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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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

   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77]

   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

   “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78]

   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是“疑心重重”。

   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79]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80]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81]

   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82] 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83] 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84]

   1967年:赫鲁晓夫曾焚尸扬灰:后事恐惧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几位元帅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话语上发生了冲突。会后江青写条子给毛泽东说:“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开始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但当张春桥汇报说:“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时,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85]

   显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是晚年毛泽东最为忌讳的话题之一,这自然刺激了毛泽东联想到自己死后的种种可能,断然地给这一事件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异常敏感,是寸步不让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革命意志”逐渐衰退的话题,这是自1949年中共进城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要事之一。随着掌握政权越久,毛泽东的担忧也越重。的,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说: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86]

   据一份未经充分证实的材料说,1970年8月下旬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在新一届人大会上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使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突出出来。而毛泽东先祭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而逐渐把矛头引向林彪。陈伯达回忆,毛泽东1970年8月5日上午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就大怒:“大家批判了你的错误,你能认识到吗?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87]

   此处毛泽东动怒,其意识中无疑是说他明显感觉,当他死后,会有人背他而去,而陈伯达追随林彪只不过是一个明显的先兆罢了。

   有文献显示: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时年77岁的毛泽东就感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当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就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这是先前也所没有过的。医生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需要做X光仪检查。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88]

   1971年:我的“副统帅”哪去了?

   1971年9月13日,由毛泽东钦定并写入《中共党章》并被媒体称之为其“亲密战友”的中共元帅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给晚年毛泽东带来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精神打击。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己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种严重后果。[89] 为此,78岁的他大病一场,以后其病情虽时好时坏,但确再也难得到根本性的康复。

   据多种研究报告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该年10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客人邀请他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答道:“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90]

   1972年1月18日因心率失常导致严重缺氧,出现长达半小时的昏迷。1972年2月初,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2月12日晨因咳嗽卡痰而突然休克。经抢救,大约20分钟后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2月15日,毛泽东的老友、美国记者斯诺去世。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91] 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京剧团演员,提到在他的构想中,《红灯记》一家三口最好都不要死,现在这个结局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而《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比较好,也讲斗争,但未死一人,一般人爱看。[92]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中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泽东随口回答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1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当比斯塔说这是第三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则说:“没有第四次了,我要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93]

这一阶段,毛泽东再次从中美、中日关系的方面,实施了“开局”的举措;国内政治中也做了大调整,总之,他比较“忙”。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94] 此间,毛泽东注目于宇宙与宗教等大问题,要求少量印制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似乎在与“天”对话。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前后6次大手术, 8次小手术。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在此背景下,毛泽东1975年4月18日布置注释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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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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