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是失败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4 次 更新时间:2017-10-02 19:45:04

吴万伟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 吴万伟 译

   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大约公元前412年–公元前323年)显然是因为卷入一场伪造货币的丑闻被抓而逃离家乡锡诺帕(Sinope)。虽然他成功地保全了面子,从伪造货币的失败生涯转变为从事哲学探索的更有前景的职业。但是,多年后在雅典,有人提醒他这个丑闻,他自豪地回击道“但是,你这个无赖混蛋,正是因为那件事才让我成为哲学家。”这两种职业道路并不总是分开的,然而,第欧根尼就曾夸耀说,当他开始重新评价雅典社会所有价值观的伟大哲学工程时,他伪造货币的技能就派上了用场。

   一文不名的生活或许并不是伪造货币者的梦想,但是雅典给予第欧根尼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生活。这个反讽色彩并没有在他身上消失:他处在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之一,能够提供金钱能购买的一切,但是,这个从前的伪币犯却过着一文不名的生活,依靠乞讨和盗窃过活。但是,如果第欧根尼没有想象力,他就什么也不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他能够将贫困变成哲学视野,把乞丐变成一门艺术。这样做,他能以自己的游戏方式打败雅典人:在特别推崇将任何人类事业都推向卓越极致的城市,第欧根尼能够在什么也不做的艺术上登峰造极,他能成为最优秀的无所事事者,一个穷困潦倒的贵族。在崇拜成功已经弥漫到雅典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下,他肯定意识到他能在失败方面出类拔萃。在谈及他的老师,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公元前435—前370)时,第欧根尼眼中满含感激地说,“这个人把我从有钱人变成了乞丐,让我生活在储藏罐中而不是宽敞的大房子里。”他认为,安提斯泰尼值得如此称赞,正是他将这个从社会角度看的失败者变成了伟大的哲学家。

   第欧根尼发现苏格拉底的缺憾:冷淡、妥协、太过热衷做事。苏格拉底喜欢与世界打交道,受不了世俗的各种诱惑:成功、名望、追随者、社会上的抛头露面等。第欧根尼这个从前的伪币犯抱怨说,苏格拉底“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他在他的小房间、他的小沙发和他的丑闻上面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在第欧根尼看来,苏格拉底有卖弄炫耀的嫌疑。

   所以,把苏格拉底的观点推进到破裂的极限被第欧根尼作为其哲学使命。当柏拉图称第欧根尼是“疯狂的苏格拉底”时,他或许表达了这个意思,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些。第欧根尼实现了苏格拉底虚拟的很多东西。从希帕蒂娅(Hypatia)到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到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等很多思想家都像苏格拉底那样死去,但像第欧根尼那样活着的思想家即便有,也非常罕见。他的很多言行的真实性非常可疑,但在此并无多大关系,如果有什么,此人的现有事实已经证明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并令我们逐渐对他的“失败”表现出尊敬。第欧根尼坚定地将失败置于其哲学工程的核心。他令失败成为他的生命要素,鱼不可能会淹死。

   ¤

   首先导致哲学家失败的是我们多变的人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力,驱使我们寻找他人的陪伴,组建群体或者团伙,并长期维持这种群体关系。群体提供保护的承诺和安全感,事实上还有众多动物间的温暖。只要我们是群体的一部分,遵循群体原则就能期待生存下去。作为交换,我们交出部分自由、我们的个性和自主权,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个很划算的交易。虽然可能有些返祖现象---我们现在能够单独生存---我们还是觉得没有什么比被集体抛弃,没有人可交流更糟糕的了。很难有比不属于任何部落更危险的困境了---暴露给所有人,却不被任何人接受---因而注定要毁灭。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像这样被集体抛弃就是社会弱者,我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遭遇这样的命运。独处是失败的代名词。作家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很有名地显示,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我们是多么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

   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源自尼采的早期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译注)---也参与社会游戏。他们总是如此。哲学史上的种种主义既源于从属于有影响力群体的需要,也源自哲学家认同更大的“类似思想”家族---这种归属感能给予其成员只有“家庭”才能提供的安全感、保护和授权。对于加入这个或者那个哲学学派来寻求智慧的古代学生来说,这是真实的;对于忠实地追随其导师(magister)从一个大学城到另一个大学城的中世纪或现代早期学生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在20世纪末期,德国哲学教授在前往其他大学担任教职时,一些关系密切的研究生追随前往也并不罕见。不过,现代大学的本质已经让哲学家的社会游戏变得异常激烈。他们在过去世纪的游戏已经变得更为精细巧妙,也更具自我毁灭色彩了。

   学院派哲学家很少愿意承认其集群性---我们是极端推崇独立性的人,有意识地要打破偶像。我们明白,我们集中在一起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辩论和论证,不是吗?因为寻求真理是集体的事业,而哲学辩论在本质上就是对话。诚哉斯言。但是,对话必须是平等者之间的对话。虽然真正的对话的确发生在学院派哲学家中间,但是,最流行的和最重要的互动形式是有关权力的激烈对话---有时候大喊大叫,有时候悄悄低语,还有时候是咬紧牙关地沉默。话题是谁拥有权力,谁没有,获得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最好方法是什么,谁上台谁下台以及其他类似疑问。这种对话的最显著之处在于它有高度的表演性:在对话进行的过程中,权力被产生出来---获得或者丧失,增强或者削弱。刚开始的时候,对话或许是在平等者之间的进行的,但是对话很快就产生了不平等。它增加少数人的权力,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削弱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严重地改变哲学探索的本质。

   这个权力包括课题资助、资源、机会、学界资格、学界地位、学界名望等---对参与者更微妙和更具后果性的是词语的意义。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授哲学,研究生院院长让芝加哥大学的有些哲学家评价约纳斯和阿伦特的著作。虽然院长对他的明星教授感到自豪,但是,他在听了芝加哥大学一位分析哲学家的回答后,还是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它根本就不是哲学。那很有趣,也很好,应该有院系专门从事这种研究。我支持它。不过,它的名称有待于发明出来。我不知道它应该被称为什么,但我知道它不是哲学。”给事物起名的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大的权力,那些因为名字而被毁掉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无论你做什么,你一辈子一直在做什么---甚至你喊叫的名称---却是其他人有权来决定的东西。

   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定义成功和失败的权力;命名权也是公布优胜者和失败者的名单以及比例和排名的权力。你离这个权力的位置越近---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学、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基金会等,你就被认为越成功。因为没有人想被当作失败者,促成这些定义和排名的社会动员就成为值得注意的迹象:人人都蜂拥而至。为了接近权力,付出任何代价都不会被认为太高,任何牺牲都不会被认为太小,任何成本都不会被认为是不能支付的。卷入学界游戏的大部分人都被这种权力的几乎非世俗的威望所俘获,甚至到了痴迷陶醉的程度。从权力中延伸出来的任何东西似乎都是真实的、高贵的、有价值的、或值得追求的。这个权力是多么慷慨的给予者,多么伟大的奇迹啊:它不仅赋予你一种身份,而且给予你一种自身价值的意识和获得救赎的承诺。它让你远离最糟糕的噩梦:失败的前景。

   这恰恰是我们失败之处。从本质上说,这种争前恐后的鼠奔与真正的真理探索没有多大关系,它令哲学的本质变得虚假,将哲学家变成其他东西。投身到这样的游戏之中,哲学家就变成了政客、宫廷弄臣、族人、喽啰、党羽、和部落首领---什么都是偏偏不是思想家。政治游戏让哲学家彻底异化,不再关注哲学的根本,使得所说的话(很多话)不是用来满足哲学探索的需要而是受异己的力量所控制。哲人之石已经从真理转向权力。

   发生了这种事之后,写作不再是出于对存在问题的关注或对哲学的痴迷,不再是交流重要思想的真正冲动,反而成了一种策略:显示作者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存在的尝试,显示他要参与游戏而非制造麻烦的意愿。一心渴望成功的哲学家插手众多时髦的话题,保持一种来者不拒的心态,灵活多变,随时准备好扭曲和调整自己的立场,目的就是迎合当权者,讨好当权者,或压制对手,或赢得新的追随者或充当他人的打手。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在字里行间完成的---难怪写作往往是有关形而上学中含混模糊的话题,有关自由意志的新论证,有关列车道轨的思想实验,有关柏拉图的大善或心智哲学的最新发展等。不过,文章是从政治角度而非哲学角度写出来的。文章的成功恰恰就是它的失败。

   这当然不仅仅是哲学家的问题。其他领域的学者恰恰也在同样的方式上失败;他们的著作是政治性的,因为服务于追求真理本身之外的目的。令哲学家的失败产生特别严重后果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社交时刻之外,哲学在其核心是颇具私密性的活动。让人的自我处于有序状态,竭力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渴望理解自我及其工作原理都很难成为热衷交际的东西。哲学探索发生在我们最私密的状态,这种遭遇发生在适当的背景下,这一点非常重要。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将这个过程的适当场所称为“店铺后间”(arrière-boutique)。在他看来,出现这种遭遇之地是如此私密甚而至于连家人都不得入内。

   我们必须为自己预留这样一个完全自由的店铺后间,在此建立我们真正的自由和主要的退隐之所和独处空间。这里,通常的对话必须在我们与我们的自我之间进行,其私密性要求任何外部关系或交流都没有存在的空间。

   在“店铺后间”之外,哲学占据了仍然能够以权威方式运作的社会空间。毕竟,思想家寻求相互之间的陪伴,哲学的陪伴就像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但是,这个空间是被很好限定的而且非常狭隘;一旦哲学家踏出她的边界线,麻烦随时都可能找上门来。比如,要维持真实性,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口无遮拦和决不恭维逢迎。如果真正的哲学探索是“反对自我的思考”---既有系统性又残酷无情,既没有安全网也没有逃跑路线---那么,其他人(包括思想家同行)能够期待哲学家什么样的对待呢?在重要的意义上,即她注定要练习实话实说(parrēsía)的意义上---口无遮拦地实话实话---哲学家注定要落入危险的境地:成为被单独挑出来的,与潮流格格不入的怪人。暴露在每个人面前,却不招致任何人待见。哲学家常常不知不觉地处于一种“没有人愿意与之交谈的角落。”她成为社会的失败者,不是因为偶然而是个人使命是召唤。

   如果她现在屈服于群体的权力,哲学家就陷入双重的失败。首先,她失败是因为在其他人眼中她已经是失败者,一个软弱的被抛弃者。其次,她失败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当失败者:如何使用外人为哲学目的留出的特权地位。从哲学角度看,成为失败者非常重要---几乎是一种庇佑。不是被她的社会失败者身份毁坏,哲学家反而能完美地利用它:获得对心智工作原理的深刻了解,洞悉人类社会事务和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如果她知道如何探索此地,哲学家的社会失败者身份会使她成为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和更具创造性的思想家。

这里,创造性是主要的受害者。参与政治游戏,正如他们所说,哲学家就不得不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要避免出类拔萃,要收敛其个性锋芒,个人的怪异性,“疯狂”观点或任何狂热色彩,这些恰恰都是哲学中特别需要的东西。因为不再迫切挑战现有的智慧,不再令人感到困惑和恼怒,身陷游戏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们现在发生的最糟糕之事是引起同行的嘲弄和嘲笑---那将是他们游戏的终结。长远的后果是学院派哲学的平庸和泛滥,既令人忧虑又引人注目,虽然学术会议的参加者越来越多。哲学家的集群性伴随着自己的惩罚。你不可能在哲学上有独创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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