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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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人生就经常性地处于“本我”欲望与“自我”压抑的厮杀之中。而“超我”则更像是一个摆脱了厮杀的“安全岛”,在那里,人们由于“本我”向“自我”做出“牺牲”为代价而获得了某种高傲而安详的满足。当然,在现实中,这一切“逻辑”都只呈现在潜意识中,当事者对此并不曾知晓。因为,被明确承认了的意识就不是潜意识,换言之,只有主体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的意识才是潜意识。

   但是,这一解释只是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表层,而他最为深刻的洞察则在于对“超我”困境之真实面目的揭露。弗洛伊德指出:“超我”的“道德”是一个乔装过后的面具,实为一种假象,它的实质可能会是某种更加老道的“破坏欲”(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暴行”)。而“本我”与“超我”之间暗自沟通的渠道恰恰就是一种“死亡本能”,其表现形式就是面对死者的“罪疚感”(guilt),弗洛伊德也同时使用“自我谴责”(self-reproaches)对此进行表征。正是“罪疚感”,为“超我”谴责“自我”找到了理由,并为“超我”向“本我”退行打开了出口。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在此,他发现了“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同时又拒绝放弃受痛苦的惩罚。”所以,弗洛伊德说他相信:

   “死亡恐惧是发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某种东西。”

   “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亡本能的一种纯粹的培养。”

   “‘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本我’”。

   “可以说,‘本我’完全是无道德的,‘自我’力图成为有道德的,而‘超我’可能是极道德的,同时也可能像‘本我’那样的残酷无情”。

   “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严肃性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行文中,弗洛伊德会把“道德”(moral)与“正常的”(normal)、“良心”(conscience)、“责任”(responsibility),以及 “罪疚感”(guilt),看成具有同一性质的症候。它的意义就在于,在“超我”意识层面愈是执著地追求“良心”或“道德”的实现,就意味着其潜意识中“本我”之“反道德”欲望的攻击性本能就愈加强大。这就是弗洛伊德警示后人的“超我”向“本我”退化的将造成某种可能性灾难。

   弗洛伊德敏锐地看到,“无意识罪疚感的增长会使人们成为罪犯,这一发现是令人惊讶的。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在许多的罪犯身上,特别是在年青罪犯的身上,人们可能发现在犯罪以前存在着非常强大的罪疚感,所以罪恶感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能够把这种无意识的罪恶感施加在一些真正的、直接的事情上,这好像是一种宽慰。”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罪犯”一词定义为更为宽泛的“对现存秩序之破坏者”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看到‘革命’二个字就高兴”的感慨,[105] 他关于“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还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的断言,[106] 以及“我[死后]要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107] 的 “闲话”和“漫语”,是不是就更流露出了他所无意识的(不承认的)中某种绝对主义“心理深意”的逻辑特征?进而,对他面对“残酷”(无论是被人折磨,还是折磨别人)如此之自诺和泰然的超脱表现,会不会将增加某一层面的一致性解释?在“超我”之“道德”的保护下,毛泽东始终以被压迫者的代表和拯救者自居,他鼓动社会底层的“贫人”、“贱人”、“小人物”、“被人瞧不起的人”、“受压迫者”起而“造反”,直接释放Libido,就由此获得了心理“道德”上的合法性,正是这种的非制度意义上的合法性,也就成为了政治行为中“打到阎王,解放小鬼”之“本我”破坏与施暴欲望的正当性依据。

   作为人类思想的先知之一,在去除了其理论之明显的瑕疵之后,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今天仍然保持深刻的闪光亮点,或许就在于,他已清晰地预测到了:高调和执著的“道德”诉求,可能成为会演变为某种人类行为的超级灾难。

   本文作者并不否认毛泽东意识中的道德高尚性,也无意为其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做正当性辩护,而只是试图寻找那条隐藏在“道德”与“破坏”背后的一致性线索。

   最后我想说,毛泽东一生与死神交往甚深,且并不顾及它的屡次光顾,但在“无意识罪疚感”的影子里,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因之,执著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堂堂正正”,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超我”。

  

   注释

   [1]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3]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65-66.

   [4]  Robert Jay Lifton, 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1968].

   [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 xv-xvii.

   [6]  同上,pp.77.

   [7]  在英语中,这里所谓“精神”的原词为“Words”,意为“圣言”,也可译为“道”,但不能译为“词”。刘小枫1991年著有《“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专文讨论“Words”一词的基本意涵,可供读者参考。( http://philosophyol.com 2004 年7-19日)

   [8]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xvi.

   [9]  同上,p.78

   [10]  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1]  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pp.231

   [12]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69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P.109

   [1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p.11-13

   [15]  同上,pp.69

   [16]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pp.413-448

   [17]  参阅:李占平、李淑琴(编)《毛泽东历险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18]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400

   [19]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303页。

   [20]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 页。

   [21]  Lowell Dittmer, Mao and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Mortality. In Asian Survey. Vol.27. 1987.

   [22]  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在战争状态之中,死亡是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例如,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献,竟是一篇刊载于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的官方“讣告”:“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23]  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P.221

   [24]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69

   [2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77-78

   [2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4页。

   [27]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解放》杂志第33期,1938年4月1日。

   [28]  同上。

   [29]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pp.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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