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城市之神

——---本杰明·阿尔德·乌伽福特著《公共思考》简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7-09-25 17:22:31

吴万伟  

   琼·巴斯金 著 吴万伟 译

  

   在今年夏天初期在《探宝器》(The Revealer)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思想史专家本杰明·阿尔德·乌伽福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辨认出美国最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饥渴。正如他充分证明的那样,不同的人用这个术语指代不同的东西。总体上看,它被用来指代一种欲望,要参与更具思想性和更知情的公共对话,并得到那些在人文学科受到良好教育者的观点支持。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认定,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应该是好事,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社会其他人都是如此。(在研究生院呆了将近十年,在此期间我帮助创办了一本杂志,其理论基础就是公共哲学,所以我将自己看作此主张的利益相关者。)

   乌伽福特的文章温和地列出了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的内在矛盾,此时,对于什么构成公共和什么人有资格作为知识分子讲话,我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他对同一话题进行的深入研究《公共思考》中,乌伽福特提醒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有悠久的历史,虽然当今采取了与上世纪中叶不同的功效评价。该书专门讨论三位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他们都对公共思考的困难进行了理论化阐述,并用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三者中,阿伦特是最被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乌伽福特会教导你在使用术语时加上罕见的引号),用乌伽福特的话说,他们都“表现出对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问题的共同痴迷,‘知识分子’有时候充当速记的问题。”

   乌伽福特的研究信息丰富到令人尴尬的程度。跟随他追踪三位思想家的思想踪迹会暴露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的浅薄无知。今天,我们谈论人文学科的课题资助,学者如何在网上交流,学界能否学会为大众而写作,似乎这些是最根本的问题。但是,它们不过是根本问题的微小支流而已。知识分子能给公众带来什么利益?斯特劳斯、列维纳斯、和阿伦特都对乌伽福特所说的“泛欧洲对知识分子的热情”感到怀疑,当时人们“想象知识分子是真理、正义的公共捍卫者和政治腐败的反对者”。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呼吁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就反映了这种热情。乌伽福特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提醒和挑战。不仅公众可能屈服于腐败;而且渴望思考公共问题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学会如何对自己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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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思考过哲学家、知识分子和公众关系的不仅是斯特劳斯、列维纳斯和阿伦特。乌伽福特或许可以将焦点集中在他的故事中多次出现的20世纪若干思想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或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或者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等人身上。但是,他的选择不是任意性的。让斯特劳斯、列维纳斯和阿伦特成为内容丰富的对比对象的是其相似背景中的差异性。斯特劳斯、列维纳斯和阿伦特都是前后十年之内出生的欧洲犹太人,并在魏玛德国受到的教育。三人都师从海德格尔,在个人和思想上都受到海德格尔认可和支持的纳粹崛起的影响,尤其是海德格尔在1933年接受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演说的影响。列维纳斯在1931年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之后,应征入伍加入法国军队,当了四年德国战俘。阿伦特在1937离开德国,先去法国,后来在1941在哥尔斯集中营(Camp Gurs)呆了一个月之后到了美国。斯特劳斯在1931年离开柏林到巴黎,1937年最终定居在美国,先在纽约社会科学新学院,后来到芝加哥大学。

   乌伽福特承认,要解释阿伦特、列维纳斯和斯特劳斯对待公共思考的态度,有必要更笼统地描述他们的哲学。他在每个人身上花费了三章的篇幅,不仅仅总结了各自的立场,而且提供了他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对思想与政治生活的关系的想法不断变化的立场变化图。虽然如此,《公共思考》的读者对每人如何看待那种关系将逐渐有一种明确定的意识。乌伽福特将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变得具体的方法就是对比他们对公共思考的两位著名试金石:海德格尔和苏格拉底的论述。

   乌伽福特首先讨论的是斯特劳斯,此人写了很多有关苏格拉底的文章,只是偶尔写到海德格尔。收集其作品中散落的评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的论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演讲,乌伽福特暗示,虽然斯特劳斯受到海德格尔对“西方危机”的描述的吸引,但他不赞同老师的明显信念,即哲学家能够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发挥关键的作用---干预公共政治。在尝试将其哲学教学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时,海德格尔忽略了政治生活和哲学之间在古代的区别,斯特劳斯写到,如果严肃地考虑,前者意味着“相信城市之神”,而哲学则让“拒绝城市之神”成为必要。在斯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知道哲学与政治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特别小心总是认可市场中的城市之神。他的死亡用最清晰不过的术语表现出哲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根本对立。正是这种对立让现代人忘记他们奉承讨好“知识分子”,斯特劳斯认为是一种认可条款。乌伽福特写到,在斯特劳斯看来,“知识分子”是“现代的躲避伎俩,人们假装理性实践不仅不与政治生活发生冲突,而且还能指导实践。”

   在乌伽福特的三个人物中,列维纳斯是最痴迷海德格尔哲学的人,因而受到老师认可“希特勒主义”的影响也最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列维纳斯正在写一本有关海德格尔的书的过程中,他称赞海德格尔是“德国的光荣。”后来,他回顾了海德格尔“坚定和果断的声音常常返回到我头脑中,当我在收音机上聆听希特勒的讲话时。”甚至在战争之后,列维纳斯仍然忠实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否定,尤其是他对西方对主观人文主义观点的批评,据此能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理解人---也就是说独立于他的背景或历史。但是,斯特劳斯指控海德格尔对“政治是个文盲”,乌伽福特写道,成熟时期的列维纳斯强调他从前的老师对“伦理学的冷漠。”在列维纳斯看来,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激进政治的纠缠不清可以被归咎于其哲学中缺乏“他者”的位置。海德格尔成功地废黜了西方普遍主义,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哲学似乎在孤立的唯我论与建立在像血统和土地等历史偶然性基础上的排他性社区的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

   列维纳斯不像斯特劳斯或阿伦特那样写了很多有关古代哲学的东西,但是,在乌伽福特引用的1961年的文章“海德格尔、加加林(Gagarin)和我们”中,列维纳斯求助于苏格拉底作为与海德格尔相反的哲学家人物,“表现出对他人独特经验的兴趣。”列维纳斯说,非常说明问题的是,虽然海德格尔更喜欢“乡村和树木”,苏格拉底更喜欢“能遇见他人的城镇”:他与同胞公民的对话代表了知识分子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伦理行动者,他在公共演讲中承认为“他人”的繁荣做贡献和承担责任。因此,列维纳斯建议用一种世俗的普遍主义宗教版本取代西方人文主义,据此,“仅仅是人”就有内在的价值。如果海德格尔的哲学暗示我们的责任能够被限制在地理和时间的群体中,列维纳斯则认为,“我们在他的面孔上看到他人的无限性事实上是第一个词:你不应该杀戮。”

   应该承认,没有简单的办法将圣经中的诫命翻译成政治行动,列维纳斯抗拒这个观点---萨特和那个时代的其他法国思想家都非常相信的流行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一个概念,知识分子应该作为无法表达自己痛苦者的“先知见证人”。乌伽福特认为,虽然列维纳斯似乎比斯特劳斯和阿伦特对知识分子影响政治生活的能力更乐观,但他也是三人中对该影响到底该如何发挥表达得最含混不清的一个。

   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体现出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为此给出了回答。正如乌伽福特回顾他们的时候所写,她对海德格尔与公众关系的俩个主要抱怨最初显得自相矛盾。一方面,阿伦特在抱怨哲学家中对公众施加影响力的“男性”欲望时,肯定心中想到了她的老师。另一方面,她认为海德格尔表现出“哲学家对城邦的古老敌意”是个错误,它认为舆论不过是蜚短流长,贬低了个人做出知情政治选择的能力。但是,考虑到阿伦特对苏格拉底的崇拜,至少在她的职业生涯的后期,这两种抱怨可以被认为具有互补性。乌伽福特专门花费了重要一章论述这个阶段。在她论述康德的演讲中,阿伦特暗示,苏格拉底对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话语中让公众参与思考过程---这个对话无声地在我心中进行,在我和我自己之间进行。”也就是说,哲学家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承诺于某种政治或者道德事业来彰显她的公共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斯特劳斯建议的那样,她必须隐居或者对公众隐藏她最深刻的信念。事实上,公共广场对哲学家的个人思想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让她有机会了解新观点和意见。通过在她的思想中融合和协调这些意见,哲学家能够通过塑造每个人在自由社会中都拥有的首先是自我接着是相互之间的论证来回报这种恩惠。

   公平地说,乌伽福特并没有偏向谁,他仍然忠实于最初的承诺,不会从对三位思想家的调查研究中提取出规定性理论。我认为意识到他对阿伦特后期有关公共思考的主张的敬佩还是可能的。斯特劳斯设定了区分哲学与政治生活的清晰界线,列维纳斯模糊了哲学家和公众之间的界线,因而很难讲清楚哲学在哪里结束,政治在哪里开始。阿伦特接受了哲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区分,同时否认该区分是绝对的。返回到最后一章对苏格拉底的论述,乌伽福特总结了阿伦特的概念,即哲学过程本身弥漫着政治和社会色彩。

   阿伦特的苏格拉底将外表原则或者公共性内在化了,虽然他也将思考过程外在化或者公开化了。她注意到,这对隐蔽的罪恶问题有隐含意义:苏格拉底认为人人都应该将自己看作自己行动的见证人,同时成为其判断的裁判。苏格拉底不仅在城邦中;城邦也在他心中。公共思考的关键是在写作和演讲中保持对自我反思的原始过程的忠诚,这不可能不涉及到思想家的论证会遭遇公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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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乌伽福特看来,阿伦特的特殊相关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在《公共思考》和发表在《探宝器》上的文章都指出了这一点。那篇文章的开头是重新讨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根源》的后选举时髦,以及更笼统的呼吁“知识分子要起来反对特朗普”。矛盾的是,乌伽福特认为,这个呼吁让人回想起一个时代---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阿伦特这类人的权威被科学家或专家权威所取而代之。乌伽福特认为,阿伦特在当今或许仍然重要,但并不是因为她有关极权主义的写作而是她对“技术官僚”崛起的警告---一种新“知识分子”品种,他们将政治生活视为完成事先确定的任务而非持续不断的辩论永久性问题如我们看重什么以及为什么看重等。

   毫无疑问,技术官僚仍然与我们在一起。在他文章的某处,乌伽福特引用了受到广泛赞美的书评,那是思想史家大卫·塞辛斯(David Sessions)对丹尼尔·德莱兹纳(Daniel Drezner)的新书《观点产业》所写的评论。塞辛斯说,德莱兹纳的书显示当今的潜在公共知识分子正在被“思想领袖”的崛起所淹没。思想领袖是受到赞美的技术专家和TED演讲福音主义者如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他们被广大听众当作思想界的使者来对待。这些人似乎在实现阿伦特的预言,即逐渐尊崇精英技术官僚权威文化的危险。

塞辛斯的文章虽然不是有关思想领袖的浅薄和堕落---对于《新共和》的读者群来说很有诱惑力的软攻击目标。塞辛斯还揭露了什么人变成真正的或真实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描述的危险性,他的文章中真正具有说明性意义的东西恰恰是这些段落,虽然或许是在不经意之间。塞辛斯说,虽然思想领袖涉嫌恭维超级富豪的异想天开,他赞同地称为“左派新知识分子”的群体已经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愿意揭露思想领袖的闲扯,攻击自由派中心的修辞烟雾屏幕,为工人阶级选民辩护。”后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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