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为尽志不至,可以无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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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进入专栏)  

  

   自19岁自学《资本论》始,研究经济学已三十有五年。数年前,朋友建议将多年来的论文和文章结集出版。然自知学术价值有限,未敢轻允。数月前被确诊身罹癌症,遂萌生出版文集之念。既自视不高,如何还要浪费纸张?勉强找到的理由是:文集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对寻觅“失踪者们”的足迹,或有一定史料价值。

   文集中的论文和文章按写作时间和内容(两者基本一致)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中的三篇文章并非真正经济学之作。它们分别写于1970、1974年和1995年。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一些乳臭未干的少年执拗地要去背负历史的十字架。他们崇拜拉赫美托夫、牛虻和保尔·柯察金;却又相信“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②]。古往今来,在无“罪感”[③]的汪洋中,“平庸的邪恶”[④]或毋宁说“邪恶的平庸”永远是胜者,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的结局必定悲惨。这些轻狂少年大都已随时间而湮灭,现在已无人知道他们,更无人想知道他们。最悲哀的是:他们牺牲一生最美好时光所换来的,不过是恢复了“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但这又怪得了谁?金圣叹嘲笑得好:“谁叫你赤膊?”[⑤]1970年的《关于学习的几个问题》一文意在呼吁大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全人类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然而,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你信仰你就信仰,谁叫你思想。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荒谬派对那些千方百计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思想家的抨击所显示的,任何证明上帝存在的企图都是对上帝的亵渎。难道你的理性高于上帝不成?为了这篇现在看来完全无害的文章,我理所当然地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对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专门研究,1974年的《关于秦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一文的价值仅在于它的弦外之音:一个年轻人对“专以天下自适”,“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⑥]的独夫思想的反抗以及对文人帮闲的憎恶。这么多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争先恐后地为虎作伥,而现在又心安理得地将这一切统统忘掉。实在可悲、可叹!重读文革期间仅存的两篇幼稚之作,我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凉。“悟以往之不谏,知无来者可追”。将它们收入文集就权且作为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罢。进入“而立之年”之后,我不再专门研究、更不发表纯经济学之外的问题。写于1995年的《我们自己眼中的中国》是唯一例外。当时回国不久,对国内的进步欢欣鼓舞,对洋人的说三道四深感不快,有感而发。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篇与conscience与justification有关的文章。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职业经济学“家”本不应破坏自己遵守多年的规矩,就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悔之晚矣。只好收入文集,以“立此存照”。

   文集的第二部分为20世纪80年代初所作有关马克思《资本论》的三篇文章。从1967年到1970,我用了两年半时间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以后又多次重读《资本论》。坦白地说,我对马克思《资本论》经过了多个“不懂-懂-又不懂”的“螺旋形循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以范畴的辩证运动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和他所喜欢使用的“实体性”概念等等都是十分难于把握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加以说明,等等。”[⑦]在学习《资本论》的初期,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追踪“范畴的辩证运动过程”,并希望从中演绎出对当代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的必然性解释。就我自己而言,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的。后来,我不再关心“正题”和“反题”如何产生“思想”,对立的思想如何产生“思想群”,“群的辩证运动”如何“产生系列,”“系列的辩证运动” 又如何“产生整个体系”等等。 [⑧]我感到,由“范畴的辩证运动”所构成的“辩证逻辑”不是一种与形式逻辑相对立并高于后者的逻辑。换言之,两者是属于不同种属的概念,不能构成对立的统一,并不存在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并与之对立的第二种逻辑。如果说形式逻辑是思想的语法,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安排思想素材的框架和体例。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研究《资本论》中的具体问题,并依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如“无矛盾性”的规则)来解读《资本论》。在这个过程中,把《资本论》中的个别(individual)理论用数学语言重新加以表述,并通过数学演绎发现其中可用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内涵成为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工作。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最有实践意义也是一般读者感到难于掌握的部分。《马克思再生产模式的数学推广》发表于1987年,但实际上是在1981年完成的[⑨]。在这篇论文中,我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表达成一个差分方程。通过对方程的求解和分析,进一步演绎了马克思再生产模式中所蕴含的内容。事实上,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就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推导的复杂性来说,大大超过了后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实事求是地说,《资本论》包含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增长理论的丰富素材。《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这篇文章给出了列宁的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式。列宁的《论市场》一文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列宁通过假定第一部类可以以高于第二部类的速度增长,论证了俄国贫困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列宁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列宁在写《论市场》时只有23岁,其逻辑思维的严密性使我深感吃惊。我用一个差分方程组概括了列宁《论市场》一文中所包含的重要思想,我的学生则对两大部类的增长路径和平衡关系进行了数字模拟。这篇论文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澄清了当时学术界在讨论两大部类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一些逻辑问题(仅仅是逻辑问题!)。

   劳动价值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最基本、最困难,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晶”,并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概念。而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量显然是一种用可变尺度衡量的量。俄国经济学家鲍尔特基维茨于190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正确性》的论文,他提出,在马克思的“转化程序”中,作为生产结果的产品是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但是作为生产前提的那些相同的产品却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这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围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我国理论界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在《论转化问题》一文中,我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转化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资本论》也不是《圣经》。正如康德所说的:当宗教想要躲在神圣后面,法律想要躲在尊严后面时,它们恰恰引起人们的怀疑,而失去人们的尊敬。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自由与公开的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我以为,正视《资本论》中的逻辑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认真与诚实的探讨正是对马克思的最大尊敬。

  

   文集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以回答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的尝试;而 “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则是当时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初探》写于1981年,是为参加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讨论会准备的论文。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一个经济变量的变化会程度不等地引起其他所有经济变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最初发生变化的这个经济变量。研究任何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任何经济变量的数值,都不能脱离经济关系的总体而孤立地进行。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仅要从整个经济系统这一总体出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各个经济变量的直接和间接的交互作用,即看到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且要考虑到某一时期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对以后各接续期的各个经济变量的影响,即看到它们的纵向联系。这就是说,不仅要看到一种经济决策的短期后果,而且还应预见到它的长期后果,经济变量间的这种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几乎都离不开对联立方程组或联立微分方程组的求解。基于这种认识,《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初探》参照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把属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范围内的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积累率、生产基金、生产基金占用系数、积累基金、积累基金占用系数、消费水平和价格水平等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个宏观模型反映了我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涉及的各种关系,为从总体出发研究个别经济关系提供一个框架的最初尝试。由于改革进程的飞速发展,经济学家很快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失去了兴趣。但是,用联立微分方程组来描述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却成了我后来最喜欢使用的研究方法。

   《从FMD模型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发表于1982年。这篇文章介绍了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曼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著名模型--费尔德曼模型,并以“更合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式,重新推导了这一模型。《刘国光模型的数学推广》发表于1983年。当时翻阅了不少中国学者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撰写的有关经济增长速度和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文章,刘国光教授1963年发表的《比例与速度》一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隐约感到此文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数学模型,于是尝试着把刘国光的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完成这一工作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刘国光教授的思想与费尔德曼以及印度经济学家马哈拉诺比斯的思想完全一致。刘国光《比例与速度》一文是当时我找到的既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也可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不多的大陆经济学家论著之一。

   文集的第四部分代表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成果。自1979年开始,我在世界经济所理论室从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我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剑桥学派同新古典学派的论争。同当时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同事有所不同,我并不把西方经济学著作作为“史”而作为“学”来研究。我深信,西方经济学有很强的实践性,应该“学”好西方经济学。“批判”应该建立在“学懂”的基础上。《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表于1983年,是国内当时比较系统和深入介绍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篇文章。

《两个剑桥之争》是我19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1953年,罗宾逊夫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的文章。她从资本的度量问题入手,猛烈抨击了传统的生产函数概念。她以其特有的敏锐,发现了作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增长理论基础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循环论证的产物。以此为开端,新凯恩斯学派同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激烈论战。这就是所谓“两个剑桥的资本理论之争”。这场论战最终以萨谬尔逊承认失败而告终。逻辑是否正确是判断任何理论的可接受性的首要标准。我一向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对逻辑性的要求几乎像数学那样高的科学。但是,罗宾逊夫人的胜利对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那些被迫承认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的人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⑩]西方经济理论依然在总量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着。这种现象大概是需要科学史家来解释的。不管怎么说,通过对这场争论的研究,我比较深入和具体地认识到,抛开其在规范性(normative)领域中的问题不谈,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严重问题。用罗宾逊夫人的话来说“皇帝没有穿衣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在应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时,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两个剑桥之争》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满足于对争论双方的论点作一般性的文字表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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