法,国家的局面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不赞成康有为的激进态度,而主张全国变法最好让张之洞主持,以不引发慈禧和光绪的冲突为上策。这就是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六节“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里所说的:“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也就是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里所说的: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对戊戌变法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作了严格区分,以追寻使国家“大局遂不可收拾”的历史原因。

  

9.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如今沧海已桑田”


   1965年冬天,也就是陈寅恪先生逝世的前四年,他写了一首总括自己一生的哀伤与记忆的诗篇,这就是《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

   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

伤心太液波翻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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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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