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今天我们如何实践学术本土化?

——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17-09-24 12: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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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本土化”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议题。当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在国内整体上被窄化为中国研究时,“本土化”不仅会限定学者的探索目标和问题意识,在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中,也会不可避免出现偏差和扭曲,比如以“中国的需要”为基准来对外部理论进行拿来主义的功利的切割。就学界整体而言,如果学者对“西方—中国”的知识分类习以为常,对“为现实之需”的学术宗旨深信不疑,又对探索人类社会的命运及普遍问题缺乏兴趣,在这种学术生态下,学者所实践的本土化、所提炼的特殊性对人类社会及社会科学的意义,也难免是有限的甚至是可疑的。走出困境,我们需要重构经验世界,这有赖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综合、全面的发展,也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基础上的对历史和文化的回归。

  

   关 键 词:本土化 国家—社会 西方—中国 社会科学 经验世界

  

   作者: 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国家-社会关系(relation of state-society; state-society relation),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范式(它也被称为“视角”、“分析框架”、“研究领域”等),在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学术界被广泛运用。至最近几年,学界渐渐出现了一些主张对其进行“反思”的呼声。这其中,除了少数对该理论本身明确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外,部分学者关注的是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学术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或困难,如该理论在中国面临着概念工具不够或错位的问题、或与中国的语境及实际的政治结构或社会形态难以契合的问题等(1),这些主张大抵是在讨论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学术实践中如何将西方理论本土化(localization)的问题;此外,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视角难以揭示中国复杂的社会变迁机制,因而主张以其他范式取而代之。(2)

   “国家-社会关系”亦是笔者这些年思考问题的基本角度之一,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本土情景的复杂性、围绕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缠绕、还是试图从经验中提炼新分析工具的冲动及努力,都可说是切身的学术体验。如何看待此一类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议题,是这篇小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当我们讲“本土化”,我们在讨论什么?

  

   “本土化”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社会学的“本土化”,在中国并不是个新话题,从科学哲学层面、概念理论一直到具体的方法层面,这些年早有不少学者展开过认真的讨论,台湾同行早些年开始的相关探讨也已经被介绍进大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从“必要性”来切入话题。通常,“本土化”之成立,基于的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本土学者对于本土经验的研究需要,以及有一套外来的科学理论及概念工具先在于我们的学术实践、并被我们匆匆用以本土研究的事实。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议题。因为我们很难否定,“本土的-外来的”这一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某一门“科学”(它本身意味着具备普遍适用性)一定需要本土化的充足的理由,而只有本土的特殊性,才可能成为本土化的必要性的充足依据。但是,特殊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差异性表征,依然可能属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常态——没有哪一个社会,相对于别的地域社会、民族国家等等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范式,如果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差异性有足够的涵盖、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有足够高度的抽象,那么,对于它的否定和超越,就需要学者站在比它更高的高度——这样的超越或者可能形成于学者个体的哲学思考,或逻辑推演,也可能形成于研究者对于人类社会某些本质属性和运行规律的新的发现,如此等等。

   如果不是这样,当我们从解释某一具体社会的“特殊性”的需要出发,来反思我们所运用的理论、范式,那我们所能做的,更可能是在相关的概念/理论的次级层面,从具体的差异性中寻找适合于说明特殊性的概念工具,并抽象出相应的理念或范式,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或许还能进而补正更高层级的概念理论及范式,推进相关学科理论的完善或演变。这些,既构成“本土化”的必要性依据,也是它无可规避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学界“本土化”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对当下中国学界的本土化命题及实践状况,不无疑虑。问题之一在于,不能否认,在我们的有关“本土化”(或称“在地化”)的语境中,有一个清晰可见的“西方-中国”的结构存在。(3)这个结构不仅成了今天中国一些学者的“思想/学术创新”的动力情景,也构成了本土知识的某种生产方式。但是,这个作为“本土化”情景的“西方-中国”,原是基以想像而历史地形成的对概念。它的问题早有中外诸多学者指出。以今天的实际情形来说,单就已经翻译进来的各种外来知识文本而言,“西方”显然不能被用以指代我们所接受、了解的各种学术思想及理论范式的母体。(4)另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本土”,无论是其文化知识体系、还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即所谓“国情”),其内部的整体同质性、以及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的延伸,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关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另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潜在问题是,当种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被引入到中国之后,它们被国内学界用以认识、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现实——“社会科学”在中国本土实际形变成了一种不无特色的“中国现实研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和认识)。毋庸讳言,无论是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的恢复机制),还是就其研究对象、学科特色、以及学术体制运行方式而论,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总体上属于一种应用性的中国大陆研究,这种倾向性于今尤甚。一方面,对研究主体来说,“中国”及其现实需要始终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主题或最终议题。另一方面,就实际成效看,浏览一下我们今天的学术期刊就不难了解到,除了一些国际研究、国别研究的刊物,其他的社会科学类杂志,论文题目几乎都是围绕中国问题而展开,甚至连规范的国际比较研究也极为少见。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学术现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对照一下国外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以及其他国家的学术刊物,我们就不难注意到这其中的问题。

   就研究者的个体实践而论,用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来研究某一特殊社会,这本身的学术正当性和学术创新的可能性都不容否认。但是,当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在国内整体上被窄化为中国研究,它不仅会限定人们的学术宗旨、探索目标,限制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偏差和扭曲——研究者很可能会以“中国的需要”为基准来对外部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功利态度。在这过程中,对理论的了解只是为了应用,对理论的局部切割亦是应用的需要,研究者对学术思想/学科理论本身难以激发真正的探索兴趣,同时学术界还可能以“对解释中国的特殊性是否有用”来作为评价理论及其思想价值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

   本土化为何又何为?就学界整体而言,如果学者们对“西方-中国”的知识分类习以为常,对“为现实之需”的学术宗旨深信不疑,而又对探索人类社会的命运及普遍问题缺乏相应的兴趣,也缺乏相应的意识和能力去了解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社会,那这个学术群体就可能缺乏相应的可能性,去真诚理解理论本身的普遍性意义,同时也很难真正去揭示、诠释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同理,在这种学术生态下,研究者所实践的本土化、所提炼的特殊性等等,其对于人类社会及社会科学可能具有的意义,也难免是有限的、甚至可疑的。

  

   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应用实践

  

   理论的转变源于世界的剧变和学者对世界前景的想像

  

   国家-社会关系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界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相关的学科及领域。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古典的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行政学等的学术传统中,国家和社会早就是重要的概念和对象。同时也因为,上世纪60~70年代世界各国广泛兴起的社会革命运动,驱动了学术界对于“国家”及“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关注。如我们所知,以“将国家带回分析中心”(Bring the state back in)这样的口号为标志,(5)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呈现出了非常活跃、且区别于传统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面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不再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实体和主体,它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象征,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过程中形塑阶级、社会、政党等等的一种结构,一种规定情景。理论范式的更新,为相关的研究拓展了极大的延伸空间。自80年代以来,该理论的影响所及,几乎涵盖到了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研究领域,以至于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万能的逻辑框架和分析路径”。(6)

   在笔者看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迅速扩展,除了是由于理论本身的高度规范性、抽象性所致,它主要还是因为8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剧变造成了学术界对相关理论范式的迫切需要。这种剧变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亚洲、中东、拉美等各地权威国家的民主转型;2.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向、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3.市民社会在一些原民主国家(如日本)中的迅速兴起。(7)在此过程中,政治体制的转变、公民社会的兴起、政治抵抗/社会运动的活跃等等,成为世界各地普遍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动事实,在一些国家(如中国)中,甚至市场的形成也是国家主导的产物。由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成为研究者们观察、分析政经社会的基本工具,自在情理之中。由于各国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之下,一些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概念理论被广泛地用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如威权政治、极权政治、民主化,民主参与/社会参与、社会转型、公民社会、利益表达、社会运动、劳工理论及国家理论等等。

   在缤纷多样的研究中,笔者注意到,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生命力,不仅源自于世界各国现实中的政治/社会的剧变,它也与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及价值资源的支撑有关:

   1.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从政治哲学史、社会思想史中获取了丰富的资源。这其中,包括权利、价值、公平、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秩序、道德、以及公共性/公共领域等等哲学思想及概念,大量地被转换为经验研究的变量或分析工具,被直接应用于实证调查,成为解释社会变动的“行动目标”、“道德资源”或“制度合法性”等等。

2.相关的理论范式,让研究者获得了走入社会变动过程的学术路径,并据此探索现实社会的未来可能性。以“市民社会”理论为例,80年代以来,一方面它由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的规范性理论,被研究者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的实证分析之中,它也成为研究者从社会变动中发现价值维度/价值过程的有效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相关的研究也不无成功地将“市民社会”从一种想象中的理想类型转变为了分析、定义现实社会的有效概念。在此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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