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破镜重圆:1965-1969年的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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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和造反派又在中朝边界地区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了金日成极大的不满,中朝关系由此再次陷入低谷。不过,毛泽东本人始终没有批评朝鲜,金日成也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968-1969年,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与此同时,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有意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并迫切需要修复与朝鲜的关系。1969年9月30日崔庸健意外地收到访华邀请,随后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朝关系逐渐恢复友好状态。然而,中朝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只是搁置了。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

  

  

   大体说来,中朝(本文中的朝鲜指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在1965年已经出现裂痕,至1969年达到冰点,崔庸健1969年10月访华后突然升温,1970年4月周恩来访朝后恢复正常。这一历史过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①。不过,对于中朝关系恶化的原因、程度,中国对朝政策和朝鲜对华方针的实质,以及中朝关系为何会在1970年初迅速得以恢复等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或语焉不详。笔者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1963-1964年朝鲜在中苏对立中基本站在了中国一边。1965年苏联新领导层改变外交路线后,中朝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回归到了1962年以前的方针,希望继续在中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日益走向极“左”和激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容忍朝鲜对苏联的暧昧态度。“文革”的爆发,特别是红卫兵的狂热行为,把中朝关系推向了深渊。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金日成,都无意主动破坏双边关系,更不愿意看到中朝关系决裂。所以,当1969年朝鲜和中国都感到外来威胁出现,而毛泽东想要恢复国内正常秩序的时候,中朝便立即言归于好,再次走到一起。不过,朝鲜并未因此放弃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方针,而中国对此也采取了默认态度。

  

昔日的“血盟”兄弟反目

  

   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用4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全面讲述了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革命经验,对当今世界,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②。这篇文章如同宣言,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全面转向以鼓吹和推动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方针——革命外交。

   为了配合这一外交方针,全面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中国驻外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从而把处理与国外关系的机构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基地③。到1967年底,中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已有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55个国家和地区用65种文字翻译出版了845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④。中国驻外机构和援建工地到处都张贴毛主席语录,树立毛语录和革命口号的标语牌,使馆人员、留学生及援建工人在公共场合朗读毛语录,硬性把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像章塞给过路人,艺术团在国外演出时每个节目前都要朗诵毛语录,甚至拦截国际列车并强行在车上张贴毛主席画像,刷写革命标语⑤。

   极“左”和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工作失控的状况,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外交关系,导致中国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情况也是一样。自中苏分裂以后,世界上多数政党都跟着苏共走了,到“文革”时,绝大多数老党已中断了与中共的交往。虽然在中共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后有100多个“马列主义党”从原来的老党中分裂出来或新建,但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力量很小,党员人数也不多,且几年后多数都已经名存实亡⑥。而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几个老党中,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外,其他各党与中共早已是心有芥蒂、貌合神离了。即便是一向把中国称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劳动党,最后也为获取更多更好的援助而疏远中国,与苏联打得火热⑦。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的。

   总体说来,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中朝的方针和利益还是一致的。但是,自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中朝之间的裂痕便凸显出来,并随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开展,日益扩大。中朝之间的分歧大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上中朝两党渐行渐远。1965年3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标志国际共运的正式分裂。此后,中苏两党的斗争便愈演愈烈,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表明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⑧。然而,朝鲜却与苏联越走越近。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刚下台,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交换看法时还说,“勃列日涅夫愣头愣脑”,对苏共领导人不能期望过高。过了一年,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鲜驻苏大使金秉稷带话给苏联外交部,说他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非常关注,并“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⑨。1966年3月,尽管北京一再向平壤施压,试图迫使朝鲜劳动党不要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会见朴成哲时,表示苏联完全支持朝鲜祖国统一以及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立场。苏联认为朝鲜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⑩。接着,受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1966年5月在朝鲜开会,讨论越南问题,但由于中国反对而流产,朝鲜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平壤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去一封信(即“五月指示”),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信中还严厉批评中国方面公开诋毁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谴责中国将古巴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是为了在拉丁美洲“抢夺霸权”(11)。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看法,朝鲜与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发展”。通过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交流规模可以看出,朝鲜与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得到改善”(12)。朝鲜确实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实惠。6月20日苏朝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将在1966-1972年提供贷款、专家和技术援助,在朝鲜援建和扩建一批金属、能源、石油化工企业和项目;为满足朝鲜的愿望,苏联同意朝鲜延期14年支付所有的款项以及1966-1970年内应偿还的长期贷款,且延期偿还的贷款不再计息(13)。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互相“吹捧”,共谈团结和友谊(14)。在苏联为朝鲜国庆举办的群众大会上,苏方讲话一再表示对朝鲜支持“联合行动”的路线感到高兴,而朝方讲话则表示将永远记住苏联的“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并“在反帝斗争中始终同苏走在一起”(15)。

   中国对此自然十分反感。在1966年9月9日朝鲜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陈毅在讲话中不无用意地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的工贼面目,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16)然而,朝鲜根本无视中国的劝告。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刊物报道朝鲜的外交活动时指出:1967年以来,朝鲜“外交活动的特点是进一步投靠苏修”(17)。是年2月,在塞浦路斯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上,由于苏联的操纵,会议决定取消原定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最后导致中国宣布不再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关系(18)。会前中国已经指出了苏联的企图,并宣布拒绝出席理事会,但朝鲜还是派出代表参加了塞浦路斯会议,并在会上支持和配合苏联的主张(19)。与此同时,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访问莫斯科,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20)。据匈牙利驻朝使馆报告,此前朝鲜的军事观念主要是受中国游击战略和战术的影响,此后则引入并学习包括导弹及核武器在内的苏联军事经验和理念(21)。1968年8月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摧毁了“布拉格之春”。中国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的行为,而朝鲜却默不作声,甚至在私下里对苏军的行动表示赞许,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22)。中国则以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场无法公开表达观点为由,没有派代表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庆典(23)。中朝之间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最戏剧性也最鲜明地表现在平壤街头:中国大使馆在屋顶竖起的标语牌写着:“反帝必反修”,而朝鲜则在其对面竖起了标语牌,上面写道:“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24)。

其次,中国自认为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朝鲜却处处强调独立自主,抵制北京的“指挥”,甚至借古讽今,以批判事大主义影射中国的大国主义。当时,苏联和美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一个相同的情报:1966年初,中国人曾劝说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开辟第二战场,或在南朝鲜开展游击战,以便支持越南人民。金日成“不顾压力”拒绝了中国的建议,而是决定派遣朝鲜“志愿者”奔赴越南(一年后朝鲜排除中国的“重重阻挠”,派遣了100名飞行员参加越战)(25)。1966年7月20日,朝鲜劳动党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出一道秘密指令指出:“文革”的发动表明中国已经“转向极端左倾冒险主义”,“正在尝试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谴责中国“依仗权势对弱小国家施加压力”,干扰别国内政(26)。紧接着,朝鲜便在国内广泛开展了学习金日成著作的运动,突出强调学习的目的就是“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彻底确立主体思想”(27)。8月12日《劳动新闻》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捍卫自主性》,文章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果在国际共运中容许有世界革命中心,那就等于承认某个党的特权地位”(28)。两天后,《民主朝鲜报》、《平壤新闻》、《劳动者新闻》全文转载了《劳动新闻》的编辑部文章(29)。从1967年4月开始,朝鲜开始了对金日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凡是“文革”期间中国用在毛泽东身上的词句和做法,朝鲜几乎都搬来歌颂和美化金日成。到1969年4月,与中共九大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评价对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也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将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30)。与此同时,朝鲜各种报刊纷纷刊登历史文章、照片,讲述高句丽抗击隋朝和唐朝侵略的故事,借古人之口批判“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说“事大主义者和封建大国主义者把有‘天子’的国家称为‘万乘之国’,而认为当时朝鲜是低于此的‘千乘之国’”,“把我国称为东方国家,意味着以某一国家为中心,这是错误的”(31)。在抗日战争中,金日成也因为排除了事大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不仅领导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胜利,“也给邻国民族解放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32)。对这个问题,保加利亚驻朝使馆做出了如下解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为了防止对毛泽东崇拜的蔓延,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并警告中国使馆关闭宣传橱窗达30次之多。在中国使馆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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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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