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公众号|微博|手机版

进入专题: 毛泽东
[3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660
[31] 陈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9月7日 第8版。
[3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05
[3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1096-1097
[34] 同上,p.1098
[35] 关于中国传统中“死”与“亡”的基本区别,参见:庞朴《说“无”》,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36] 《解放日报》,1941年4月20日。
[37]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32
[38] 同上,p.130
[39] 同上,p.832
[40] 同上,p.832
[41] 同上,P.832
[4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4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102
[44] 萧延中:《中国传统“圣王”崇拜的生产逻辑》,载《文化研究》,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p.211-216
[4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69-70
[46] 这里所用是柏拉图原生意义上所谓“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而不是现代中国革命语境中与主观性、片面性相对立的那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47]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48]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1期,第6页。
[49]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结甚至一直影响到“文革”运动的发动。据王力回忆,在“四清”运动中,面对刘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经验”报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了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参见:《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0] 转引自:张家康《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
[51]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3页。
[52]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全文并未公开发表,但其《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则可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页。
[53]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5、141-142页。
[54]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55]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56] 同上,第311页。
[57] 思齐:《泪中的怀念》,200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58]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5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1页。
[60]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6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页。
[62] 《1994年7月1日访邓力群纪录》,载《话说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
[63] 《刘少奇年谱》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64]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经张素华研究员搜索,在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文献中,甚至包括会议以后的毛泽东讲话,均未发现有这样的一篇讲话。毛泽东在此为何如此而说,则需要进一步查证。
[65] 关于毛、刘具体分歧的内容,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6] 参见: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pp.330—331
[67]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59页。
[69] 同上。另参见:王年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价》,《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关于毛泽东此番谈话的时间,王著标注为“1963年6月8日”,疑为印刷或笔误。另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27页。陈文并未給出文献的具体出处,经向作者本人请教,陈明显教授答复他曾看到过该文献的档案资料。
[70]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群。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两位太监。
[7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72]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73]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74]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节。
[75] 顾保孜:《中南海政坛人物春秋史》,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196页。
[76] 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
[77]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
[78] 《斯诺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79] 均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5-1396页。 另有资料说:“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参阅:吴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观》,载李敏、高岚、叶利亚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引用者没有找到毛泽东这段讲话的具体出处,但1964年毛泽东在军队系统讲话,可能与他对“文革“前夕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有关。
[80]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8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82]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83] 参阅: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84] 对于是否在1966年发动“文革”,撤消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是没有踌躇的。据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访谈录”载:“周总理说:毛主席下来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9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5] 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重庆出版社,2006再版,第34页。
[86] 转引自:胡新民《毛泽东没有为王杰题过词》,《党史博览》2014年第4期。
[87] 参见:师东兵 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88] 参见:《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党史博览》,2008年2期。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6075.html 文章来源:三会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