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周濂: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0 次 更新时间:2017-09-29 2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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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整理自2017年8月19日举行的东方历史沙龙(134)何为正义?何为诚实?何为真理?嘉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

  

   主持人:今天的沙龙的关键词是“正义”,由何先生和周先生来讲。何先生是罗尔斯《正义论》的译者和研究者。每个对“正义”感兴趣的人,可能都要读罗尔斯,都要看何先生的著作。我们知道做任何一个课题,其实绕不开的书和人就那么几个,何怀宏老师正是我们研究伦理学,尤其是“正义”这个课题绕不开的人物。还有周濂老师,他也对“正义”问题多有阐发。接下来将时间交给何先生和周先生。

   何怀宏:谢谢大家的光临,也谢谢周濂。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这本书(《正义:历史的与现实的》,北京出版社,2017年9月)。自从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从1988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后,30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它最大的特点是注意到了所谓“制度的德性”。今天我们一谈道德伦理,想到的都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从传统来说,我们对制度的德性,就是说制度本身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一直关注不够。例如儒家非常强调道德,以道德为中心,但儒家的政治伦理更加强调“圣王”或者“王圣”,关注的是君主和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对制度本身的道德原则关注不够。当然也有一些道德原则,如“王道”就不光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涉及制度原则。但总体来说,这两千多年都是更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制度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和诺奇克等人著作的翻译,使我们注意到,任何一个人在讲个人德性的时候,首先要问一下制度的道德如何。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再好、再忠诚勤勉,但如果制度和社会是立于一个错误的原则之上,那么越勤奋忠诚就反而犯错越多,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相反一个懒人和无所作为者处在一个遵循错误方向的队伍中,带来的危害可能要小些,所谓“停下来就是进步”。制度优先于个人,近几十年我们在探讨“正义”的时候,也逐渐在把制度优先于个人来考虑。所以我的这本书更多是涉及到制度、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

   这本书的开篇就讲到历史。在今天这个互联网、高科技的时代,历史面临着更多元的解释,不像过去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现在胜利者的历史话语权似乎受到了责备。例如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读了李作鹏、吴法宪等人的很多东西,他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看的很清楚。他们是失败者、被判刑者、有罪者,但他们的回忆录却有很高的价值。所以今天不仅是胜利者,还有失败者和旁观者都会越来越多的书写自己的历史,让历史更完整。

   历史本身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孔子要写《春秋》,而且他其他的著作都有弟子参与整理,唯有《春秋》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弟子门徒不能赞一词?因为他要将一种道德的褒贬融入到历史的写作中,可见他对历史是非常重视的。但进入一个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开放时代,历史不会再被垄断时,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后人也在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制约因素。

   此外,我书中还会涉及到一些古代的正义理论,如孟子的王道正义、西汉的“更化”等等。“更化”始于汉武帝即位六十周年,建立了垂范后世两千多年的“汉制”。过去有句话叫“两千多年皆秦制也”,这里说的“秦制”有褒义也有贬义。贬义的代表是谭翤同,认为秦制就是专制,很多知识分子也赞同这一点;当然也有欣赏的口吻,认为秦制是大一统的模范,例如中央集权和郡县制都是秦制的结果。这些说法都是后世的主流,但我更倾向于另一个说法,就是两千余年皆汉制也。因为秦朝没有真正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真正能够维护长治久安的统治指导思想。秦的的胜利是法家思想的胜利,法家思想或许可以马上得天下,但用法家那样一套严酷的理论来治理天下是不够的,所以秦二世而亡。汉制实际上解决了指导思想的问题,这中间经历了选择,例如文景之治就尝试了黄老思想。应该说黄老思想对休养生息、恢复经济方面很有用,但在社会教化方面消极了一些,所以汉朝最终选择了儒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实际上是政治上的独尊,并不是全社会的统一思想。就是说,要想进入统治阶层、要想做官,就要成为儒家的认同者。之前的博士都是诸子百家什么都学,现在只学儒术,但社会上依然是各个流派共存,例如道家和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都可以自由的存在。

   秦朝未能解决、却被汉朝解决了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统治阶级的沿袭和再生产问题。过去的先秦是“血缘优则仕”,是真正的贵族社会、封建社会。但到了秦汉以后,秦朝实行的郡县制打破了血缘优则仕,但之后该怎么办,是继续世家子弟当政呢还是走其他的路?秦朝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完了。西汉找到了另外一条路,不由世家子弟继续垄断。开始采用了推荐选举的方式,也就是“察举”,每个郡县每年都要推举几个德才学兼备的人来朝里做官。当然这种推荐也是受制度约束的,推荐失察的会受到处罚。几十上百年下来,西汉的官员有很多都出身贫寒,打柴的牧猪的都有,甚至宰相都是这样。可以说汉代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后来察举变成了科举,荐选变成了考选,但大方向没变,那就是“士大夫多出草野”。它仍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是一个流动的等级制社会,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文明中所没有的。其他文明是如何解决世袭制问题的?他们往往采取比较粗暴的办法,比如埃及的马木鲁克,采用的办法是从其他地方抢人,尤其是儿童。这些抢来的人既是奴隶,又是将领,用最好的教育培养他们,但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子弟来接替自己,只能一代代抢来新的人进行培养。这里不再赘述,总之这是传统的“正义”里面的一些基本原则。

   对于近代的正义观,本书重点分析了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就是严复《天演论》中的误读。这里的误读是双重的,既有严复对原作者的误读;也有创造性的误读,即严复的读者对严复译作的误读,认为这本书的宗旨在于富国强兵。这种双重误读造成了伦理的阙失,使之变成了一种生存竞争的原则。它当然可以有力的调动国民,使之奋起,但长久来看会丢掉一些基本的原则,好像为了富强、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做。结果造成了两方面的失败,不光是精神上的失败,从富强的效果看也依然是失败的,想走捷径却最终走了弯路。这些历史的教训说明,正义是不能放弃的,还是要考虑用正当的、虽慢却稳的手段。在中国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中,这些值得我们慎常思之。

   书里的另一点是对当前问题的思考。例如当前世界上最强大,也相对较平稳的国家美国发生的事情——特朗普当选。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偶然的,带有很多欺骗性的一件事。但如果去追溯一下在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政治的进程,会发现更深的原因是在价值观念的冲突上,早已为今天的事态埋下了伏笔。美国价值观念的冲突由来已久,不仅是独立之后,在独立之前它的“生存”和“信仰”作为独立支柱就已经形成。在独立之后,自由、平等、幸福等观念进一步扩展——这些概念都是那些信奉《独立宣言》的一代代美国人所尊崇的,被认为是他们的建国基本原则。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你把某些观念推到极端,它们互相之间会产生冲突。现在美国的状况,包括前不久弗吉尼亚发生的暴力冲突,似乎美国也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这背后就是价值观的冲突。今天我们探讨正义这样大的话题,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既看现实又看历史。这是我的一点想法,接下来请周濂继续发言。

   周濂:各位下午好,很高兴和何老师一起对谈这个关于正义的题目。刚刚何老师说到了制度德性和个人德性之间的关系,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说说我和何老师的渊源吧,我在很久之前就读了何老师翻译的罗尔斯《正义论》,毫不夸张的说这本书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看,罗尔斯《正义论》可以和柏拉图《理想国》、霍布斯《利维坦》相提并论,甚至毫不逊色。

   我非常羡慕何老师,他在94-95年去哈佛访问期间聆听了罗尔斯的讲课。虽然罗尔斯据说是一个略带结巴、有些古板的教授,但一想到能聆听他的讲课,我都非常激动。事实上我在离开哈佛前,还专门跑到了距离哈佛半小时之远的公墓,在曲径通幽中花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找到了罗尔斯的墓地。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墓碑,上面没有任何标题,只写着“约翰·罗尔斯”和他的生卒年月。最可爱的是离他十米之遥,埋着另一个和他终身为敌的教授——诺齐克。如果了解哲学史就知道,罗尔斯1971年出版了《正义论》,紧接着1974年诺齐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前者代表的是liberalism(自由主义),后者代表的则是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有很多针锋相对、互相论战的观点。两人都在2002年去世,埋葬在相隔十米之遥的墓地中也是一种缘分吧。

   回到制度德性与个人德性的关系。我觉罗尔斯深受卢梭的影响,卢梭有句名言叫“什么样的制度就会造成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制度和人之间是相互成就又能相互毁灭的。我在美国对此非常有感触。去年圣诞节前后我带着女儿去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玩,迪士尼有个秘诀,就是会发给每个买了迪士尼乐园门票的人三张快速通道的门票。比如有20个游玩项目,其中只能选三张快速通道的票,这三张票可以让你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游戏区,其他十七个项目就需要排长队才能到达。我在美国时非常佩服美国人排队的耐心,因为他们的队伍可能需要排一个多小时,但没人有任何的怨言。更奇妙的是,快速通道和正常通道之间其实只隔了一条线,没有任何的现场保安人员前去管理秩序。每当我走正常通道的时候,总是按耐不住自己想走捷径的冲动,但我玩了一天,却发现没有一个人从正常通道违规进入快速通道。我想,这样的人例子体现了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已经内化到美国人心中,只有外在的制度和个体的德性形成了一个良好互动,最后才能凝结成这样一个效果。

   还有一次是去波士顿北部的一个滑雪场,那里我朋友看到一个场景。在滑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小孩摔倒了,和滑雪板缠到一块,怎么都爬不起来。于是我朋友便把那个小孩扶起来,然后继续往下划。半分钟后,我朋友发现下面站着七八个小孩,都整齐的站在滑雪道上回头看。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些小孩是一个团队,当滑到半山腰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中间少了一个同伴,于是所有人都停下来,站成一列在等候那个小孩。听了这些故事我非常有感慨,首先美国小孩非常自立,此外尽管我们总在说他们追求个人自由,但除了个人自由外,他们也有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战狼》非常得火爆,但我在美国却更深刻的体会到,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比我们更加成功的,在波士顿的街上常常能看到挂美国国旗的店铺,这也体现了他们在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

   第三个小故事。这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他们的公共图书馆和儿童游乐场。由于我女儿的原因,我几乎玩遍了周边的所有儿童游乐场,那些都是公共免费开放的,而且每个游乐场都各具特色,修建的非常好。公共图书馆也是如此。这让我意识到在美国,小孩子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祖国的花朵”。这也涉及到《独立宣言》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如独立、自由、幸福。尤其是幸福,《独立宣言》里赋予了每个人以追求幸福的权力,追求幸福的权力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对美好人生的理解去追求他/她自己认为值得追求的人生,这点无论在《独立宣言》的文本还是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都能看的很清楚,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平衡。

回到何老师说的去年特朗普上台引发的一系列地震式的反响。当时我正在家里看CNN的报道,亲眼目睹了特朗普奇迹般的胜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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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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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严雅晖 2017-09-30 15:47:35

  我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朋友,他宣称要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并且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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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不是那个刚刚逝世的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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