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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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3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660

   [31]  陈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9月7日 第8版。

   [3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05

   [3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1096-1097

   [34]  同上,p.1098

   [35]  关于中国传统中“死”与“亡”的基本区别,参见:庞朴《说“无”》,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36]  《解放日报》,1941年4月20日。

   [37]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32

   [38]  同上,p.130

   [39]  同上,p.832

   [40]  同上,p.832

   [41]  同上,P.832

   [4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4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102

   [44]   萧延中:《中国传统“圣王”崇拜的生产逻辑》,载《文化研究》,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p.211-216

   [4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69-70

   [46]  这里所用是柏拉图原生意义上所谓“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而不是现代中国革命语境中与主观性、片面性相对立的那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47]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48]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1期,第6页。

   [49]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结甚至一直影响到“文革”运动的发动。据王力回忆,在“四清”运动中,面对刘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经验”报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了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参见:《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0]  转引自:张家康《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

   [51]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3页。

   [52]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全文并未公开发表,但其《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则可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页。

   [53]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5、141-142页。

   [54]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55]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56]  同上,第311页。

   [57]  思齐:《泪中的怀念》,200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58]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5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1页。

   [60]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6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页。

   [62] 《1994年7月1日访邓力群纪录》,载《话说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

   [63] 《刘少奇年谱》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64]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经张素华研究员搜索,在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文献中,甚至包括会议以后的毛泽东讲话,均未发现有这样的一篇讲话。毛泽东在此为何如此而说,则需要进一步查证。

   [65]  关于毛、刘具体分歧的内容,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6]  参见: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pp.330—331

   [67]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59页。

   [69]  同上。另参见:王年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价》,《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关于毛泽东此番谈话的时间,王著标注为“1963年6月8日”,疑为印刷或笔误。另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27页。陈文并未給出文献的具体出处,经向作者本人请教,陈明显教授答复他曾看到过该文献的档案资料。

   [70]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群。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两位太监。

   [7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72]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73]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74]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节。

   [75]  顾保孜:《中南海政坛人物春秋史》,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196页。

   [76]  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

   [77]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

   [78] 《斯诺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79]  均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5-1396页。 另有资料说:“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参阅:吴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观》,载李敏、高岚、叶利亚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引用者没有找到毛泽东这段讲话的具体出处,但1964年毛泽东在军队系统讲话,可能与他对“文革“前夕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有关。

   [80]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8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82]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83]  参阅: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84]  对于是否在1966年发动“文革”,撤消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是没有踌躇的。据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访谈录”载:“周总理说:毛主席下来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9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5]  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重庆出版社,2006再版,第34页。

   [86]  转引自:胡新民《毛泽东没有为王杰题过词》,《党史博览》2014年第4期。

   [87]  参见:师东兵 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88]  参见:《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党史博览》,2008年2期。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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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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