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共产党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9 次 更新时间:2017-09-19 1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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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本文是2017年7月5日曹锦清在“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演稿摘编。】

  

   “返回国情,返回实证,返回历史”

  

   中国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

   何谓时代叙事?“时代”是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的主体是人民,范围是国家。当然时代也可以指人类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民族所处的时代。时代叙事要回答三大问题:

   第一,我们现处何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现处何地,要有大的判断。

   第二,我们将欲何往,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三,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的目标。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因为时代叙事涉及到史观的重建。包括民主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史观,而且核心就是时代叙事。

   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领导党的领导权,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就要形成信奉、追随和服从,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

  

   西方政党为何无需自己的时代叙事

   对此我给出的理由是:西方政党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然而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哲学中,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体社会只是一个名,是独立个体的结合体,社会实体是无差别的个人。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法学的核心。

   中国人的思维,是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关联之中来理解的。而18世纪启蒙学者把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全部加以屏蔽,认为社会的实体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在社会学上的应用。以这个原子为起点谈权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政治契约所连接的。所以启蒙契约里的社会皆政治。它同时还受到文艺复兴以来再度复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欧几里德把图形学发展为一个演绎推理体系,这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影响极大,还蔓延到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思维中。这种从大前提出发而演绎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没有的。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学里,实体是个人,无差别的个人是作为政治的主体,通过选举赢得多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学说在冷战以后统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体属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都抽象掉,把其财富属性、宗教属性、族群属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为高度抽象后的简单的量。若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也有把阶级作为实体的,像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统一的社会分解为若干个利益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由此展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各个部分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整体分解为势均力敌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个部分找各自的代表,进入政治谈判领域议会,这叫政党理论。

   西方选举政治关注选举期的选票,关注选民的当下诉求,故而预先排除了整体利益指向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整体利益相对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相对于当前利益,这两种利益会处于经常性的冲突和摩擦之中。现代社会中,由相对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引起整体的关联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类也是共同体。整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存在着整体的利益。用卢梭的话讲,社会中存在着公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引导、约束着当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党理论强调局部高于整体,当下高于长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核心前提,是承认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内有很大的张力,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体和长远要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个判断构成了领导力的第一要素。

   时代叙事是民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论表达。如果是只关注部分与当下的选举性政党,当然没有时代叙事的必要。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他代表谁,他能搞多少选票,舆情怎么变动?这是我对西方选举性政党为何无需时代叙事做的说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

   英国的一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四部史书。他在《极端的年代》里介绍,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有严苛的条件,而非普适。说它们的民主是普适的,在史学家看来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民主有效运行有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对选举政治合法性的共识。在国民之间对社会问题具有磋商协商的共识和准备,但共识与准备需要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量少,要动用存量的分配,内部的斗争就会加剧。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种成分的选民拥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鲍姆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公民或选民纯属理论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实体。各国的选民都存在着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宗教差别。这次美国的选举把它内在的差别性向全世界展现。欧洲的选举也是这样,中东选举的差异其实是宗教与族群,索马里有62个部族,有62个政党。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社会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权分立,国会的设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对当权的行政权力制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所以民主政府原来设计的本意,是有一个刹车制动机制。然而20世纪以来,政府却承担了引擎发动的担子。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所承担的复杂的治理责任,是19世纪不能想象的。那时因为要维护被市场肢解分裂的社会,19世纪自由主义赋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职能,即守夜人职能。另外还有防卫职能。自20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的政府行政职能都不断扩大,因为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又承担着更加超常的职能,即“赶超”。西方的制衡职能的那一套政体安排,为什么不适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民主成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工具。民主是一种二次分配机制。而二次分配机制要有不断做大的客观现实。所以蛋糕不断做大,经济有一个增量,增量的分配通过民主来进行分配,会有吵吵闹闹,但不会打起来。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常常把特殊说成普遍。这种套路各个民族都干过,比方我们曾经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说成是天理,王阳明说成是良知,总之是普适的东西。但这个普适的价值为什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这就显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抛弃了。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

   为什么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它要回答我们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重建叙事需要有两大哲学前提。

   第一,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历史进化的史观。

   第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国家存在着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型政党而不是部分代表政党,它的领导权来源于三个方面。

   (1)民众的服从,服从则来源于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的认同。

   (2)对总体目标分阶段实施效果的肯定。

   (3)执政党协调部分利益和当下利益与整体和长远利益间冲突的能力。当代中国要协调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最难协调的是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果执政党做到这些,就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追随,因而形成了领导力和执政的合法性。

   一个民族的长远、整体利益和眼前、局部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举土地的例子来说明。1950年的《土改法》兑现了共产党的理论叙事的承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它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反地主制就是反封建制,反封建在马列主义的表述里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共产党革命的力量来源是土地革命。所以土改以后,亿万农民拥护共产党。

   那么,土地分了以后为什么要集中起来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经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了呢?刚把土地分给农民,1952、1953年开始互助组、初级社,土地私有制还没有解体,到1955、1956年就进入到高级社,1958年变成人民公社了。

   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说,你搞的是小仁政,我搞的是大仁政。因为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地主的7亿亩土地分给农民以后,连带上面的地租也分给农民了。而这个地租是构成城市供给的主要来源。当时16亿亩耕地,88%左右是种粮食。解放前最好的年收成是1936年,粮食产量大概是3000亿斤,其中200亿斤国家税收征上去,500亿斤左右作为地主的租子,留下的给农民,当然是半饿半饱。土改后500亿斤的地租留给5亿多农民,每人每月只要多吃几斤白馍就吃掉了。而城市需要700-800亿斤粮食,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也不过是300多亿斤,400亿斤的缺口怎么办?这就是合作化的充分理由。这当然侵犯到农民的当下利益。那个时代国家必须进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积累,因为我们百年落后,挨了多少次打。所以长远利益和当下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要进行正确的表达,而把这些表达通过宣传让老百姓感知,直到大家认为是正确的,这是领导权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前时代叙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原历史叙事

   这个原历史叙事是毛泽东奠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按照这个框架写的。这里指的是毛泽东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的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内部的两派(可以称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三派之间进行了一场理论混战。他们的问题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理论争论的背后,是要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这是一个革命党的核心问题。争论又延伸到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争了很多年,这是近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争论。

长征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关注这场争论,也请了一些史学家一起讨论。他要为共产党建立时代叙事史观,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列宁的学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个史观的建立就是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这个史观为党内的高层所接受。共产党的目标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如何一步一步走,毛泽东也讲清楚了。这个史观后来又为党内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近当代史学家所接受。没有这个框架,中国历史就写不成了。其中还带了一个争论,即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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