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邬志辉:座次、身份认同与职业选择

——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的日常研究[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7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1:07:28

进入专题: 座次   身份认同   职业选择   底层再生产  

李涛 (进入专栏)   邬志辉  

  

   摘要: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某偏远农村学校——四川芥县云乡学校中,教室内的座位安排并不是随意的:八年级以“榜样塑造”为目标,按照“中心-边缘”规则进行座次编排;九年级依据毕业升学预期能力和职业选择倾向,进行“前排-后排”相区隔的“功能分区型”座次编排。个体在教室场域中不断确证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不同的学习体验、趋向不同的群体聚合、内化不同的行为塑造,进而达成学校对不同学生职业选择的主体性分流和机制性筛选。

   关键词:座次;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底层再生产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获得”研究因为忽视“教育过程”的深度展示而引起了国际教育社会学界的广泛批判,进而迫使教育社会学开始由“教育获得”研究向“学校教育过程”研究转变。教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也开始从对“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逐步过渡对“学校教育组织和过程”的研究,进而达至对“教育效应”的研究。其中,“教育入学机会”的核心是研究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机会;“学校教育组织和过程”的核心是研究学校组织的结构、功能、运转、学业分流与教学分组;“教育效应”的核心是研究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和教育的社会效果。三个层面依次递进且逐层深入,即:第一个层面在起点意义上探索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并进而过渡到对学校组织和过程的研究;第二个层面是教育现象之间影响机制的呈现和分析;第三个层面是根据经验研究材料构建理论和形成解释[2]。

   显然,“起点”层面的入学机会,尤其是基础教育段入学机会逐步被中国公众满足的当下,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研究主旨的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更复杂的命题恰恰需要过渡到对“学校教育过程”和“教育效应”的研究之中。事实上,中国教育更为隐秘和深刻的不公平也恰恰内隐于学校组织平常的日常过程化之中,组织内部日常化的每一个分解过程以其稀疏平常的合理惯性恰恰勾连起了中国教育公平的危险内环,进而再生产出更为复杂的社会不公平。本文尝试以“座次”、“身份认同”与“职业选择”为互动和递进的三层理论观察点,呈现和分析城镇化背景下中国西部农村寄宿学校中隐秘的微观再生产发生机制,并在细致探讨“学校教育组织和过程”与“教育效应”的经验研究材料基础上构建理论和形成解释性的机制分析。

  

   一、  中国农村寄宿制学校中的政治:再生产隐性机制

  

   在中国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并实现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学校和城镇学校面临着完全迥异的教育现象:一方面,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致使农村学校校均规模逐步缩小,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刺激,使地方政府自2001年以后采取了大规模“文字上移”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公共政策,大量镶嵌在村落空间中的乡校被行政权力直接剥离出来而重心上移至城镇。尽管如此,部分位于乡镇中的农村义务教育段学校在“就近入学”的大原则下为满足当地农家子弟读书需求而得以保留,但这批被保留下来的农村学校仍旧面临因为农村学龄人口不断萎缩而导致的小规模办学挑战;而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因人口大量向中心城镇集聚和结构性大规模增长的学龄人口,城镇教育承载压力重重,城镇中大规模学校和学校中的大班额现象日益凸出,尽管政府采取了新建、分流、限制等多种措施希望控制城镇教育的承载力幅度,但城镇学校的教育承载能力依然面临大规模办学的复杂挑战。

   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中,中国学校面对不断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就读洪流,管理者往往会采取“编班”的政治策略将本地户籍人口子女与外来流动人口子女通过空间区隔开来:一方面防止外地和本地户籍两个不同学生群体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则方便学校教学与日常管理。这种“编班”的政治方法事实上使阶层认同提前发生在个体社会化的预期习得阶段,即在尚没有真正进入到社会之前的学校内部,就通过“编班”的空间区隔策略让身处其中的个体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地形成了明确的社会阶层认同意向,城镇学校在履行促进个体“阶级上升流动”的筛选功能同时,也发挥着促进“阶级再生产”的循环功能。

   在中国农村学校中,通过“编班”而进行阶级区隔的政治策略显然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农村适龄人口数的萎缩使诸多农村学校多个年级只能进行小班额教学,每个年级仅仅只有1个班的尴尬现实使“编班”的政治策略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微小的政治艺术:“编座”。如果说“编班”的艺术事实上是城镇大规模学校内部组织结构产生不平等和进行再生产的主要发生机制,那么“编座”的艺术则是农村小规模学校内部组织产生不平等和进行再生产的主要发生机制。学校根据其自身被期许的社会需求,在下一代身上再生产出上一代在权利和资源分布上的不平等,同时也生产出不同层次学校主流性的价值期许。在笔者对中国中西部若干农村地区的数次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主要生源是留守儿童的小规模底层乡校内部中,每个年级仅有一个班的客观事实往往只能通过“编座”的方式来凸显学校管理者们的主流教育价值选择:一是确保在校学生稳定不出事;二是尽量使本校学生能考上被社会普遍认为更有前途的普通高中,而不是入读前途渺茫的职业高学。

   以中国西南地区留守儿童为在校生主体的偏远农村学校——“云乡学校”为例[3],云乡学校日常空间中最广泛的物质结构是教室,教室是达成学校系统正式目标最正式的基本单元,在这个单元中一切公共行为都或隐或显的传递着社会意志和学校目标,诸多底层孩子们终其一生的个体动机和行为选择其背后内在的思维模式因子都多正式发端与形成于此。乡校教师作为国家公共符号和学校官方主流文化的代表而与这些底层孩子们共同享有教室内的空间占有与意义布局,通过教室内复杂的秩序博弈而凸显出来:空间内的景观布局、座次的公开安排、区域的功能性划分、学生群体的空间分异、空间距离基础上符号意义与关系意义的构造等等,都让不同位置的空间拥有者日渐形成与空间期待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的身份思维与身份认同,并最终依次形成教室内公共活动每一个规范角色扮演所达至的秩序,进而实现复杂的目标完成:因为服务对象的同质性,底层乡校较之于城市学校,会更重视村落集体舆论评价下的成功和与城市学校比较下的标准化成绩。日常多功能的目标实践在乡校最后更多演变成为了集中资源将期待置于个别少数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主角效应被不断夸大而施运于个别成绩优秀学生身上,以便学校能够通过他们达成底层乡校每年定期在“消费”意义上所需的成功与成绩。当云乡学校校长在每周全校教师工作例会上如数家珍般询问每个年级

   “苗子”的学习近况,并叮嘱班主任老师一定要举全校之力保证给为数不多的几个“苗子”创造最优的条件和环境以保证普高的升学率(主要是害怕被其他同学影响或带坏)时,学校内部的再生产格局其实已经明晰可见。

   按照教育管理者们所认定的优劣显规则,较低年级主要通过以“榜样塑造”为目标的“中心-边缘”规则来编排座次,即:教室四列座次的中间两列编排的是班上所谓成绩优异和表现良好的孩子,而两侧的两列座次则编排的是成绩不好和表现不佳的孩子,中间两列的“好学生”分别对应帮助旁边两列的“差学生”,形成所谓的“一对一”帮扶小组,而座次每周轮换一次,但仅仅局限于纵向的列内轮换,而不作横向的行间轮换。如果“中心-边缘”化编排表层的合法性还主要是基于榜样塑造和管理方便的角度去显性化区隔微观学业体系中的“强者”和“弱者”的话,那么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则直接根据学生初中毕业的升学预期能力大小和职业选择倾向性而固化地确定了区隔性的座次版块分区,这是一种“前排-后排”座次编排策略,即:最后一排全是所谓升学无望且连就读不用升学考试的职业中学都动力不足的孩子,除最后一排外的倒数后三排则清一色全是没有希望升入普通高中且处于隐性辍学状态下等待毕业即进入职业中学就读的孩子,而第一排则是成绩处于班级中等偏上水平(有升入较差一点乡镇普通高中的教育潜在能力)但学习主动性不强需要时刻处于老师眼皮底下被监督和关注到的孩子,随后两排则是成绩处于上等或中上等,有冲击县城普通高中或者另一所乡镇普通高中能力的孩子,当然这批孩子的座次都被理所当然地置于整个教室空间内的中心位置(2-4排)。

   这种寓于座次编排中的“功能性区隔”和“意义性赋值”,事实上是竞争主义逻辑下用一种空间形态上的隐性话语策略在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的学生群体内部形塑“主流与次流”、“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优等和劣等”的分层化认同意识结构,这与国家教育轨道内的筛选性规则与社会结构的阶层再生产之间存逻辑上的一一匹配。座次编排的艺术当然需要服从于此:一方面,区隔的座次赋予了教师区隔化针对性分流教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座次分化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环节。主体为留守儿童的大部分中国乡校学生在座次的空间确认中不得不提早明确自我定位,为初中毕业后大多数客观上都将被考试淘汰出主流教育轨道而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世界工厂”中的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做好劳动力准备。

  

   二、  从“编班”的政治策略到“编座”的政治艺术

  

   涂尔干将学校理解为“家庭情感道德和社会生活的严谨道德两者之间的媒介”[4]。学校以正规教育的形式合法进行个体社会化和教育筛选,在这个微观场所内部,通过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决定了谁应该入读普通高中进而升入大学、谁入读职业中学进而成为技术工人、谁直接进入社会从此与学校再无瓜葛,这是一种通过“惩戒与规训”、“奖励与诱导”、“抵抗与认同”,而在事实层面上导致底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机制。当九年级不同学生正式做出个体主体化的职业选择决定时,这个重大的决定选择看起来却似乎显得那么的轻松和自然,似乎根本没有激起云乡学校孩子们太多的犹豫,这一选择是教师期待、同辈标签和个体认同交互作用的积淀结果。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研究的美国波斯顿学校中,从小学即开始而在初中阶段被贴上封条的“学校操行记录”在起作用,[5]而在云乡学校则是通过系统化座次编排来展开,这种通过座次编排而建构起来的身份与职业选择勾连的过程正是名副其实的阶层分类预演过程,更是底层学校内部阶层再生产过程,因此我们有必有走进学校内部,深入班级之中,以座次为纽带,探寻在不同学生“身份寻找”与“职业选择”中,底层再生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八年级“中心-边缘”座次编排中的政治艺术

   1.以“榜样塑造”为目标的“中心-边缘”座次编排

   在四川芥县云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八年级仅有19个人,但这19个人的座位却仍然如同城镇大班额教室一样被编排为四列,这使得整个教室空间有些“头重脚轻”——前边紧凑而后边空旷。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要使四列座位紧密围绕着讲台。讲台比学生的座位高出约30厘米,被座位簇拥着,这种空间设计无疑可以使教师的神圣性、权威性隐喻得以全面凸显和表达。孩子们的座次编排也绝非是随意和自由的,它事实上是按教师们所认定的优劣显规则而形塑成的一种“中心-边缘”微观社会分层结构,具体表现为:中间两列是成绩优异和表现良好的孩子,而两侧是成绩不好和表现不佳的孩子,“好差学生”对应着,形成所谓的“一对一”帮扶小组。座次每周轮换一次,但仅仅局限于纵向的列内轮换,不作横向的行间调整。另外,为了体现老师的意志、实施公开惩戒,教室内还预留了“特殊座位”。在这种座次设计中,“差学生”很难进入到中间两列,除非他们得到了到了教师们的认可,这种认可并不简单依赖于某一次的成绩排名,而是依赖于班主任和科任教师们的集体评判。

   2.座次编排后被规训的学习目标与再生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李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座次   身份认同   职业选择   底层再生产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08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