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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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 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在听到此话后,彭真感觉问题严重了,他紧跟着解释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面对彭、陈关于毛主席该不该负责的争论,会议主持者刘少奇则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 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随即宣布当天的会议散会。[59]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60]虽然自1959年初以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自己应负重要责任的话,但像此次会议这样首先由别人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个人责任问题,然后再由他自己本人做出自我批评,可能自中共“七大”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对于敏感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样的一种信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会萌生出另外的想法。细致的学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闭幕,第二天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61] 显然是对这个会议有所不满。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2]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人们可以想象,即使说者无意,我们也不能排除听者有心。1962年3月,刘少奇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的教训,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话。事后他也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印发这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63] 无疑,这已触及到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64]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1964年:“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1963年至1966年,中共又发动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于这次运动的性质和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重要的分歧。[65] 这里,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这种意见分歧在毛泽东的心理层面上激起了什么样的反映?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谈话中,毛泽东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列举了高岗、彭德怀,认为他们是“动摇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当金日成问“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时,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金日成再问:“有这种可能吗?”毛泽东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66]

   这天毛泽东谈兴未尽,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又跟护士长吴旭君唠叨起谈话的内容。总的意思是“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摘者注:指反修防修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最后又说就一句目前被大量引用的话: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67]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到要及早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时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紧跟著,毛泽东又谈及到要警惕中国出现苏联的修正主义,出赫鲁晓夫,他要求要把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68] 而就在毛泽东说出此话的同时,刘少奇并未意识到这里所谓“修正主义中央”的总首领指的可能就是他本人,而是附和着毛泽东的意思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又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69]

   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70] 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 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71]

   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72]

   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是一个转机,中国也认为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的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73] 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晚年回忆:“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去后,毛泽东就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感到了担忧。他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我听了很着急,几次给刘少奇暗示,希望他能在毛泽东面前检查,搞好和毛泽东的关系。刘少奇得知毛泽东的意图后,也几次向毛泽东建议,不要他急着把那些文章发表出来,说那样不利于团结全党的大多数。”[74]

   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随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75]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虽然气氛还比较缓和,但在几天后毛泽东生日这一天私人宴席上,他发泄不满,又不自觉地联系到了死亡。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当时在宴席现场曾志回忆,毛泽东入席前曾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 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毛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毛泽东还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据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76]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

   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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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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