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用六万份北大档案解密,考上中国顶级名校的都是什么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25 次 更新时间:2017-10-03 14: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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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 (进入专栏)  

   7月26日清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一位老人坐在二教走廊角落的座椅上。他面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身穿浅色棉麻衬衫,体态微胖,不时用毛巾擦汗。虽是暑假,不断有学生走过,他边喝咖啡,边观察这些来往的学生。学生们则很少留意到他。

   他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李中清,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每年夏天,他都会来北大教书,今年的课题是“从量化数据库理解1700-2000年的中国”,其中一部分研究就是以北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

   李中清和研究团队把64500名北大学生的学籍资料录入电脑,从中发现了北大招生的秘密——那些每年9月能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到的新生,能考上北大,除了成绩,还存在其他复杂的因素。

  

饭局上的“诱惑”


   李中清今年64岁,从最早专业学习古代史算起,到现在,已经40多年。他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史料运用,而且会使用大量数据分析。

   李中清是华人诺尔贝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儿子,幼年时,李政道希望他能走上理工之路,经常辅导他学数学,但李中清说,“只要他坐在我身边,我的大脑就会一片空白,后来他只能放弃。”

   李中清大学之所以选择历史,也是为了不想太依赖数学,不想受父亲影响太大。上世纪70年代,李政道给他写过一组数学公式,当时他只是背了下来,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他还保留着这组公式,而且,等到他开始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把这组公式反复运用到工作之中。

   最终回到父亲的“影响范围”内,多少有点偶然。1983年,李中清到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听说辽宁省档案馆有一大批历史资料在申请销毁。当时他立即请第一档案馆的朋友帮忙联系,又去辽宁省档案馆查阅这批档案。最终,他带了5大本乾隆时期的人口登记资料回美国。

   李中清只是觉得这些内容很有价值,并没有想好怎么研究。即便在美国学界,对这种系统的人口史料研究,都缺乏经验。他后来听说南加州有位学者分析过类似的日本人口史料,就跑去请教。在对方帮助下,他利用IBM电脑建立起数据库,开始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这个过程花了他20多年时间,最终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系列,包括辽宁、双城和皇族三个子数据库。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当时李中清在北大担任客座教授。有一次,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请他吃饭,聊起李中清的研究,迟惠生说,北大也有非常齐全的“人口数据”:学籍卡。这又把李中清的好奇心勾起来了,他很感兴趣,提议把这些数据录入电脑,他们来分析看有什么结果。

   当时国内还没有高校向学者公开过学籍卡资料,更别说对外国学者。根据李中清的经验,外国学界很强调公开,国内这方面,特别是档案馆,对保存的材料态度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护,不是应用”。没想到,当时主管北大档案工作的何芳川副校长对此也积极赞同。

   “97、98年,国内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李中清向本刊回忆,“香港回归,北京提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国内的人比较乐观、自信。当时校长也很有趣,他很支持,也没有问我研究这些东西干吗。”

  

北大不喜欢?

  

   7月26日,李中清给学生们讲的是这门课程的第八节,“过去的财富积累和分配”。他讲课风格和做研究一样,严谨甚至有些古板。他对着电脑上的PPT课件读,十几个学生很安静地听,课堂氛围并不活跃。其间,李中清调侃,2000年左右,他来北京,关注到房价问题。当时觉得房价好贵,现在回头来看,后悔死了。学生们听闻,笑了起来,但很快,课堂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闷氛围,只有他讲课的英文声。李中清让学生们谈课堂收获,没人回应,他只好一个个点名,站起来的学生,也只会说些增长了视野之类的套话。

   根据北大官网介绍,这门课程分为十讲,共计30个课时。授课面向国内外(课上有在美国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所有高校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课程费为4000元。在对李中清和课程内容进行介绍时,北大详细回忆了他从辽宁省档案馆发现资料的经历,但对他和团队研究北大学籍卡的过程,却避而不谈,只说了一句“也产生了如《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1952-2002》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著作”。

   这项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结果却有些尴尬。

   由于从未对学籍卡数据进行过系统整理,1998年提出研究动议时,包括北大校领导在内,没人知道北大生源到底有何特色。不过当时学界已出现一些推测,学者们普遍感觉,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教育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社会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达到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如果这种假说成立,那么北大的学生则多来自有钱有权的家庭。

   正当李中清和两位副校长商议,为此项目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时,北大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档案工作转由吴志攀副校长负责,他同时也是法学院院长。李中清发觉,对学籍卡的研究,吴志攀与前任态度很不一样。他对国内规矩很重视,毕竟没有类似先例,他也很小心,不轻易做决定。学籍卡项目一度被搁置,直到2002年,双方对学籍卡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和法律安全问题多次深入讨论后,才正式启动。

   根据最终达成的协议,考虑到数据安全性,李中清和团队中的校外人员不能直接接触档案,档案录入工作主要由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和档案馆专职人员操作。2003年起,他们将1952年至1999年间64500多个北大学生学籍卡数据输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学生的姓名和照片都会被取消。整理好的数据库被放置在档案馆专门的电脑中。这些电脑都经过了物理隔断处理,无法联网,防止数据泄露或被窃。机房也是禁地,外人不得进入。

   “坦率讲我们进馆不到三次,后来就不允许了”,李中清说,双方合作的氛围,与1998年相比,更紧张一点。当然,他们也在和苏州大学合作,将其1933年至2003年间86000人的学籍卡进行数据化处理。“实际上在书里面,我们分析苏州的材料比分析北大的材料还更详细一点,因为苏州的材料还让我们多次用,北大没允许。”

   在完全接触不到数据库的情况下,李中清和团队设计了一套软件程序和算法公式,再通过北大相关人员在档案馆电脑上运行。经审阅后,北大再把运算结果转交给研究团队分析。这使得研究过程变得很复杂,按照以往经验,这种数据分析过程中,李中清和团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小调整,但这次没办法做,“因为数据需要绕一个大圈我才能看”,李中清说,效率不高,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分析能力,“限制是比较厉害的”。

   李中清还曾到北大招生办了解情况,“可是因为招生办在国内受很多压力,他们对我们不对抗,可是也不特别开放”。

   历时五年,北大和苏大的学籍卡数据库的分析终于出炉。五十多页的报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李中清把报告陆续寄给北大相关领导,希望获得某些补充或回应,“可是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回应。他们不一定对我们的结论特别喜欢”。

  

家族往事

  

   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几乎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高考制度,就不会有今天的李中清。他从小也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个很高明的制度。

   “爸爸一直跟我说,国内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他就无法上大学。”李中清说,“实际上,他整个(事业)都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这个制度,他整个(发展)就会受阻。”

   李中清向本刊介绍,1943年,他的父亲李政道决定考大学,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李政道高中没有毕业,也就没有高中文凭。没想到,在证明年龄达标后,他一样有资格参加高考。他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大。攻读物理系期间,李政道能力得到老师们认可,吴大猷教授推荐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十四年后,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的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不是特别成功。”李中清说。李政道的父亲李骏康是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经营化工产品生意。母亲张明璋,是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18岁与李骏康在上海结婚,生育五男一女,李政道排行老三。

   没想到,多年之后,父亲这代人的经历,也进入李中清的研究对象。北大和苏州大学的项目完成后,李中清和团队仍然在扩充数据库规模,他们陆续找到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大部分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49年后的部分大学毕业生和众多“211工程大学”的校友,录入数据库中。

   李中清说,相对而言,民国时期高校学生资料的开放度和完整度更高,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最终研究结果发现,从1906年开始到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在李中清团队看来,当时高中教育只能覆盖3%左右人口,大学招考方式也非常不利于贫困家庭子弟,这进一步降低了社会中下层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

   这种情况,与李中清在美国大学看到的相仿,据他介绍,哈佛、耶鲁等美国顶尖高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

  

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2008年1月,李中清赶到北大,公布最终的研究结果。在一间会议室里,除了李中清团队外,还坐着北大副校长、教务部主任和社科部的几位学者。当时屋里氛围有点紧张,谁也不知道这六万多名学籍卡究竟揭示了什么结果。

   “请问在坐的各位,有谁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李中清问道。

   在场的所有北大领导和学者,都表示自己是家里第一位大学生。这与报告里反映的情况也相吻合,“出乎我意料之外”,李中清说,他原以为会像国外那些名校一样,北大的学生们更多也是来自精英家族,“像60年代,苏州大学、北大40%-50%的学生是他们家庭第一个上大学的,这在国外没有先例”。

   民国的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很可能出现李中清预想的结果。但1949年政权更迭,也给中国大学的招考带来了变化。新政权成立之初,“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和城镇,主要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和商人家庭”,李中清他们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写道,但之后数十年,来自农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逐渐增多。

李中清等人还注意到,新政权初期,迅速增长的农民子弟,大部分还出身地主富农,但到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前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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