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共产党时代叙事与历史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3 次 更新时间:2017-09-19 11: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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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进入专栏)  
范文澜说断在商周之际,郭沫若认为断在春秋战国之际。毛泽东当时只是说自周秦以来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来偏向于郭沫若一说。总之,这是一个史观的建立过程。

  

   计划向市场转轨的政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怎么对待?原来的史观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所以文革结束以后要反思,邓小平的判断是那条路不能走,准确的说法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既反左又反右。

   要走一条新路,目的是清楚的,必须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建国后20多年低消费、高积累的状态不能维系下去。农村土地承包的效果是明显的,然后是城市经济改革。但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密切结合的,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亲和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而是产品生产,不再通过货币中介来交易。所以我们建国以后,如何处理市场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毛泽东的意思是,公有制实现以后,要把市场和货币应用的规模尽量缩小,但不能取消。陈云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市场外边要有一个笼子。邓小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提出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市场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引起很多纷争。原来是基础性作用,现在是决定性作用。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的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

   党的十三大文件的理论基础,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讲,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邓小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毛泽东虽然已经制定了史观,但是建国以后急于求成,把历史发展阶段估计过短,并且超前了。现在我们判明,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相当漫长,那么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展生产力,各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不必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样,思想解放有了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市场和公有制是什么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要概念,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

   这样,邓小平也建立起一个时代叙事,用以回答现处何地,将欲何往,如何去往这三个问题。他提出“三步走”理论: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分两步走,GDP每10年翻一番,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小康社会概括为四条标准:一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得到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劳动力;三是老百姓能住上楼房;四是地方财政有能力进行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的投入。第三步到2030-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4000美元水平。这样就设定了小康目标的方向和分步实施的设想。

  

   中国的时代叙事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联

   中国自身的时代叙事,蕴涵着强烈的西方背景。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是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口号下进行的。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实际对比以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当代的时代叙事要做出判断的。习主席说,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于复兴,和西方的实力对比也更加接近。

   目前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叫“三跑并举”——跟跑、并跑、领跑,但主体的大部分还处于跟跑阶段。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的看法是,近代以来由于贫弱挨打积累下来的民族自卑心理有所修复,但自信仍显不足;一有风吹草动,自贬、自嘲、自虐的思潮重新泛起。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自创话语体系,我们仍处于自信不足的阶段。

  

   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历史传统文化上,只能建立在今后的努力之中。傅斯年在上世纪40年代初也讲过,我们不能够背负着四千年的垃圾前行,只能面向未来,只有在未来才能建立民族自信。恕我直言,这两个人的判断我痛心地加以接受。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的。没有现代化,没有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和西方的接近,这个民族的自信是无法建立的。

   第二点,要反驳他们的观点。因为实力的提升而形成了现在的民族自信,这给我们民族带来一副全新的眼光,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不再鄙视我们的历史,我们才能重新带着宽松、自信、温情来看待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国学复兴,传统带着迷人的眼光走进我们当代的一个背景。

  

   民族自信的根源来自实践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成功,我们保持了稳定,保持了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从2000年开始,我们超意、超英、超法、超德、超日,没有这样的赶超,没有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哪儿来的自信?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挫折,那种自怨、自卑,自毁的思潮将重新泛起。不要低估百年来的心理。这30多年来,邓小平的“三步走”是唯一对现代化承诺的兑现。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做出的承诺多了,哪个兑现了?民族自信的总根源,来源于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只有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的地位提高,然后以自信的心态重新打量我们的传统。习近平第一次和传统如此的握手言欢,在以前有吗?

   讲中国叙事的西方背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崛起,有自信却自信不足,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这个时代叙事,要如实的评价西方,评价自己的传统,把当代放在中国的复杂脉络里面重新叙事,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大概可以下几个判断: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时期大体结束了,中国对“东渐”的西学,大体而言已经消化吸收了。作为西方学生的中国已经处于毕业状态了。所以,以中国为方法的叙事时代正在到来,它呼唤着那些有这样的意识能力的头脑,来参与这个时代的工作。

   这些结论不是轻易做出来的。历史上佛教几百年东渐,大概到隋唐之际得到消化,然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学禅宗。慧能是对那些经典加以消化后,已经站在佛学经典之上,而给出中国自己的佛学,那就是禅宗了。与他同时但稍早一点的还不自信,还认为真经在西方,认为翻译过来的真经不完善、不全面。所以不辞劳苦、万里迢迢跑到印度求经的玄奘是不自信的。他搬来的法相传给他的弟子,第三个就传不下来了。而慧能是自信的。当然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写的《大唐西域记》保留了一段西域和印度的信史,而且他的翻译无出其右,他翻译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

  

   时代叙事与中国文化资源

   时代叙事的能力表面上是个智力问题,背后是一个民族自信问题。如今处于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中国,开始修复被近代历史革命批判切断的传统,在创建时代叙事中,我们开始重返历史。有两个观念的近代复活是很有意思的,也进入了现在的主体思维:一个是“小康”,一个是“和谐”,而且这是返回传统的观念讨论的过渡。我的建议,时代叙事要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接,不仅要在观念层面,还要在制度层面对接。因为制度既和观念联系,而且它有社会经济基础,制度贯穿在历史中,有长久的生命力。毛泽东讲过,“百代践行秦政制”,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丰富的经验。建议大家读唐代杜佑的《通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制度的全面系统的著作,它是对历史的一个概括,开启了制度史的研究。这本书把制度分为郡县制、科举制、职官制、礼制、乐制、刑制、兵制、边防制九部,可称为围绕郡县治理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科举制度应该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1905年我们废除科举,而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派人来华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意图改革他们的吏制、官制。

   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设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下设同文馆,聘请了一个英国传教士(是一个中国通)丁韪良。丁韪良在1880年前后写过《汉学精华》一书,其中有一章比较了美国的票箱民主制和中国的科举民主制的优劣异同,建议美国采纳中国的科举民主制度,抑制在美国病入膏肓的选举腐败。当时美国的民主实际就是政党分赃制,假若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美国的治理不会达到后来比较好的状态。

  

   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

   重建时代话语的核心,是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套用沟口雄三的判断,中国近代以来走了“三步曲”:鸦片战争前是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是牢牢确立的。沟口雄三有一本书谈方法的中国,方法的意思是,把中国放在自己的历史的过程来理解当下,方法的第二个定义是价值尺度。

   近代思想以中国为中心没问题,救亡当然要以中国为中心,但不再以中国为方法,因为中国方法的武器库里无法找到能够有效抵御西方入侵的武器,所以求之于海外。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近代是以西方为方法重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有它积极的意义。由此而形成现代语言当中的大量概念都来源于西方。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极端派是以西方为方法,以西方为中心,胡适派就是这样,也可以叫崇洋媚外派。当代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观念,重建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为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在我们建国以后的成功实践中来提炼,来概括,尤其是治理体系特别重要。这个治理体系的当代治理体系和传统的关系,经过近代的断割未断绝的,一定会有生命力的。

   目前形成的时代叙事,是习主席提出的两个百年,伟大复兴。第一它是现代化的叙事,第二它是民主主义的叙事。这个叙事如何与原有的史观接轨,如何将这个叙事放到更大的历史叙事里边来加以建构,依然还在探寻之中,还有很大的扩充空间。目前为止,这两个口号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

  

   链接:与曹锦清教授的对话

   问:从柏拉图理想国到中国的和谐社会,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改革开放30年,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力量,是不是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市场经济、股权激励是激发人的私有欲,这跟公有制精神是矛盾的,怎样平衡两者关系?

曹锦清:关于私欲,《荀子》里面有一句话“欲不做,心过之”。所以欲望其实还不是一个人性本能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本来没有那么多欲,硬要刺激起来,那就是文化了。这是攀比形成的。比方农民盖房子的一个强烈动因,是村落社会中地位的攀比,他自己不常在村里住了,但看到别人盖好房而他自己的房子破破烂烂,他有了钱就要回去盖得比别人还好。这就是欲。人在一起就要比。佛教千言万语一句话,叫你不要疯,不要比。但我们的制度规则都是按照分、比、攀、竞制订,只是让竞争变得有序一点。人类至今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佛教两千年来没有说服人心,佛教叫你无求无欲无分无比无竞,心里干净,结果人们硬是把无求的佛教变成有求必应的佛教。儒家现实一点,要比就比道德高低,但还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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