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平:论自然权利的证成及来自历史主义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8 次 更新时间:2017-09-30 23: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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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平  
除了自由之外,是不存在什么严格的私人权利的,“没有人能够安全地占有他自己的财产,能够抗拒暴力的侵犯”⑩。在文明状态中,自然法(私法)继续存在,而且可能获得了外在立法的成文形式,其强制性不但有理性的支持,还有公共权威的支持,私人权利因此得到真正的保证。

  

   康德认为,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权利处于无保证的状况,这就要求人们“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爱好生活),并和所有那些不可避免要互相来往的人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大家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11。康德接受社会契约论的观念,认为人民根据原始契约把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公民则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康德不认为人们有反抗暴政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他站在霍布斯一边,而远离洛克。康德反对人们去思考最高权力的来源,而主张径直接受现实中的最高权力。他认为,“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对臣民只有权利并无义务”,“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理由是,对最高立法权的任何反抗,只能说明这与法理相悖,甚至必须把它看作是企图毁灭整个法治的社会组织。为了为这种反抗予以合法的资格,那就需要规定一项公法去允许它。然而这样一来,最高立法就由于这一项法律而不再是最高的,但作为臣民的人民,将会成为统治者去统治他们本来要服从的那个人(机构),这是自相矛盾的”,他还认为作为法律源泉的统治者自身是不可能做错事的。12康德持有这些主张的原因在于他抛弃了传统的自然法观念。康德继承了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区分,但根据他的学说,自然法只是私法的领域,而与公法相分离,这即是说不存在自然公法,自然法与公法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统治者是一切实在法律的源泉,公法既然是文明状态中的实在法律,那就全出自统治者的创制,而非人的发现,其效力则来自于统治者的权威;统治者的意志等同于卢梭主张的“公意”,既不可能犯错,也不受任何约束。在康德看来,当人们对某项实在公法不满意时,他们无法上溯到某项自然公法,因为自然公法根本就不存在。根据康德,法定的私人权利有自然的私人权利作为基础,法定的公共权利则并无某种“自然的”公共权利作为基础,公共权利的唯一基础是实在的公法。

  

   施特劳斯评价说,康德确认“应然(the Ought)无法从实然(the Is)、从人性中衍生”,他“将自然权利转化为理性的而不再是自然的权利,将自然法转化为理性的而不再是自然的法”。13我认为,康德的这一思路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提示了理性目的论的证成路径。14然而,康德所谓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仅仅是自然状态中的法和权利,属于私法和私人权利的领域,他的观点已经背离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他对自然公法的否定则为实证主义法学反对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存在开辟了理论通道。

  

   不过,总体而言,自然权利观念是17、18世纪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共识,其对于社会的广泛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人权宣言》这两份重要文献。《独立宣言》提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之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人权宣言》第一、二、十七条提出,“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15上述观念构成了自由民主国家奠基的核心原则。我们今天惯常使用的自然权利概念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直接受到这两个重要宣言的决定性影响。

  

   二、自然权利与历史权利之争

  

   自然权利的观念构成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历史主义则是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动。

  

   历史主义是一个晚出的概念,但对“历史的”与“自然的”进行区分的观念渊源则非常古老。如施特劳斯所言,作为一种现代观念的历史主义不同于古希腊的习俗主义。但历史的观念是从习俗的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习俗是与自然(physis)相对的。盲诗人荷马第一次提到自然,他的所谓自然是指“某物或某类物的特征、外观和活动方式”,“同时也指某物或某类物不是由神或人创造的”。16在古代希腊,“自然”这一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自然而然的”或者说“依靠自己的力量而长成的”,和“人工制造的”相对应;2)“本性使然的”,和“人为约定的”相对应;3)“自然界的”,和“社会共同体的”相对应。17希腊人在发现自然以前就知道每一物或每类物都有其“方式”或“习惯”(way或custom)。他们注意到这些方式有两类,一类如火燃烧,狗吠叫、摇尾,女人排卵,疯子胡言乱语,人会说话;另一类如不同部落的人都有各自的方式或习惯。自然的发现导致将“方式”或“习惯”一分为二,一方面归入“自然”,另一方面归入“约定”(convention)或“法律”(nomos)。18到了近代,历史被认为是人为的产物,于是对自然与人为的区分就演变为对自然与历史的区分,相应的,人所能获得的知识就划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近代哲人霍布斯的构想中,人的知识可依据自然与人为的本体论区分分为两种:关于自然之物的知识是自然科学,关于人为之物的知识是政治学、历史科学或者文化科学。19在历史主义先驱维柯的思想中,自然与人为的区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认为人只能认识他创造的东西,因此人只能获得他所创造事物的真理,如逻辑、数学、诗学等知识。20在19世纪的威廉·狄尔泰及新康德主义哲学弗莱堡学派的威廉·文德尔班和亨利·李凯尔特等人那里,出现了精神科学、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等概念,而其所指都是对历史的人造世界和实践世界的知识。希腊人的“习俗的”和近代以来的“历史的”,视角有所区别,前者侧重的是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的差异,没有突出时间性;后者侧重的则是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内容时间性的变迁,同一政治共同体本身也会有这种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历史主义可以有很多含义不同的解释,但施特劳斯所批评的历史主义的要义是否定自然正当和自然权利。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正当的观念都是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一切权利也就是历史的,并不存在什么自然权利。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是当代最强大的力量,影响了几乎所有当代思想,体现于各种千变万化的形态、各种截然不同的层面,历史主义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21是否存在自然权利是是否存在自然正当的一个子命题,并且是极为关键的子命题。所以,核心的问题是:权利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自然权利论与历史主义的根本分野。施特劳斯将历史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德国历史学派是历史主义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尼采和海德格尔则是历史主义第二阶段——激进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包括经济学历史学派、法学历史学派和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历史学派。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来说,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主义先驱的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和德国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是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他们直接地论述过权利或法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这一问题。

  

   柏克是法国大革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批判者,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他为历史学派作好了铺垫。柏克并不反对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的自然权利,他承认,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全或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权利在实践当中并不具有重要性,在某一政治社会中,人们应该拥有哪些权利不应是理性思辨的产物,而应当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发现和确认的,这些权利一代代传承延续直到今天,拥有这些权利的合法性在于其实际效果,即其能否造福于人民。将自然权利与实有权利隔离,使得柏克不允许在政治实践中通过诉诸自然权利来进行变革或革命,自然权利成了全然无用之物。不仅如此,在柏克看来,这种思辨的自然权利的观念甚至会损害人们的实有权利,它把人们通过历史的因袭确凿享有的权利“暴露在争权夺利之下,并且被各种各样穷凶极恶、争论不休的精神撕裂得体无完肤” 22。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将柏克列入“现代自然权利论的危机”一章,其原因即在于此。但是我们不能把柏克解释为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因为他并不认为人们是否应拥有某项权利全赖法律。他尤其对那些人为制定的法律存有戒心,认为如果权利完全依赖人为制定的法律,产生的结果便是立法机构的专制。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中以立法议会的名义对财产权的粗暴侵犯就是这种“闻所未闻的专制”。

  

   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时,柏克的参照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并且他始终想着英国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的精神是,权利的正当性不是基于“作为人的权利”的抽象原则,而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并从他们的先人那里继承得来。赋予这些权利以法律外衣的是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它们是通过一代代人的智慧累积而为我们知晓的。不管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立法议会,还是英国1640-1660年的“长期国会”,它们对教士阶层财产的剥夺依据的是不正义的原则,违背了习惯法以及自然法所认可的财产权原则。柏克的法律观体现的理念是,良好的法律虽然形诸于文字,实则刻写在人们心中;立法机构的权力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它应该做的是发现法律,而不是狂妄自负地去制造法律。

  

   柏克进一步认为,正是从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权利、各种价值构成了人类的文明,使我们得以脱离野蛮状态,并且造成了一个有差异的、和谐的、优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居下位者忠诚但并不奴性,居上位者尊贵但并不恣肆。这种看法显然带有很大的美化成分,因为自古以来暴君和骄奢淫逸的贵族就屡见不鲜,受他们支配的人不过是屈服于权势。但柏克的观点强调的是,文明不过是人为的造物,如果没有历史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别,“一个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个王后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动物,而且是一个并非最高级的动物”23。

  

需要注意的是,像柏克这样认为实在法和实在权利是历史地形成的,还不等于就是历史主义者,特别是不等于施特劳斯所批判的那种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按通常的看法,历史主义在早期主要是一种德国思想,这种思想在德国是以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赫尔德和洪堡等人发端的,由兰克集大成,中经普鲁士学派和狄尔泰、特洛尔奇(Ernst Troletsch)的发展,以梅尼克(Fredrich Meinecke)为最后代言人,形成了德国特色的一个深厚传统。梅尼克认为,自然法观念声称,人类的本性,包括他的理性和激情,美德和邪恶,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时期中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理性的判断虽然会必然受到激情和无知的遮蔽,然而却能从这些阻碍中解放出来,发现永恒和绝对有效的真理,这些真理总体上来说与那些在宇宙中支配性的东西融洽一致。梅尼克认为这个观点包含一个正确的核心,不过却无法理解个人和人类共同体的精神和知识生命所经历的深刻变迁和各种各样的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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