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

——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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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在精神上需要承担比常人多得多的苦难与折磨(to be tortured and suffered in spirit);而另一方面,更因为那将意味着在其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足以比享受此生更为重要的追求,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即时功利性的形而上体系。

  

二、 “革命牺牲”的政治学


   弗洛伊德曾深刻地说过:“让生命具有意义是一切生物的第一职责。任何令我们感到生命难以持久的幻想都毫无价值。我们记起了一句话: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我们也可以恰当地将这句话意译为: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1] 这里作者的意思是说,意识层面上无可避免的“死亡焦虑”,在潜意识层面极有可能被投射(to be projected)为积极的建构动能。当然,这种投射会受到历史之主观与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但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把这种顺应历史机遇的行为称为“奇迹”。

   创伤记忆:时时与死神对话的天才

   作为一位罕见的政治家和执著的思想者,毛泽东就是这些人类少数中耀眼的一位。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方面很多很多,其中对“生命意识”的明显“偏好”(preference)或许也是其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突出的“文化--人格”特征,就是对“死亡”不仅毫无忌讳,而且还屡屡公开坦言。对他来说,“死亡”即使不是一个“永恒话题”,也至少可以说是一餐日用不知的“家常便饭”。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死亡”及其“死亡的意义”,都潜在地伴随着这位世纪伟人,自始至终流淌于他的血液激流之中。利夫顿敏锐地看到:“在本世纪里,没有谁的经历比毛泽东的生涯更像那伟大的英雄神话。他的生涯就是充满生死考验的历程(‘road of trials’),或者说就是持续不断地与死亡遭遇进行较量的过程。通过这种较量,他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12]

   检索毛泽东的一生,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从早年直到晚年,一方面,“死神”时时伴随着他;而另一方面,死神又从来不轻意伤害他。这奇异的组合究竟意味着什么?将此问题解释为偶然性或神秘主义似乎是太简单了,以至于只有深究其“道”,我们才可以透视到诸多“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本质要素。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毛泽东与死亡问题直接相关的历史经历。

   其一、目击反抗的“死亡”。

   众所周知,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因为反抗父亲的辱骂而以“跳水自杀”相要挟,最终迫使父亲让步。毛泽东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13] 再一次重大的刺激则是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毛泽东20多年后曾对斯诺说,那次事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暴民’的警告”。后来,韶山哥老会杀了个小孩祭旗,决心反抗到底。起义失败后其首领也被斩首。但在毛泽东心里,这些反叛的“暴民”都是“英雄”,“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深感不平。”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14] 1936年斯诺在与毛泽东长谈时发现:“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具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生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15] 用心理学术语表达,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的“政治觉悟”起因于目击反抗的“死亡”。1919年发生了长沙一位赵女士由于不满包办婚约而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毛泽东为此事件深为触动。在13天时间里,他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撰写了9篇文章,强烈斥责旧社会扼杀人性,剥夺自由,憧憬将来“恋爱自由之伟大浪潮”。[16]

   其二、生命历险。

   对毛泽东来说,“生命历险”比常人要有更多更深的体验,以至于这些“故事”被升华为“神话”。有人统计,毛泽东一生险象丛生但又都化险为夷的传奇事件高达40余起。[17] 一些具有一定史料基础的通俗读物,大量描述毛泽东的“历险记”或可叫做死里逃生。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出现了至少三十次以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经历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轰炸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阵亡。毛泽东后来在1965年1月9日跟斯诺回忆讲,“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18] 另外,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紧急转移。经一年的转战周旋,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翠日溯湫水河而上,到达林县双塔村。4月1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乘汽车冒雪过佛教圣地五台山。[19] 当时大雪纷飞,山路很滑,下边就是山涧。据回忆说,当汽车开到拐弯处的时候,司机发现这个车刹失灵了。当时非常危险!最后司机左弄右弄,最后终于把车刹住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赶快下车!”毛泽东下车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机的肩膀,这人叫周希林,说“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头就走。周希林下车一看,他的那个车轱辘,前车轱辘的一个轱辘已经有半个轱辘悬在山崖边上了。[20]

   为节约篇幅,我们在此无需详细地列举史料,但值得注意的则是:象征“血液”的红色和喻意“死亡”的白色无疑时时伴随着毛泽东。或许正是这些深层的心理隐喻,成为后来毛泽东政治词典中经常出现的“插红旗”和“拔白旗”的心理原型。严肃的学者也根据确切史料,早就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这种特殊经历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21] 学者们还普遍认为,作为极其艰苦、具有强烈冒险寓意的“长征”,成为铸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内在品格的重要环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就提示人们注意“长征在政治上与心理上的意义”,并指出1934年10月15日晚从江西出发时,红军约10万男人和50名妇女(其中8万军人和2万干部),而到达陕西时则只剩下了8千人。在众多牺牲的人们中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而在这期间他的三个儿子也杳无音信。“那些到达陕西的筋疲力尽的长征幸存者们,除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活下来这一单纯的(又是奇异的)实事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了”。[22]

   其三、亡妻丧子。

   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大一样,就是在其数十年间的生涯中,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所有这些亲人都死在毛泽东之“革命造反”的事业中,只有其大儿子阵亡在朝鲜战场上。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

   在心理学角度上,所谓“创伤”一般意味着三种深度焦虑,一是羞辱,二是恐惧,三是死亡。大多数研究者把视角锁定在前两者上,因为对个体而言,只有“被羞辱感”和“恐惧刺激”才能储存在的记忆中,而“死亡”则将随肉体的消失而消失,并不产生行为效能。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上看,正如弗洛伊德晚年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23] 这样,“死亡威胁”其实又成为最为深度的内在“创伤”。仅此而言,在时时与“死亡”搏斗中的毛泽东,就成了一位典型的“幸存者”,因而其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神圣性而言,不进入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弥补。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它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24] 这时,具体的“死”(Death)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s)自身了。有鉴于此,利夫顿才说:

   “毛泽东发出了傲视死亡焦虑的呼唤,他个人的体验使这一呼唤更加深沉动人。对于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历经混乱、暴力与伤害因而一直为死亡焦虑所纠缠的民族来说,毛泽东的呼唤自然会引起特别的共鸣。长期的动荡使得人们试图重新整顿自己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existence)并为其寻求意义支撑,因而总是渴求着有此种功效的思想与行动。”[25]

   在这里,我们只想补充说,在对“死亡”的沉思中,毛泽东所焕发出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激愤和顽强的意志,而且更由此激活了某种不可拆分的历史和政治的整体精神。在超然的革命之“道”中,饱含着个体意志(幸存者情结),融汇了政治理念(社会主义理想),还镶嵌着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这样,“死亡创伤”就超越了个体的躯壳,而融入进某种“群体精神”之中,其政治心理效能就可通过“集体记忆”得到释放,而某种源于个体又超越个体的政治动力就被赋予了物质的能量。由此,我们隐约地发现了一条沟通“个人情感”与“革命行动”的可能路径。

   “革命牺牲”的政治形而上学

   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曾在中国大陆的“文革”运动中被誉为“老三篇”,并要求人们“天天读”的毛泽东著名政治散文,其中两篇,即《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竟是含有祭祀功能的悼念辞章!另外一篇《愚公移山》虽然并非直接用于追悼,但也是中共“七大”刚刚举行过“悼念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之先烈”的肃穆仪式后,毛泽东紧随其后就发表的“闭幕词”。我们也可以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6] 那曾在中国大陆妇孺皆知的警句中,窥测出关于“死亡”(牺牲)的浓重信息。阅读史料我们发现,在历经长征以后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公开场合屡屡谈及“死亡”。显然,那些在肉体已经消失的同伴和战友,一直作为一种整体的“存活物”储存在他的政治记忆之中。由于这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因而也就体现为一种深刻的信息。原则上,这种感情已不再具有私家个人的性质,甚至也大大地超出了简单的悲痛层次,而“转化”和“升华”为某种不可抑制民族责任和革命动力。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情绪激烈的讲演。他说: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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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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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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