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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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我们开了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己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它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真、陈锦绣、李桂丹、黄梅兴、姚子番、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27]

   毛泽东向着敌人甚至向着全世界宣称: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和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代价(地)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28]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演,提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他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个在历史上叫‘盖棺定论’,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好坏,议论他的功罪是非。所以发扬永久奋斗精神是重要的,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29] 显然,在毛泽东眼中,这些民族和革命的败类是生不如死,焉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年年底,当得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Dr. Norman Bethune)由于急于救治伤员而不幸感染,以身殉职的消息后,毛泽东当即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精炼悼文《纪念白求恩》。他在文章中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因此他是]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0]

   在这里,毛泽东赋予白求恩以的极高的精神内涵,特别是“牺牲”与“道德”紧密而且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1944年9月5日,面对中央警卫团一位普通战士张思德因炭窑事故而“死亡”的事件,毛泽东感慨万分,对此超级重视,他不仅叮嘱一定要召开专门的追悼会,而且亲自对此事做了详细的安排。据后人回忆:张思德牺牲的地点石峡峪离延安有七八十里地,天热路又不好走,运送遗体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就提议最好就地掩埋。但当向毛泽东汇报时,他却坚决地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并说: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荒天野地里哟!同时作了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31] 三天之后,即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举行。会场上悬挂着毛主席亲笔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当时毛泽东空手而来,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他慷慨激昂地连续演说了近半个小时。正如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其实出自为酒吧随意而写的畅想作品一样,毛泽东这种即席、率直和未经修饰的追悼演说,也更加真实地展示了其心理图景的所有细节。毛泽东激动而亢奋地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32]

   “生以备死”和“以死寓生”,成为这篇著名悼词的深刻主题,这就是1944年9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中共“七大”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在这个生命周期的高峰之中,毛泽东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还是“死亡”。在极其庄重的大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充满感情地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宗旨,因为它是用鲜血和生命予以证明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33]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再次强调“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之“死”与“殉”为理由,用以证明其革命事业的“正义”性。特别是《报告》的结尾处,毛泽东再次使用了习惯的“口号式”修辞方式,以强烈的情感注入,热烈欢呼未来新中国的诞生: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34]

   这里,“牺牲”与“诞生”融为一体的宏大意象,划出了一道由“个体牺牲”到“群体创生”的超越境界。“死亡”超越了“肉体”的躯壳以后,无奈的悲哀必将转化为不妥协的执著。毛泽东所恐惧的不是个体的“死”,而是群族的“亡”。[35] 所以,当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遭遇空难后,次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飞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主席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联,并发表了“诗史”般的悼词: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决不懈怠、决不退缩!”[36]

   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最后的一个议程是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这是一个寓有深意的政治节目。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陈述之外,在毛泽东带有激烈情绪的语言背后,有几个重要的逻辑关节值得注意:

   首先、死亡与发展性的辩证法。毛泽东说,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是在暴力中进行的,因此“屠杀”就成为制止革命的常见手段。“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我讲这是成正比例的,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反动派的希望和企图是他们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就越小,但是希望和结果是两回事。……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37]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38]  伴随着血与火,死亡与再生之间的持续性,简直可以被视为革命过程的某种行为规律。

   其次、死亡与责任性的辩证法。毛泽东认为,杀戮的后果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责任”,由此而唤醒和激发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心”。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39] 在“黑暗”与“光明”的绝对界限的选择中,“革命牺牲”的纯粹性和庄严性就与后人的责任性以及历史的持续性实现了逻辑的联结:“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是有信心的。烈士们是已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 [40]

   再次、死亡与彻底性的辩证法。毛泽东一生曾反复说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 这简单利落的口号,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革命彻底性的意识渊源。毛泽东自己说他曾对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毛泽东还举太平天国为例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41]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理图景中,“死亡”占据了一个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简而言之,毛泽东不仅根本不想回避和掩盖“死亡焦虑”,相反,他正是在促使这一致命焦虑的转移和升华的心态中,发掘破釜沉舟和死而后生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并以此种彻底性的爆发力,实现“不可思议”和超越常规的政治功能。

最后、死亡与永生性的辩证法。在讲演中毛泽东还有一个表达非常值得重视,他说:“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 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42]  在毛泽东的话语中,特别是在其即席讲演中,“灵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等等。毋庸赘言,这里的“灵魂”不是所谓死后转世的轮回观念,而正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引愚公老人的话所说:“我死了以后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43] 它所强调的是精神能量对于政治群体生命的续存意义。[44] 换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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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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