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腐败的两幅面孔

——基于7000个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的描述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9 次 更新时间:2017-09-21 1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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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包括司法、经济、自然资源、房地产、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海关、村委、居委、党务、立法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腐败类型在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差异,为在不同领域中的反腐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手段提供了证据。

   官员的行政级别:在7000多个案例中,虽然有一部分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主要是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公职人员。我们猜测,不同的腐败类型可能在不同级别的公职人员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根据上面的个人职业信息,手动编码了6个类别,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编码为0,居委和村委编码为1,乡、镇和街道编码为2,县和县级市编码为3,地市和厅局级编码为4,省部级编码为5。其中居委和村委工作人员本来也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但由于数量庞大,且具备一级基层政权性质,因此也单独编为一个级别。

   最后,部分判决书文本中包含了详细的被告人的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等等,在构建数据库时这些信息也被全部录入进去,但由于缺失值实在太高,比如7000份判决书中只有3873份提供了出生日期,只有3555份提供了教育程度,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最后没有利用这些信息。

  

   三、腐败的两幅面孔:中国的受贿与贪污

   要充分有效地挖掘数据中的信息,首先要公允客观地看待这个数据,关于以判决书文本为基础构建的这个数据库,其中有两点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是要承认数据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不是一个经过严格抽样过程获得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它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并不能声称完全反映了2014到2015年上半年整个中国的贪污和腐败情况;其次,既然是判决书数据,那么反映的只能是被发现的腐败,而大量没有被发现的腐败存量,也被称为“腐败黑数”的情况,我们从这个数据中也是无法获得的。二是要充分利用这个数据自身的优势。首先,虽然不能代表全部2014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的腐败情况,但是考虑到腐败研究这个领域的特殊性,这已经可以说是目前我们能获得的最优质的数据了。而且,7000多个样本也是目前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获得少有的大样本数据,它必定从某个方面可以反映腐败总体的一些基本情况。其次,虽然由于代表性问题我们不能在这个数据基础上做非常一般性的推论,但是从描述基本情况的角度,这个数据为我们呈现的信息也为目前中国的腐败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从分布频次和涉案金额两个维度,比较贪污和受贿罪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职位、以及个体和集体腐败五个方面的系统差异,每一部分将尽量以最直观的图表来呈现这种差异,以及关于形成这种差异的可能解释。其中,数量的分布比较简单,就是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总数在不同维度的分布。但是金额在不同维度之间的比较就有些复杂,涉及到我们到底试用金额的平均数、中位数、最小值还是最大值来反应差异,总的想法是比较金额在不同维度之间的平均水平差异,笔者最后决定试用中位数而不是均值来反应这种差异。理由在于,均值受到极值的影响较大,在某一个维度中,如果有一个案子涉案金额特别大,那么就会把整个维度的均值拉高。参考经济学对于收入平均状况的比较策略,这里选择中位数来反应不同维度间的平均差异。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1、受贿与贪污的地区差异

   在地区差异方面,首先呈现的是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的数量和金额分布状况是怎样的。为此,我们绘制了图1.1和图1.2,图1.1呈现了两种腐败类型总量在地区间的差异,图1.2呈现了金额在地区间的差异,这里的金额使用的是中位数。在地区分类上,参考国家统计局对于中国地区划分的标准,把不同省级行政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域。从理论上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因此腐败的主要形式应该以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为主,所以受贿案件比较多。而在市场经济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私营经济比重比较小,腐败应该主要以贪污罪的形式存在。图1.1中呈现的信息充分证明了前面的推论,在东部地区,受贿罪多于贪污罪,虽然没有超出很多,但是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相比,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在东北地区,贪污类腐败远远超出受贿类腐败。

  

   2、政府监管的行业与领域

   除了地区分布的差异之外,腐败类型还可能由于政府所监管的领域不同而产生差异,比如在直接接触大量现金和资源的领域,可能主要的腐败类型是贪污,而在没有直接贪污机会的行业和领域,官员可能主要采取受贿的方式聚敛财富。为了描绘腐败类型在不同监管行业和领域之间的差异,笔者绘制了图2.1和图2.2。图2.1是全部7000多个案例在政府不同监管领域内的频次分布,通过按照贪污案的数量由大到小排列,可以发现这样两个规律:一是只有村委会和国有企业中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在其它13个监管领域中,都是受贿案占主要比例;二是从总量大小来看,中国基层腐败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村委会存在大量的贪污案件,这和之前关于村官腐败问题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村官们经常是集体贪污、骗取国家的补偿、救济、扶贫、开发等项目款项,且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政治稳定的核心问题,亟待解决。

  

   3、行政级别

   官员随着行政级别的变化,可能拥有的腐败机会也有所不同,因此接下来我们希望知道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之间,是否存在系统差异,为此绘制了图3.1和图3.2。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判决书中提供了被告人的职务信息,但是如果要完整无误地把每一个被告人的具体工作职务和其行政级别对应起来的话,工作量太大,所以我们这里用了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近似编码其行政级别,那就是判罚的法院行政级别。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总体来说,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判罚的腐败案,其被告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基层法院,而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判罚的腐败案,被告的行政级别又会高于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果发现,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之间并没有系统差异,总的来说都是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在金额方面,虽然行政级别的提高,涉案金额也有明显提升,在基层和中级法院办理的腐败案中,受贿的金额大于贪污案,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贪污的金额略大于受贿案。

  

   4、具体职务

   既然腐败类型在行政级别间没有发现系统差异,那么是否在官员的具体职务上有差异呢?为此,我们将被告人按照在本单位所担任的职务划分为四种类型:单位的正职(包括一把手),单位的副职,一般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然后按照这种分类绘制了图4.1和图4.2,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通过图4.1可以发现:如果成为单位正职或者一把手,无论贪污还是受贿的机会都差不多,也是所有职务中最多的。但是单位的副职就不同了,因为其在许多决策上没有最终决定权,因此腐败的机会远少于一把手,而且主要通过受贿的方式敛财。而一般工作人员则相反,中国有句俗语叫“县官不如现管”,在我们的案例中,许多会计、出纳等一般工作人员,虽然没有领导职务,但是却频频卷入贪污类腐败案,主要原因就是其直接接触大量现金,可以利用“接近权”搞贪污类型的腐败。

  

   5、集体腐败与个体腐败

   最后,判决书还提供了同一案件是否有多个被告人共同参与的信息,我们把拥有2个和2个以上被告人共同参与犯罪的案件编码为集体腐败,剩下只有一个被告的案件编码为个体腐败,然后与两种腐败类型交叉对比,绘制了图5.1和图5.2。在图5.1中,我们发现:在频次分布上,集体腐败与个人腐败的差异非常明显,受贿主要来自个人行为。而在集体腐败中,有2424个贪污案,只有534个受贿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国家各种制度的逐渐完善,想要轻易通过单个人钻制度漏洞的方式贪污国家财产逐渐变得更加困难,但是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贪污依然有机可乘。在图5.2中可以发现,在金额上集体和个体腐败无显著差异,无论集体腐败还是个人腐败,受贿的金额都远超过贪污的金额。但是有一点与我们的常识有一定差异,那就是个体腐败涉案金额的平均水平要高于集体腐败,而在日常中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集体腐败涉及的金额会更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法院审理和判决集体腐败案时,按照被告的责任对总金额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分,所以分摊到集体腐败案件中每一个被告身上的金额就被稀释掉了。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贪污和受贿案件在地区、监管领域、行政级别、具体职务以及集体和个体腐败之间的差异,我们形成了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在中国分布规律的以下几个重要发现:首先在地区差异上,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受贿案要多于贪污案,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则贪污案依然多于受贿案。其次在政府监管的行业与领域上,在绝大部分政府各部门和分管领域,受贿案都多于贪污案;而基层政权尤其是村委会的贪污腐败触目惊心,需要尽快重视起来。从金额上来看,金融领域涉案金额的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其它领域,排在第二的是房地产和城市规划领域,其它监管领域金额的平均水平差别不大。在行政级别上,总得来说级别越高涉案的金额越大,但是贪污和受贿两种类型的分布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单位的具体职务上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单位正职(和一把手)无论贪污还是受贿的机会都差不多,也是所有职务中最多的;单位副职的腐败机会中,受贿多于贪污,一般工作人员则贪污的机会远远多于受贿;公职人员无论什么职务,受贿的金额都大于贪污的,但是对于一般工作人员来说,两者比较接近。对于个体腐败和集体腐败来说,在频次分布上,集体腐败与个人腐败的差异非常明显,受贿主要来自个人行为,而在贪污中,集体腐败的数量远远超过个人腐败。无论集体腐败还是个人腐败,受贿的金额都远超过贪污的金额;无论受贿还是贪污,集体腐败的金额都超过个人腐败的,但是贪污的差异比较明显,受贿的差别不大。本研究将可以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领域、以及不同职级和职务的官员,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性的反腐败策略,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

  

   (作者简介:李辉,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复旦大学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廉政研究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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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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