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中国留守儿童:“惩戒术”与“关爱体系”

——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研究[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4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1:06:32

李涛 (进入专栏)  
家庭可具体通过给学生施加必要的心理压力,才能真正配合学校重视和纠偏学生在校的违纪行为,否则这些违纪行为的严重性惩戒往往会在家庭一方被消极解构,进而致学生的违纪行为往往难以起到综合治愈的效果。大多数农村家庭相比于乡校而言的道义与角色弱势,使其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这种柔性的惩戒术。

   但杨刚家庭却不这么认为,杨刚的父亲是云乡残联主席,母亲是乡村医生(患有慢性疾病),相比于其他务农为业的农村家庭,这样的乡村公共人角色显然无法接受子女被云乡学校取消住宿资格的惩戒:一方面出于“面子”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政策掌握的自信和社会资本拥有的自信。杨刚家庭通过公共网络和在教育系统私下关系收取到的信息是认为撤点并校后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不能不给学生提供住宿,否则就有权去告学校侵权。于是在杨刚家庭的怂恿下,年近七旬的奶奶直接将云乡学校告到了芥县教育局信访办,理由是:家校距离达9里,杨刚父亲残疾、母亲疾病,自己年事已高且显然无力接送杨刚,而学校却还要非法取消杨刚住宿资格,这是体罚。这样案情提供显然让云乡学校陷入到十足的被动之中,县教育局信访办迅速组织人员形成调查组对此展开调查,最后调查的对象显然定位到了邓畅老师身上,尽管后来经过多方约谈和积极交涉,县教育局调查组了解了全面实情后表达了对云乡学校惩戒行为的理解,但也即刻要求云乡学校马上取缔取消住宿的惩戒而让杨刚等9名学生立马回校住读。对于学校而言,这显然意味着上级官方对“取消住宿资格”这种新惩戒术的不支持表态,而对身兼生活老师职位的德育主任邓畅老师个体而言,他理解为这是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的胜利。

  

   三、故意无视:间接惩戒失败后的治理

  

   (一)“间接惩戒”失败后的治理术:“故意无视”作为一种隐藏的冷性暴力与家校淡漠相关

   社会资本对教育惩戒权的胜利背后并非意味着家长对学校的胜利,因为最后的吃亏者往往依然是学生。杨刚家庭确实获得了免于取消住宿两周的决定改变,但云乡教师们在惩戒面前却展开了集体反思。德育主任邓畅老师告诉笔者:不敢打、不敢罚、不能开除、还不能取消住宿,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比如取消住宿的情况,但最后家长一告到上面,学校也就只能被迫取消。我们惩罚的权力究竟还有多少?农村底层乡校日常管理太难,尤其是惩戒难……。德育主任不好当:一方面,很多班主任现在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来对待违纪学生,该罚不罚,生怕不小心就被家长告到上面去,给自己惹麻烦;另一方面,对于实在看不过去的违纪行为,本该班主任直接给惩戒的,但却都通通都推给德育处,让德育处来做处理和执行,也主要是怕出事情给自己惹麻烦。事实上,学生的日常违纪行为是班主任最常规性和最日常性需要直接面对的,但日常惩戒却在班主任那里日渐变得战战兢兢,惩戒逐渐在日常性中被单向度的奖励和漠视所取代。诸如同样一个在宿舍里熄灯后说话的违纪行为,直观而言惩戒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但因为害怕惩戒导致可能的家校冲突与争端,老师日渐采取奖励未说话的其他同辈群体以此表达对违纪说话的不满,或对说话者采取纯粹的故意无视态度。在宿舍区,从杨刚住宿事件发生后,邓畅老师则采取了故意无视杨刚的态度,私下里邓畅老师谈到:杨刚家长不是说我体罚他子女吗,好,那我就不管他,只要他不干扰别人和不要太过分,否则我就直接让他家长来处理,这下他总不会说我体罚了吧。

   显然邓畅老师所言的“故意无视”是其对学校间接惩戒术失效后的应激反应,但从“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进而走向“故意无视”的冷性暴力,也折射出底层乡校在村落教育变迁中对学生管理的无奈,事实上,“故意无视”作为“间接惩戒”失败后的一种惩戒术主要流行于对付乡校较高年级中已被放弃的“累犯们”,他们往往是“隐性辍学者”。这些被放弃的“累犯们”,家庭往往并不像杨刚家庭一样愿意积极介入学校处罚,相反,正是乡校中占据绝对主体的教育淡漠者。

   事实上,当下农村家长与乡校之间的关系淡漠已渐成新常态:

   其一,诸多孩子父母都在外地务工,因为缺乏教育经验,再加上他们自己在外地工作难免也会遇到各种烦心事,以至于有些孩子在学校严重违纪后,学校用电话联系家长以求共同处理时每每遇到困难,刚电话时,家长会答应学校共同教育,但方法却仅限于远程恐吓和威胁,效果当然欠佳,以至于孩子屡犯成为必然,当学校再次电话与家长取得联系以寻求共同处理时,多数家长就早已不耐烦,或推脱说让学校随便怎么处理都可以,或干脆直接连电话也不接了;

   其二,多数家长平时几乎从不和学校有联系,甚至学校要求每学期开一次家长会时,家长们真正能到学校的也占不到1/3,后来学校不得不只有告知学生回家务必转告家长,开家长会当天要返还住宿生生活补助并签名,随后家长们来开家长会的才陆续增多,但诸多家长也仅限于领完返还的住宿生生活补助签完字以后就立马离开;

   其三,底层乡校教师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谱系早已与在地化的乡村毫无任何文化上的牵挂和依归,乡校早已悬浮于乡土,传统意义上精神互契的家访也已演变成一种只需文字在场化的冷性记录,或者甚至连形式和过程都被直接取消。

   家校之间的淡漠关系,难免也助推了学校在日常管理中“故意无视”这种冷性暴力的发生:一方面,既然家长都不管不急,乡校老师又何必去急去管,只要不出重大安全问题即可;另一方面,家长们诸多“唯利”的潜在日常行为与态度给底层孩子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变成了一种可供自由选择消费的市场行为,与金钱有关(尽管不由家庭直接承担学费,但由国家提供),而教师只是教育产品的提供者,学生有权选择读或不读,教师也没有必要去强迫和惩戒。

   (二)“故意无视”的日常惩戒术:“隐性辍学”到“显性辍学”的发生

   在云乡学校,对于低年级而言,“直接惩戒”到“间接惩戒”还是主流,“故意无视”则多发生于对高年级被放弃的“隐性辍学者”。所谓“隐性辍学者”是相对于显性辍学而言,一般意义上讲的辍学即是显性辍学,表现为学籍意义上离开学校而不再接受相关学校教育,而隐性辍学指在学籍意义上学生依然在学校接受相关学校教育,但实质上却“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人在爱不在”、“人在力不在”,辍学是一个从隐性到显性的变化过程,隐性辍学是显性辍学的过渡阶段,显性辍学是隐性辍学的可能结果。

   国家高度重视预控显性辍学问题,多项研究曾引发社会舆论集体反思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所致的辍学率反弹问题。相关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小学辍学率在1990年-2000年间大幅下降,2001年-2006年处于波动期,但2007年后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的5.99‰上升到2011年的8.22‰,这意味着每年约有80至90万农村小学生辍学。而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研究团队对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和浙江四省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的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学生累计辍学率在17.6%-31%之间,远超出国家公布的2.6%水平,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而根据国家审计署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时对全国27省区1700余万中小学生调查报告显示,“撤点并校”在提高了办学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的问题,一些地区学生实际辍学人数上升幅度较大,重点核实的52个县1155所学校,辍学人数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增加了1.1倍[2]。

   显性辍学率的反弹一方面与持续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其“预备形态”——隐性辍学率的增多有关。而“故意无视”作为在“直接惩戒”和“间接惩戒”之后的治理术,与隐性辍学率增多之间具有内在隐蔽的关联。事实上,隐性辍学率的发生与厌学具有直接关系,底层乡校中流行的同质化测量和单价值标准塑造使学生在情感、理性、品德、智慧、才华、想象力等各培养维度方面都变成了与工厂产品性能赋值相类似的生产,犹如所有靠近原料产地的加工企业一样,底层乡校与乡村的地缘亲近性,也仅仅是为了按照外在统一市场的标准而就地加工“人”这一产品,在一体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结果主义的教育竞争面前,乡校中仅有极少部分“优秀产品”得以有资格进入能够实现长距离阶层流动可能的高一级“学术性知识工厂”中被继续加工,其他大部分或作为学校教育意义下的“废品”而以失败的姿态告别教育晋升轨道,或作为“半成品”而进入到另一个并不被社会舆论普遍认可且仅有实现长距离阶层流动较小可能的“技能性知识工厂”中。底层乡校中“产品”的自然分殊在统一性的测评体系下被进一步区显和确化,少部分有教育晋升潜力的学生被学校权威者提供了更多的积极关注和符号赋值,他们被赋予“前途光明”和“积极有为”的正向评价,成为学校中通过日常话语、外在景观、公共仪式所确定的典型模范与学习榜样,进而被日常公共舆论认定为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卓越的天赋,作为乡校获取社会声誉而荣誉出品的“优秀产品”。但另一部分,特别是在统一性测评体系下所确证的末端者,他们事实上被标签化为了“天生愚笨”和“不可救药”的失败者,失败者的被放弃理所当然:一方面被标签化的失败者不得不逐渐在心理层面产生对官方统一测评标准下失败的自我认同,进而通过厌弃竞标赛式测评标准下的官方评价,而在其他校园日常生活中寻找个体意义以摆脱失败魔咒,这意味着自我放弃下隐性辍学的发生可能会变成一种略带英雄主义的抗争色彩,正如“失败者”黄明所言:“哥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另一方面,教师的“故意无视”往往意味着底层乡校中因学龄人口少而致“编班分流”不具现实条件状况下一种“交换规则”的默许:教师以“故意无视”的方式不去找教育晋升潜力微弱的“失败者”麻烦,而“失败者”在超越日常学校规训而获隐性自由的同时也不要去打扰同一班级内其他有潜力的教育晋升者,尤其是官方所确立的典型模范与学习榜样,但随着中考等决定性考试的最终临近,会有越来越多曾经的潜力型教育晋升者被抛弃到“失败者”的行列而被“故意无视”,隐性辍学向显性辍学的发生被逐渐更替。

  

   四、日常“惩戒术”基础上的“关爱”:我们究竟需要反思什么?

  

   中国各级各类政府对于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无可谓不重视不努力,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实施并督导强化落实的各级政府关爱服务项目和关爱服务社会购买项目无可谓不丰富,关爱指标也无可谓不细致,然而,关爱效果却总是不尽理想。事实上,真正的关爱体系建构绝然不只是各级政府单纯任务指标分解和简单购买社会服务就能够有效达成,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深度反思来自成人世界的所谓关爱是否变成了一场代位的臆断,关爱的供给侧是否有必要进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以真正将留守儿童置于关爱的中心。真正有效的关爱绝不只是需求者话语缺位下的关爱,而是将关爱真正置于每一个小写的留守儿童内心世界,本质上需要理性的关爱体系真正能够看到每一个有体温的个体,而不是高高在上将所谓成人世界理解的关爱批发式的给予抽象话语下“群体式”和“大写状”的留守儿童。

   来自现有成人世界的中国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存在两项核心困境:其一,关爱体系建构并不真正建基于对留守儿童日常行为长期田野观察和深度研究的主体需要上,关爱者“中心化”、“粗放式”、“随意性”的关爱较为普遍,很难展开更为精细的个体化和分层分类关爱项目实施,相反,关爱体系科学建构的经验信息多来自于被媒介公开描摹而被话语定型化的部分留守极端个案,这些个案极容易被过分渲染而给整个留守儿童群体贴上恶意的社会标签,例如,在笔者的大量田野调查中,发现随着心理叛逆期和个体社会化的提前,底层乡校三年级以上与父母分离持续半年以上的绝大多数男孩反而并不太愿意见到父母,同辈群体给他们提供了另一层温暖,这种温暖本应与来自父辈和学校的关爱并不冲突,但现实却是平级的关爱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关爱。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个体心理保护还是一种无意掩饰的真实社会心理状态?暂不得而知,这显然需要研究者深入中国底层村落做科学严谨的实验观察方可提供科学有效的体系关爱,从而打破目前关爱体系动不动就是毫无检视而一成不变“父母亲情”、“临时妈妈”等项目逻辑;其二,关爱与现实的学校规训彼此混淆,不是通过恢复留守儿童在校园里的“主体性”和“自由空间”,而是用无数的“禁止”和“规训”去弥补教师,尤其是生活教师不足而单向度只能依靠“控制网”去减少留守儿童违规的现实,“保证安全即是给予关爱”的潜在逻辑恰恰偏离了关爱体系建构最为核心的精髓: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现实下何以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真正喜欢的地方。由此,在这套成人世界关爱体系南辕北辙的持续性践实下,中国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可能越被关爱却越陷入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

  

   [1]本文系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5CSH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中人名、市县及市县以下地名均属化名,对为笔者在田野工作中提供过各种帮助的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2]审计署调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辍学率5年翻倍[EB/OL]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3_05_05_1424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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