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掌握政治权力并统御领土和人民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就是“民族国家”。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这样的国际组织，还是微软、沃尔玛、三星这样的跨国巨头，即使能对政治过程发挥重要影响，也绝没有对领土或人民宣称权力的资格。主权，只握于国家手中。

不过，作者首先指出：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民族国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新生物”而已。他没有说错，相较于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历史，民族国家的确于晚近才出现。如果说民族国家拥有能和其他各种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明显区分的特征，那就是“人民主权”——只有这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将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其全体居民的“共同意志”之上。

当然，除了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各种政治组织模式中，影响力最广泛，也是最持久的，就是“帝国”。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帝国已经在世界各地统治了至少5000年。这样一比较，民族国家“占领”全球的时间，真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何谓“帝国”

作者对帝国的典型特征做了概括，大致有五点。

第一，帝国的秩序是围绕着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建立起来的，统治者只有一个，就是君主。第二，帝国的身份等级由家族和血统决定，由此形成了社会和文化的阶级固化。第三，帝国内部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因为君主不需要，也无能在整个社会领域实现文化上的同质性。第四，对内，帝国通常没有固定的管辖领域，而对外，则没有清晰和永久的疆界。第五，帝国不承认竞争者，每个帝国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世界秩序，因此都会推行普遍主义信条和社会同化政策，而借助的则是宗教或者某种宇宙哲学的话语体系。

有意思的是，虽然帝国天生带有扩张的基因，但其在统治时却往往能保持较长时期的某种“霸权和平”。无论是公元前的亚述、罗马，还是后来的西班牙、中华文明，乃至晚近的不列颠、苏联和美国，这些“帝国”都维持了一种霸权治下的稳定和秩序。

依照传统的史学观点，帝国的时代早已远逝，现今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政治组织形态是民族国家。不过，这种观点有一个基本前提：帝国和民族国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组织形态。作者指出，传统的叙事往往夹杂着目的论色彩，认为帝国是靠垂直方式——压迫、等级和文化异质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靠水平的方式——公民的平等、立宪主义和文化同质性——结合而成。说得更直白一些，这种叙事将帝国和民族国家分别对应不平等和平等，后者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无疑有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作者和其他几位学者对这种“正统的”叙事提出了挑战。作为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学者们对传统的看待民族国家与帝国关系的二分法视角提出的批判性观点。正如作者所说，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在于“找出新的研究途径，以结合历史学、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最佳见解”。

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历史轨迹和社会现实

JohnBreuilly、John A. Hall、GeorgeSteinmetz和Julian Go四位学者关注的重点都是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制度和组织问题。其中：

JohnBreuilly在《现代帝国和民族国家》（Modern Empires and Nation-States）一文中提出，在比较民族国家和帝国之前，首先得区分古代的和现代的帝国。换句话说，帝国本身已经变了，现代化的帝国和民族国家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现代帝国和民族国家一样，有很明确的民族内核，这和文化、民族多样性的古代帝国有很大区别。

JohnA. Hall在《认真对待自大狂：草记》（Taking Megalomanias Seriously:Rough Notes）一文中也关注现代帝国的历史成因。他认为古老的帝国秩序是被帝国自己的行为摧毁的，也就是说，现代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兴起，实际上是因为帝国自己的行动或者不作为造成的。其中，在政治上排斥少数群体，对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帝国的崩溃最为关键。

GeorgeSteinmetz在《启动帝国的三把钥匙：在1896年柏林贸易展览会上构想帝国图景》（Empire in Three Keys: Forgingthe Imperial Imaginary at the 1896 Berlin Industrial Exhibition）一文中也探讨了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张力。他以德国为核心，借1896年柏林贸易展览会分析了德国是如何建构帝国型国家的。

和上面三位一样，Julian Go同样质疑用二分法视角看待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传统观点。他在《民族和帝国的神话：美国的自由帝国——国家的逻辑》（Myths of Nation and Empire: The Logic of America’s Liberal Empire-State）一文中重点分析的是民族国家和帝国在统治策略上的相同之处。他认为两者都有等级制；不平等、压榨和征服不仅仅属于帝国，也同样属于民族国家，美国就是一个典型。

前述的四位学者都是从制度、组织和战略角度论述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联系，而Partha Chatterjee有所不同，他关注的是“人民”的角色。在《帝国、国家和人民：帝国特权和殖民地特例》（Empires, Nationsand Peoples: The Imperial Prerogative and Colonial Exceptions）一文中，他特别对“人民主权”进行了精细剖析，认为当代世界实际上对以前的帝国有很多继承，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那些后殖民地社会中，所谓的完整的人民主权一直都没有实现。

而另一位学者，Sandra Halperin，则提出了“帝国城邦”的概念。在《帝国城邦与民族国家形式：对当代秩序史的反思》（The Imperial City-State and the National State Form: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ntemporary Order）一文中，Halperin批判了民族国家是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观点，认为两者都衍生于帝国城邦。她认为民族国家只是二战之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事物，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政策的没落，很多前国家的组织结构又会重新出现，而其围绕的核心就是帝国城邦。

KrishanKumar则是一位关注“时间”的学者。他在《帝国的时代：欧洲帝国发展中的瞬时与系谱》（The Timeof Empire: Temporality and Genea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Empires）一文中指出，帝国强调传承。因此，虽然被时间隔开，古代和现代的帝国却被语言和共同的荣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欧洲所有的帝国都以罗马为典范，或者说，是罗马帝国给予了欧洲人关于帝国的所有想象。

与Kumar关注欧洲不同，Peter Perdue将眼光投向了亚洲。在《对亚洲跨国和比较帝国历史的反思：承诺、危机和前景》（Reflectionson the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 of Asia: Its Promises,Perils, and Prospects）一文中，Perdue探讨了东亚的民族国家和帝国问题。Perdue指出，对于亚洲帝国历史的研究，缺乏跨国界的方法。学者们总是囿于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带着民族国家的眼镜去看待帝国的，需要找到新的分析方法。

最后谈的则是本文作者的作品——《建国：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绵延》（The Foundation of Statehood: Empires and Nation-States in the Longue Dure′e），主题是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模糊关系。作者同意前面几位学者对简单的二分法提出的批评，重点讨论了民族国家和帝国的相似性。在他看来，政治实体的转换，有三点至关重要的因素：高压政治的科层化、离心的意识形态化和对琐碎生活的无所不包，而文章的目的正是试图解释这三种因素是如何使帝国演化为民族国家的。

“国”，给人以延续和永恒的感觉，因此人们会将自己所在的“国”——无论称其为什么——视为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很少会产生变更政体的想法。尽管如此，帝国、城邦、民族国家和其他形式的政治实体还是会消亡,而这些罕见的时刻告诉了人们政治制度是偶然的、不稳定的、多变的。民族国家和帝国，并非是像磁铁两极那样的对立物。

（编译/鲁昊源）

编译文章：

Siniša Malešević，Empiresand Nation-states：Beyond the Dichotomy，Thesis Eleven，March23, 2017.

网络链接：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7255136177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