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从“当地知识”到“世界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5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4: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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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传统人类学所关注的原始部落 、 农民社会 、 古代帝国就彻底消失 。 说这话的最早是社会学家 , 但人类学内有社会学的 “ 跟屁虫” , 企图使人类学成为研究 “ 后传统社会” 的学问 。 于是 , 过去三四十年 , 人类学家多数不再像格尔兹那样从 “ 当地观点看” 了 , 他们认为 , “ 当地观点” 背后是有值得西方学者用普遍的观点去透视的层次 , 分析它 , 像医生那样去诊断它 , 人类学才有前景 。 而普遍的观点是什么呢 ? 政治的决定论 、 经济的决定论以至于医疗和心理分析的决定论 , 是主要的 。

   新一代人类学家提出一些有优点的看法 ,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他们提出 :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社会 、 民族 、 文化这些 “东西” , 为了研究的方便与 “ 创见” , 对于被研究的人文世界给予了过于武断的分类与区划 ;而至少在过去 500 年来 , 最值得关注的 , 是社会 、 民族 、 文化这些 “ 东西” 所代表的 “ 当地体系” 之间发生的不平等关系 。  另外 , 有更多人类学家致力于指出 , 人类学自身恰是在这世界性的关系中兴起的 。

   对于 “后诠释时代” 的上述两点 , 我一方面同情 , 另一方面怀疑 。 这些新的观点似乎在说明 , 格尔兹的 “当地知识” 论点 , 只适合 “传统社会” , 在近代西方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 , 非西方世界犹如 “ 一盘散沙” , 之间没有纽带 , 突然间来了西方人 , 给世界带来了 “ 关系体系” , 并从此改造了 “ 世界知识” 。

   如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说的 :

   在我们接触到美洲 、 亚洲 、 澳洲或是太平洋岛屿的人民之前 , 他们都是 “ 原住民” (pristine) 和 “ 土著民” (aboriginal)。 这就好像说 , 他们与其他社会没有历史上的联系 , 从来就不曾被迫在生存上相互适应 。 更进一步说 , 直到欧洲人出现 , 他们还是 “ 被隔离开的” , 或者说 “ 我们不在那里” 。 他们是 “ 遥远的” 和 “ 未知的” , 或者说 “ 他们是远离于我们的” , 并且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我以前的同事史蒂文斯 [ Sharon Stephens] , 常常在她的演讲中介绍维科 , 她也常指出 :“ 尽管传说维科过着一种暗淡的生活 , 但我肯定他并非如此 。”) 故而 , 在我们看来 , 这些社会的历史只是欧洲人出现以后才开始的 :这是一种主显节的时刻 , 在性质上是不同于任何以前所经历的和文化上的摧残 。 与殖民主义以前有所差别的每一件事情 , 都被我们看成 “ 权力” (power), 或西方权力 :面对且要服从于西方的支配 , 没有权力的人民 , 就失去了他们的文化一致性 。

   从格尔兹解释人类学到 “ 后现代” , 能否被视为一种学术的进步 ? 这个问题需与 “ 后现代” 提出的问题合在一起思考 。 也就是说 , 假如传统世界果如新一代西方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 , “ 一盘散沙” , 那么 ,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 他的 “ 当地知识” 论 , 也只符合 “ 前现代社会” 研究的需要 ? “ 前现代社会” 与 “后传统社会” 之间的差别 , 是否是 “当地知识” 与 “世界体系” 之间的区别 ? 人类学的叙事 , 是否必定要采取 “现代前后” 的线性历史论 ?

   要认识上述问题之实质 , 不能不触及西方人类学对认识者 — 被认识者强加的武断区分 。 西方人类学家在其方法论思考的第三个阶段中 , 已采取激烈言辞批判了西方自己 , 但他们实际采用的分析框架回归于西方知识论的自我中心主义 。近来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自责说 , 人类学这种强加于世界的自我与他者之分 , 缘起于欧洲 “文艺复兴” 、 启蒙 , 在其中 , 人类学无非是下属的小小言论 。  假如这个看法确实 , 那么 , 格尔兹那一将西方放置于一个由不同的世界构成的世界的说法 , 便具有重要的内涵 。 然而 , 当 20 世纪人类学方法越过诠释派迈向对于 “ 现代派” 之否定时 , 便不免出现了自相矛盾 。 人类学家一方面批判自己的认识论自我中心主义 , 一方面以 “普遍主义” 为由重新肯定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 他们不仅否定诠释派 , 而且还全面否定了现代派那一尊重他者的姿态 。 这 “ 否定之否定” , 被不少人认为是学术进步所必需的 ,   但于我看 , 似乎走回了认识论自我中心主义的老路 。

   人类学方法对诠释派的所谓 “ 超越” , 实质等同于舍弃了这个学派中弥足珍贵的方面 ——— 文化的相对价值观 , 重新将西方当作世界的唯一认识者 (而非被认识者)。 假如我们将这种旨趣定义为 “ 认识姿态” , 那么 , 这个 “ 姿态” 的总特征 , 便是将西方与非西方 (或主要包括中南美洲 、 非洲 、 太平洋地区的 “南方” 与以欧洲为中心的 “北方”) 的二元对立 , 等同于世界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二元对立 。

   西方人类学出现的所有问题 , 根源都在这种简单的 “ 等式化” 里 。 有了这个 “等式” , 西方人类学才可能提出普遍 — 特殊 、 世界 — 当地 、 传统 — 现代的众多时间 — 空间化的对子 。 要对这个 “ 等式” 背后的认识姿态进行建设性的批判 , 初步的工作 , 不应是像近期的 “ 反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 那样 , 恢复某些出自欧洲的理念 (如权力 、 政治经济 、 话语) 的 “ 世界意义” , 而应是指出与这一认识姿态有关的人群分类概念如社会 、 民族 、 文化等等的内在复杂性与外在关系的深刻历史性 。

   相对于人类学方法第三阶段出现了西方普遍主义论调 , 格尔兹的人类学 , 确有其优点 。 解释人类学下的文化差异论 , 拒绝以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为自身的基础 。 这种文化差异的解释 , 也能在相对平和的心境中面对他者 , 谦卑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与他者文化的重要借鉴价值 。 这一观点的存在 , 自身也表明 , 人类学方法第三阶段的出现 , 不过是在对第二阶段的 “ 否定” 中肯定了第一阶段的普遍主义 。

   然而 , 假如完全用 “ 知识进化” 的观点来看待格尔兹的贡献 , 那就大错特错了 。 至少在人类学史中 , 如果有 “ 知识进化” , 那也向来不是能脱离特定思想出现的具体空间场合的 。 如同无法将时间隔离。

  

英国人类学

  

   马凌诺斯基是个合格的 “ 国际人” , 他是移民英国的波兰学者 , 且曾长期在西 太平洋土著人中从事田野工作 。 从他的著作中 , 这个 “ 国际性” , 也得以显示 。 他的关键词并非英国人类学长期使用的 “ 社会” , 而是 “ 文化” , 这与他在欧陆接触到的民族学及德奥文化理论有着密切关系 。 然而 , 马凌诺斯基的文化论 , 又可说是英国近代思想的某种现代表现 , 他对于 “ 功能” 的解释 , 贴近于英国实利主义哲学的制度理论 , 他对于人类学方法的阐述 , 长期影响着英国人类学 (相比 “ 纯英国人” 拉德克利夫 -布朗模仿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制造出来的 “ 比较社会学” , 实际生命力似更为强大)。

   如果说对于格尔兹而言马凌诺斯基有什么问题的话 , 那么 , 我们也可以说 , 这个问题不是他自己的——— 英国人类学长期存在着特殊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与普遍主义的解释方法相割裂的问题 。

   英国学派的面貌为何 ? 要认识人类学方法 , 不能不谈这个问题 。

   近些年来 , 国内人类学界流行一种观点 , 以为人类学等于村庄志 、 民族志 。 这导致一个现象 , 即不少人认定只要是去了偏远的村子 , 就算是做人类学研究了 。 这个观点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到 “ 学术支持” 。比如 , 法国本来富有社会哲学思想 , 但近来有不少法国人类学家主张人类学等于民族志 。 对于这种看法 , 我持反对意见 。 我认为 , 这个现象之所以出现 , 原因是英国学派的 “ 全球化” 。 英国学派到底是什么 ? 我先说个事儿 。 2000年 , 我去芝加哥萨林斯那里作客 , 有次在他家里吃饭 , 我们在餐桌上聊到这个问题 。 他说 , 他不喜欢英国学派 。 我问他对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家布洛克 (M aurice Bloch) 怎么看 , 他说 “他是一位优秀的民族志作者” (H e is a good ethnographer)。他话中有话 , 他所谓 “ 优秀的民族志作者” , 听起来像是在说布洛克不是一个人类学思考者 (thinker), 而是个 “ 学匠” 。 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 , 是因为从萨林斯这席话 , 我们大体能感受到一位优秀的美国人类学家怎样识别英国派了 。说英国人类学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民族志的描述 , 没有大错 。 不过 , 这个说法 , 也可以说有不公道之处 , 英国人类学还是有理论探索的 。

   在英国国内过去主要存在三个流派 。 首先是大家通过前辈费孝通认识到的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凌诺斯基式经验主义人类学 (empiricist anthropology), 也就是萨林斯说的那种 , 其基本论述方式是功能派的 , 与马凌诺斯基的传统有关 。 另外一个是牛津大学的 (英国的贵族喜欢学点法文 , 牛津是个贵族大学 , 所以他们的学问比较像法国年鉴派), 当然是拉德克里夫 -布朗 、 埃文思 -普里查德 (E.E .Evans -Pritchard, 1902~ 1973) 的传统 , 它前后有些变化 , 老派的比较注重社会理论 , 新派的比较注重民族志的人文解释 , 后来与法国结构主义结盟 ——— 比如 , 尼达姆 (Rodney Needham , 1923~ 2007) 在青睐于法国派的同时 , 企图用 “情感” 概念来补充结构理论 。  牛津的人类学最后有意义的东西 , 是埃文思 -普里查德留下的 , 他对于社会的宇宙论模式给予空前关注 , 企图从物来观察整个社会的世界观 , 对于解释人类学有重大贡献 。 1970年代初期 , 著名汉学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1920~ 1975) 曾任那里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 可惜他过世得太早 , 否则牛津的人类学就全变成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了 。  更遗憾的是 , 牛津现在的人类学很实用化 , 连中国政治都研究 , 对于移民问题 , 也很关注 , 成为政治实用主义的阵营了 。 第三个比较强的就是曼彻斯特大学的 “ 曼城学派” , 代表人有格拉克曼 (Max Gluckman ,1911~ 1975)、 特纳 (Victor Turner , 1920~ 1983)  等 , 注重我们今天叫做 “法律人类学” 的研究 , 他们从冲突怎么得到解决这一问题入手研究社会 。 在我看来 , “ 曼城学派” 综合了牛津和伦敦经济学院的传统 。 现在 , 这一派人不多了 。

   三派之间有宗派之争 , 不过对话也颇多 , 它们之间关键的争论焦点在于 “ 一致与冲突” 问题 。 伦敦与牛津分别从文化的一体性与社会的整合性方面探索社会内部的 “ 一致性” , 而局部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 “曼城学派” , 则更多关注 “ 冲突” 如何解决 。

后来的英国人类学发生了许多变化 。 我 1980 年代去英国留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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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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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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