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的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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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引  言

  

   基于对客观性的强调,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偏重于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问题是,实证分析本质上仅仅是对事物状态的表述,而不能对制度改革提供任何政策建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引入了一个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原则——效率原则:基于特定的效率概念来对实证结果进行评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效率概念本身是纯粹技术性,从而也是一个客观的量度。正是出于“无伦理”的考虑,现代主流福利经济学被建立在通常视为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的社会总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之上,仅仅是基于某种效率标准来评价市场,从而试图把市场视作无伦理性的。问题是,效率果真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技术性概念效率吗?作为一门关系人们切身生活的福利经济学,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呢?

   我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剖析:(1)现代经济学对效率的实证分析是以大数定律为基础的,这只能反映出社会的总体效率而无法体现应得利益以及利益的分配;(2)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往往是基于特定的标准,从而仅仅反映特定群体的利益;(3)基于实证的效率往往忽视其他因素对效率的影响,从而开出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建议。因此,把效率视为中性的技术概念仅仅是一种想像:不仅各种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要确定我们应该赋予这个事实以多大的意义也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事实上,作为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率——如总体效率、生产效率、卡尔多效率、常识效率、帕累托效率等——都含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尤其是,作为现代主流福利经济学硬核的帕累托概念更是充盈了意识形态因素。显然,正是通过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的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冲突解释成为一种虚幻的表象而非真实的存在,并把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解释成为永恒的存在,从而为既得利益者服务。我们从如下几方面加以分析和理解。

  

认识与激励相容原则相关联的效率


   一般地,对制度安排的描述和基于效率的评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性。例如,按照田国强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这样五个部分或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其中,界定经济环境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作出界定,包括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这两个层次;设定行为假设就是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主要是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给出制度安排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制度环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而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选择均衡结果就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而找出尽可能佳结果;而进行评估比较就是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

   显然,这条分析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是什么”之实证和“应该是什么”之评估的结合:其中,前4个阶段仅仅对现状的分析,而根本无法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也无法给出改进办法;第5阶段则涉及评估,而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所采取的两个基本标准就是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其实,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也是内在一致的:效率原则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志,它强调制度安排是否增进了效率;而激励原则则关注制度安排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而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然而,现代经济学进行制度评估所依赖的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本身却具有相当的片面性,最终蜕变为对现实制度的维护。

   我们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适用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有效)这两个概念:前者强调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却没有具体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分担;后者强调每个个体利益的增进,但却并不关注利益分配的相对比例问题。事实上,以效率来判断制度的优劣,首先要确定是根据谁的效率?而如果不首先对此加以界定,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这些概念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相应地,简单地用于这些效率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就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强化了资源剥削和掠夺。另一方面,激励相容也仅仅是在目标设定以后的制度选择问题,如果现实目的已经偏离了其本质,那么也会造成相应激励相容制度的扭曲。例如,一个组织的现实目标如果仅仅是个人利润最大化,那么,由此设计的激励相容制度往往会造成其他群体或社会福利的损失。

  

重新审视效率即正义的流行论断

  

   随着一群经济法学家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拓展到法规乃至宪政性的高层次的正式制度层面,从而就形成极具功能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学流派。例如,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就认为,法律的权威性不是在于它的公正性或正义性,而是在于它最适当地满足了人类的一定社会需要。正是基于实用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采用效率原则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选择供求的收益—成本分析框架作为法律实践的基本工具,从而法律的道德思考开始被法律的经济分析所取代,并根据力量博弈均衡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在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要受效益原理的支配,如制定物权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则、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行为的限制性规定等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高效益分配社会资源的努力。

   事实上,波斯纳就认为,经济分析法学本质上就是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其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者,并以经济效益贯穿于其法律分析的始终,从而诸如机会成本、价值、效用、效益、效率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都成为经济分析法学家经常使用的术语;根据这种理论,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效率为优先。进而,波斯纳还认为,效率即正义,其逻辑是:效率最大化即为财富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必然促进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乃是最大不正义,因而效率最大化也就是正义的标准。这样,波斯纳把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等同起来:效率本身既是实现正义的手段也是目的。

   然而,波斯纳有关“效率即正义”的论断和推理却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效率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财富最大化,这里需要对效率的内涵进行事先界定;其次,财富最大化并不必然会促进效用最大化,因为财富仅仅是影响效用的一个方面;再次,财富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社会福利函数本身就有多种形式;其四,尽管资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是不正义的,但资源的错误界定可能是更大的不正义,因为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扭曲。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直接说效率最大化就是正义的标准,而是首先要界定何种效率、谁之效率。一般地,任何对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的追求都伴随着有一部分人被牺牲掉或蒙受损失,而波斯纳的法律规范却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因此,有学者就指出,波斯纳的理论基本上“不考虑分配正义的,只是在默认既存分配制度已经限定了人们的不同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展开‘谁出钱最多就给谁权利’的计算,这使其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财阀意识形态,远不像其表面所标榜的那样科学。”

  

效率的本质内涵及其多层次性

  

   根本上,效率不是一个实义目标而仅是衡量达到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体系)。显然,谈论任何效率的比较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准目标,不清楚界定出效率的内涵,空泛地讨论效率就没有任何意义;特定制度所体现的效率往往会因目的预设不同而差异巨大,而目标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取舍问题。一般地,效率至少体现为这样三个层次:(1)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如工资、利润、租金等;(2)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如社会福利;(3)最大化组织机构自身目标的效率,如有效性。因此,在进行效率判断时,首先必须界定是对谁而言的效率,而这又涉及到利益的归属问题。譬如,我们在谈论企业的效率时,首先要界定这个效率主要是指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同时要考虑企业盈利的剩余究竟是为股东、管理者还是生产者。因此,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有效率的观点,格里高利.道就指出,单纯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组织的效率,主流的功能主义分析缺乏一个因果基础。

   事实上,组织的选择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总的交易费用问题,还有这些费用在代理人之间的分配;如果考虑了后一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明即使劳动者管理的企业(LMFs)更有效率,资本家管理的企业(CMFs)也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无论是CMF还是LMF,任何一个结构的治理的好处都流向了那个结构中有管理权威的代理人,那么较少管理者的CMF将会战胜拥有很多管理者的LMF,甚至当后者有一个较高的总量数额来分配时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汽车行业为例:2008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之所以处于破产的边缘,并不是它们的技术水平、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方式落后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汽车公司,而是在于它存在一个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成本。例如,由于UAW的存在,通用汽车的员工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包括退休员工;工人即使没活可干,在那里待着也可以拿加班费;工人失业期间仍可领取95%的工资,而且可无限期“待业”。因此,通用汽车的熟练工人每小时工资达到73美元,而竞争对手丰田公司工人的时薪只有49美元;同时,平均每辆通用汽车包含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保险成本,而丰田汽车则只有97美元!正因如此,在全球最大的美国市场,通用占有的份额已经从1982年的43%降至今年第三季度的26%,与此同时,丰田、日产、本田、铃木这4家日本汽车公司的全球产量全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亚洲汽车公司占据美国市场的40%。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通用等美国汽车业因成本上升而不得不生产高价的豪华汽车,进而在经济危机中就会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况下,因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对豪华汽车产生巨大需求的中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成为通用的“救命稻草”:每辆通用汽车在亚太地区能挣1200美元,在北美只有区区102美元,不到一个零头;2003年通用在中国销售汽车36万辆而获利润高达4.37亿美元,而在北美销售560万辆而仅得利润8.11亿美元。正因如此,是否能够打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就将成为美国汽车公司能否维续的根本,尽管这也必然会面临着日本等亚洲汽车业的竞争。显然,美国汽车业之所以越来越竞争不过日本,根本问题不在于车的性能,而在于成本结构;美国汽车的成本结构保证了员工可以过较为富裕的生活,却严重降低了它的竞争力。进一步地,早在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制造商的工人日工资就是5美元,而到了2006年,中国工人每小时仅为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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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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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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