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为什么“领先世界”的明清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4: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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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本文欲达成三个相关目标:首先,介绍“加州学派”学者们的中心论点;其次,围绕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撰写的加州学派的扛鼎之作,对加州学派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就“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一大多数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虽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了一些“欧洲中心论”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视角,但是他们无法反驳欧洲中心论学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若非迫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几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在本土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本文把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是因为中国在先前的研究中被最频繁地作为对比案例。

   必须强调,笔者并不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价值,亦不持中国在18 世纪比西欧落后(或先进)的观点。本文仅仅试图阐明,西欧与中国差异巨大,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与传播之前,它们的发展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规律。

  

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由金世杰(Jack Goldstone)首次提出,用以归类一群对“大分流”或“西方的兴起”(即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区)问题拥有特定答案的学者。这些学者被归并在一起,是由于其中大部分人与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大学有关联。传统上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十分多样,然而它们全部将大分流的根源追溯至欧洲18 世纪以前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括:欧洲拥有一个多国体系和弱国传统,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拥有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政治上独立和半独立的城市,拥有教义上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开明宗教,经历了科学革命与农业革命,等等。

   上述论点,被加州学派学者批评为“欧洲中心论”。加州学派学者们对于大分流的解释颇有差异且难以总括,但他们或多或少共享如下理念:第一,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和中东而非欧洲从经济和技术上主导了世界;第二,欧亚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兴起之前,欧亚文明发展的步调相近;第三,就西方的兴起而言,外部和偶发的因素与(或)经济/ 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更为重要;第四,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关键时刻降临于西方的偶发事件。因此,布劳特(Blaut)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主要的制度与文化差异,且资本主义在1492 年之前的世界许多地区都在缓慢发展,欧洲抢占先机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比其他大洲更接近新大陆。古迪(Goody)认为,欧亚文明的发展总是差不多处于同一步调,大分流的发生仅仅因为历史钟摆在工业革命这一关键时刻摆向了欧洲。阿布- 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弗兰克(Frank)不约而同地试图展示工业革命开启于西方仅仅因为东方的经济凑巧在错误的时刻出现了暂时的混乱。金世杰指出,17 世纪中叶以前,欧亚主要文明的发展处于同一步调并在此后趋于保守,英格兰是事实上唯一的例外,因为它碰巧发展出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必不可少的多元政治体系和牛顿力学。

   加州学派学者们同时强调,西方的兴起和欧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其他国家会很快赶上。事实上,“欧洲中心论”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韦伯认为,虽然儒教文明在中国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却非常有能力接纳资本主义。对于“欧洲中心论”学者来说, 西方帝国主义赋予了工业资本主义太多的侵略性,以至于当英格兰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后,世界其他国家要么面临灭亡,要么被迫吸收学习从而生存。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残酷的同构压力之下,许多非西方国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来开展工业化。这其中,少数“幸运”者似乎在这“世界历史的一瞬”中赶上了西方。

   加州学派传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当属彭慕兰的《大分流》。这本书试图解释为何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 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它们都不具有走向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

  

对彭慕兰观点的评价

  

   对学者来说,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们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溯欧洲“优胜”和其他文明“失败”的原因。这种溯因,如果不谨慎的话,往往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社会的结构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彭慕兰的研究却是从以下这么一个问题出发,即18 世纪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注定会迎来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思考上的转换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一新的提问方法,我们如今完全认识到,19 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非如传统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转换也带来了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处于同步的印象,有着相似的步调和束缚条件,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虽然欧洲的突破并不必然发生于19 世纪的英格兰,中国并无可能在19 世纪或此前自发地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彭慕兰的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显示,直到18 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和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很大的相似性。彭慕兰对18 世纪中国经济的评价受到了来自黄宗智的批判。黄宗智接续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认为明(1368-1644)和清(1644-1911)两个王朝的经济受制于“马尔萨斯机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每个劳力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黄宗智的批评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对于一些深陷其中的学者来说,这是不愉快的回忆。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虽然黄宗智在其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彭慕兰关于18 世纪江南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斯密式增长”(即,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增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议题的历史学家(如李中清、王丰、李伯重、许涤新和吴承明)的发现证实。

   “欧洲中心论”源于19 世纪西方人对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看法,在时人眼中,西方充满活力,非西方地区(包括中国)则落后或停滞不前。虽然那些持欧洲文化产生出工业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现在对这一观点也不认同,彭慕兰著作出版以前,并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如此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江南在18 世纪的繁荣程度。而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传统的关于中国在所谓14 世纪转型之后停滞不前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

   然而,彭慕兰的著作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18 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江南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两国处于同一发展方向,仅仅因为一些幸运的外部因素,方才导致英格兰能够率先起飞,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对笔者而言,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和英格兰之间的相似性,就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其实无关紧要。这是因为,虽然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 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 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虽然中国商人没有他们欧洲同行所拥有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但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 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 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以下事实很说明问题,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教大叛乱和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 世纪的繁荣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 世纪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尽管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和生活质量上处于相近水平,彭慕兰的中心论点却完全不能成立。其实,用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现象来论证中英两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也处于相同的步调,就像用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着同样的函数值这一条件来论证这两个函数是同一个函数一样可笑( 比如2x 和x2 在x=2时都等于4,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函数)。

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因为他所选的例子,彭慕兰的论证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并未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或者中国和英格兰,而是比较江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英格兰(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政权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彭慕兰书中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如果江南地区的生态压力可以由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来缓解,那么江南地区发生工业革命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问题是,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由数个行政单位控制。这些行政单位的官员权力有限。他们无法制订国家级政策,也并无军队能供他们驱策来对外殖民。他们甚至对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都没什么决定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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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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