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真:民主:不能承受之重——《民主:苛求与承诺》译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 次 更新时间:2017-09-19 11: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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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真  

  

   民主最大的敌人为了以其设想的民主失灵为乐,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使之理想化。

   ——克里斯托夫·默勒斯

  

   一、引言

   托克维尔尝言:“如果不能提供‘民主’、‘民主统治’这些语词的明确含义,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边的思想混乱之中,从而使那些煽动家和暴君大获其利。”长期以来,民主实践为民主概念所累。克里斯托夫·默勒斯(Christoph M?llers)的《民主:苛求与承诺》试图重建“民主对民主理论的优先”。[1]他的用意不在于褫夺政治理论在民主问题上的发言权,而在于规训政治理论家的激情。这既包含以理想国取代民主的僭妄,也包括以民主接手好世界的专断。一个民主的民主理论必须保持充分的开放性。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默勒斯希望回答,人们通过民主向自己作出了怎样的承诺,人们通过这个承诺提出了怎样的苛刻要求。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默勒斯更愿意用格言体写作,他的前人尼采也曾经把这种书写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读者可能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来适用这种形式,因为,它的举重若轻往往将论证的伸张和体系的融贯悉数抛入读者的想象空间。通过这种方式,默勒斯为人们勾勒民主的轮廓,阐明民主的最小条件,呈现民主的边界与矛盾。

  

   二、民主承诺:对平等之自由的相互承认

   默勒斯借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之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而不是我们来自哪里或者我们由什么构成?”[2]这种提问方式带有康德式的先验意味。它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我们在实践上能够展开哪些具体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然而,康德言说的是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我”,默勒斯则转向了复数的“我们”,因而转向了具有主体间性的公共实践。在大写的“我们”面前,“个人”不会感到窒息吗?默勒斯解释说:“我们”是民主统治的语法形式。在他看来,民主主张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没有放弃人们的个性。因此,民主是“不放弃自己的共同体化”。[3]在这一点上,默勒斯似乎回到了卢梭提出的经典命题:“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4]

   延续卢梭以降的政治哲学传统,默勒斯的民主观具有明显的平等主义基因。民主蕴涵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按照默勒斯的说法,在构造政治秩序时,自由和平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二者是互相从属的。[5]一直以来,人们更愿意相信,自由与平等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克罗齐身后,言犹在耳:“自由主义生来就是并将继续是真正反平等主义的”。面对隔阂已久的自由与平等,默勒斯是如何将它们统合在一起的?他的策略是,将民主平等上升为“第一政治原则”,使之优先于所有其他的政治原则,法治国、福利、安全、社会公正概莫能外。民主平等涉及的仅仅是政治自由的平等,而在其他自由方面,人们可以是不同的。这里的“政治自由”既包括参与民主决定的自由,也包括以民主决定界定和构造自由领域的自由。它关注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结合者的命运,他们的自由必须在相互关系中共存。因此,政治自由属于萨托利所谓的“关系的自由”。[6]它旨在创造一种自由的环境,从而为其他自由提供必要的条件。至于在其他方面,人们是否不同以及如何不同,这些问题必须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加以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平等化身为政治自由。默勒斯甚至决断地说:“民主平等不是平等”。[7]的确,民主平等并不像平等那样具有包容差别的气度。它主张平等的政治决定权。每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具有相同的参与决定的可能,否则,民主的意志形成就无法得到保证,一些人有可能受他人意志的摆布而形成他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动物庄园》中所讽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是平等吞噬自由的最好注脚。

   在默勒斯的理论构造中,规范上的平等实际上是“我们”以民主的名义对自己作出的承诺。这个自我承诺包含了我们之间关于平等的自由的“相互承认”。基于交往行为的承认在精神延长线上可以追溯至青年黑格尔,在他那里,围绕“承认”展开的斗争绘成了恢弘的世界史画卷。默勒斯并不关心承认是不是斗争得来的,毋宁是,相互承认的民主承诺表达了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它明确地斩断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在实践上我们从来没有作出民主承诺。”[8]然而,默勒斯的民主承诺不是一个超验的理念,而是一个相对先天的范畴。它是民主在体系上的起点。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民主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预设这样的民主承诺。当然,人们未必会选择民主这种组织统治的形式。民主承诺与社会契约可堪比较:默勒斯用民主承诺证立民主统治,契约论者用社会契约证立国家。只不过,社会契约不需要更新,民主承诺则必须能够相对于每代人重新生效,人们需要不断审视自己是否愿意遵守民主承诺。[9]选择民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因为“这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作为自由人,我们相互承认彼此的自由”。[10]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更有可能实现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

   默勒斯的民主概念预设了意志自由。只有意志是自由的,人才能做决定。因此,“自由的意志形成是民主承诺的一部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的理性试图超越一切条件而认识无条件者,反而陷入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意志自由就属于这样的无条件者。[11]按照康德的看法,人们不可能获得有关意志是否自由的知识。这个观点受到了现代认知科学的挑战。在默勒斯看来,这无法撼动意志自由对于民主的构成性作用。“对于民主秩序来说,意志自由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在实验室里发现的事实。” [12]这里的“意志”不能在事实的意义上探究,而应该从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它是建构性的。意志自由意味着,我们拥有选择的可能,能够基于“理由”而非迫于“原因”作出决定。对于民主的实践目的来说,意志自由是一个必要的假设。因此,选择了民主,就意味着选择了意志自由。“它表达了以个体负责任的方式生活的决定。”[13]

   如果自我负责属于民主承诺的一部分,那么,“过”与“罚”也就成为了民主承诺的应有之义。通过将一定的后果(罚)归责于一定的行为(过),民主共同体表达了对某些行为的抵制和反对。[14]有别于事实世界的因果律,归责是法律机制的功能,它通过改变行为的意义发挥作用。凯尔森(Hans Kelsen)正是从归责出发,[15]解构了法律规范的世界,并破译了它的源代码。然而,哪些行为不见容于民主共同体,民主共同体以怎样的制裁对这些行为作出回应,这些问题取决于民主决定。甚至,民主没有承诺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杀死其成员的可能,如果这些成员主动承受死亡的危险或者给他人带来死亡的危险。[16]

   不仅如此,默勒斯的民主概念还预设,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判断力。民主承诺承认了平等的政治决定权,因而也就相信平等的政治判断力。柏拉图在“船”的隐喻中指出:一艘船真正的船长必须是真正的航海家。[17]因此,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航海的能力,真正的船长必须精通航海的技艺。柏拉图在这里不过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修辞重申其“哲人王”的政治理想。然而,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紧步哲人后尘,义无反顾地奔赴“叙拉古”,似乎表明,政治判断能力与智力、教育等并不存在正向关系。这从反面为默勒斯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尽管它并不依赖于此。默勒斯将平等的政治判断能力视为在民主承诺中给定的假设,每个人都能够判断什么对于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或正确的。当他强调这种能力是“基本的”,[18]他其实是在表达“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意思。

   默勒斯认为,为了保障政治判断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决定能力,民主承诺还必须包含团结(或博爱)。承认理论的集大成者霍耐特(Axel Honneth)将团结视为与爱、法权并举的三种主体间的承认形式之一。[19]与霍耐特一样,默勒斯把民主承诺中的团结视为“精神领域”的诉求:“团结不包括对一定生活标准的保障”。[20]不同的是,霍耐特的团结是在社会尊重的意义上使用的,这种个体实践自我关系所追求的是社会荣誉感;默勒斯的团结旨在保证决定能力,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沦为身体性的存在,因此,“最低限度的”团结既已足够。默勒斯甚至以一句颇具圣训意味的话指明了团结之于民主的必要性:“民主对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所有人所做的。”[21]

   默勒斯的民主概念既是形式化的,也是最小化的。说“形式化的”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主秩序得以可能的形式条件,但对民主秩序的内容抱持充分的开放。说“最小化的”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主秩序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为民主秩序预先规定得越多,距离真正的自我决定就越遥远。

  

   三、极简主义的民主概念的应用

   (一)民主走向无政府主义?

   自由导致无统治吗?无论是霍布斯版本的自然状态,[22]还是洛克版本的自然状态,[23]最终都走向了某种形式的统治。既然人们决定告别离群索居,选择与他人共同生活,那么,支配关系的形成在所难免。支配关系意味着共同体中命令与服从的可能。[24]在默勒斯看来,民主并没有承诺无统治的未来,换句话说,民主承诺并不包含任何一种无统治的理想。民主指向一种特定的统治形式。民主所承诺的是自我统治——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自我决定。正因为此,民主需要对平等之自由的相互承认。默勒斯不相信这种相互承认在民主实践中能够被完全内化,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外在地通过统治对其加以维系和守护。相反,通过再教育的方式使相互承认予以内化,则落入了极权主义的陷阱,从而走向了民主的对立面。[25]

   如果抱持同情之理解,似乎可以如是推断:在民主中,无政府主义的愿望所表达的是免于统治的自由。民主也以维护前民主、前社会的自由直觉为使命,在默勒斯看来,这其实是民主的内在利益所驱动的。[26]在民主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仍然是必要的,[27]只不过,它变得不再紧迫。现在,同样被推上历史前台并接受理性审视的是依靠统治的自由。民主参与者通过共同行动扩大了自由的范围。通过调处个人自由与民主自由的关系,默勒斯试图改变自由对于民主统治高度戒备的不合作状态。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的古典学研究指出,民主(demokratia)的词根kratos所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能力,而民主指的就是“通过行动重组公共领域的集体能力”。[28]在理论上,默勒斯或许可以与奥伯分享这一观点。因此,真正的自由并不只是防御性地逃遁至私人领域,而是积极参与公意的建构与公共生活的塑造。默勒斯强调,民主教育首先要教导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当他人认为必须这样时,我能够有其他的选择。[29]相反,将民主中的法律当作不得不适应的命运或者一味抱怨国家或政治不为其命运负责,这些远非自由意识的表征。在这里,一股民主的潜流似乎从自由主义的自由流向了共和主义的自由。

   (二)民主负担道德主义?

丘吉尔曾经说:“除了一次次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人们往往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民主是比较好的政府形式,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半的意思——民主是绝对坏的政府形式。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也听到过与之相反的论调,如“民主是个好东西”。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民主?默勒斯几乎没有谈论民主的“好”或“坏”,他倒是在为数不多的地方提到运行正常的民主和失灵的民主。在默勒斯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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