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9 次 更新时间:2017-09-17 09: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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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进入专栏)  
他否定贵族式和自主式的定义,主张情境式的定义,在美国1950年的语境下,这意味着真正的保守主义“只能来自于那些深切关注美国制度之维护的自由主义者。”本文不拟深入探讨亨廷顿的具体思路,也不打算给保守主义下一个融贯一致的定义,而是借助亨廷顿的区分,指出无论根据哪个定义哈耶克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贴上保守主义者的标签。

   我们先来探讨“贵族式”定义的保守主义,亨廷顿不认同这个定义,他的理由是“在贵族制或封建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赞成贵族制的人可以阐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赞成贵族制的人也可以阐述非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必须承认保守主义的最初形态就是“贵族式”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自由主义所反抗的保守主义特质,在这个意义上,就如亨廷顿所言,它“和封建主义、特权地位、旧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纪精神以及贵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与中产阶级、劳工、商业主义、工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按照“贵族式”的定义,哈耶克显然不是保守主义者,事实上,早在《通往奴役之路》1956年的再版序言中他就对此有了明确的表示:

   “真正的自由主义仍旧有别于保守主义,而且混淆二者是危险的。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何有序社会的必要成分,但并不是一种社会项目;就它的家长式作风、民族主义和崇拜权力的趋势而论,它常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就它的传统主义、反智主义以及惯常的神秘主义倾向而论,除了在很短暂的幻灭时期,它永远都不会吸引年轻人以及所有相信这个世界若要变得更好某些变化就是值得追求的人。依其本性,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既有特权的辩护者,而且依靠政府权力来保护特权。然而,自由主义的本质则是否定任何特权,如果特权是在适当和原初的意义上被理解,也即由政府赋予和保护的、无法与其他人平等分享的权利。”

   在一年后发表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哈耶克针对“贵族式”保守主义的种种特征,如家长式作风、崇拜权力、反对民主、反智主义、为特权辩护,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

   哈耶克认为,因为保守主义者恐惧变化,对新事物怀有忧心忡忡的不信任,导致他们“倾向于使用政府的权力来阻止变化或限制它的发展速度。”这与保守主义的另外两个特点——偏爱权威和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紧密相连。例如保守主义担心的不是“政府权力”本身,而是担心政府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上,保守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没有原则,所以其主要希望必然是智者和好人进行统治。”因为保守主义者不反对运用政府强制力去推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哈耶克直陈保守主义并不真心认同自由市场制度, “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是保护主义者,在农业方面总是支持社会主义者的方法。……另外,许多保守主义的领导人在设法使自由企业丧失信誉方面,和社会主义者是争先恐后的。”

   民主在哈耶克的价值排序中低于自由,但这不等于他反对民主,相反,哈耶克“对保守主义反民主的倾向毫不同情”,在他看来,“要反对的是未受限制的政府,而不是民主。”民主在哈耶克眼里,类似于丘吉尔的那个著名判断:“是我们不得不从中选择的许多政府形式中危害最轻的一个。”

   针对保守主义的等级制和特权倾向,哈耶克一方面承认“在任何社会里总有一些明显优秀的人,他们与生俱来的标准、价值和地位应该得到保护,他们与其他人在公共事务方面应该有更大的影响。”——这让他与平等主义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哈耶克坚持自由主义“职位向天赋开放”的机会平等原则,“否定任何人有权威决定谁是这些优秀的人”,主张“精英分子必须通过在应用于所有其他人的相同规则之下保持自己的位置的能力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绝不会接受“贵族式”保守主义的等级制和特权观。

   在纯粹思想领域,哈耶克批评保守主义“并不相信争论的力量,它最后的一招通常是采取声称自己有超常智慧……”,“我个人认为,保守观点最不能接受的特征……就是它的反启蒙主义。”

   综上可知,在任何意义上哈耶克都不会是一个“贵族式”定义的保守主义。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哈耶克对一切不受约束的专断权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道德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无论是君主、人民还是国家——始终保持警惕。这也正是哈耶克自称“一个不悔悟的老辉格党人”而且特别强调“老”这个字的根本理由所在,因为从诞生之初起,对“那些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言,“辉格主义一词就是他们最讨厌之物的代名词”,因为辉格主义“曾经是一贯反对所有专断权力唯一思想体系的名称。”

  

改道抑或缓行?

  

   “情境式”的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守旧的气质和倾向。就像塞西尔所说:“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那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它部分地产生于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地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一部分产生于人们所具有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人们熟悉的事物仅仅因为其习以为常就比不熟悉的事物容易被接受和容忍。”

   哈耶克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种“天然的守旧思想”的合理性:“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对剧烈变化的一种合理的、可能是必要的、并且理所当然广为流传的反对态度。”(作者注:欧克肖特在《论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指出,与其说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型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活动的某种意向”(a certain disposition of human activity),其特征是“喜爱熟悉的甚于不可知的、喜爱已被试过的甚于尚且未明的、喜爱真实的甚于虚幻的、喜爱实际存在的甚于可能发生的、喜爱有限的甚于无穷的、喜爱亲昵的甚于疏远的、喜爱充足的甚于过当的、喜爱合宜的甚于完美的、喜爱当下的欢愉甚于乌托邦式的狂喜。”)“如果保守主义者仅只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太快的变化,那也就没有太多可反对的了;在这里赞成谨慎行事和缓慢的过程的理由实在是很充分的。”但是哈耶克对“情境式”定义的保守主义的同情也仅止于此。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哈耶克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当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性的运动都拥护对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侵犯的时候,那些珍惜自由的人可能会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反抗运动之中。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很多时候和那些习惯于反抗变化的人站在一边。在现实政治方面他们除了支持保守的政党之外通常别无选择。然而,我试图界定的立场经常也被说成是‘保守主义的’,但它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差别很大。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关系中存在着危险……”

   “珍视自由”的人为何会与“反抗变化”的人结成同盟?这是因为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进步运动不仅危及个人自由,也会带来剧烈的变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出于不同的理由结成临时的盟友,前者为自由而战,后者为传统、秩序和美德而战——这是迈耶“融合主义”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然而相比共同的敌人,哈耶克更看重反对的理由,因为不同的反对理由不仅决定了反对的韧性和强度,而且决定了反对之后的所肯定的政治方向和理想。

   哈耶克强烈反对“情境式”的保守主义,甚至认为这构成了反对保守主义“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它天生不能为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换句话说,“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只具备“减速”而非“转向”的功能。哈耶克一反学术界的常见分类,认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是位于线性政治光谱的左中右位置,三者的关系更像三角关系,每种立场各据一角。哈耶克指出,因为保守主义缺乏独立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在面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拉扯时,它必定会被拖往力量更大的那一方:“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更卖力地,向自己的那个方向拉,所以保守分子倾向于跟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方向,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接受了那些由激进地宣传而备受重视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妥协并抢先实践其理想的人一般都是保守主义者。”

   以上论断首先针对的是英国保守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表现。养老金、疾病和失业救济、工伤补助、全民健康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正是在英国保守党执政期间实现的,有鉴于此,哈耶克指出:“正如欧洲许多地方的情形一样,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些信条指导政府时间很长,以其为依据的许多制度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被创造它们的‘保守的’政党引以为豪,在这种情形下,划清界限就绝对必要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联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左翼学者沃勒斯坦与哈耶克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他说:“我们不应该完全忽视第三种可能性,即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携手对付自由主义者,虽然这在理论上看上去可能性极小。圣西门式社会主义具有的‘保守’特性,它的博纳尔德的思想根源,经常受到人们的议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可能会聚合在他们所共同具有的反个人主义本能思维之上。同样,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曾指责过,卡莱尔的保守主义思想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这一次人们争论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中的‘社会的’一面。实际上,塞西尔勋爵公开地毫不犹豫地向人们展示了这种相似性:‘人们常常认定,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现代的保守主义继承了托利主义,后者对国家的活动和权威持赞同态度。实际上,伯特·斯宾塞就曾攻击说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托利主义的复活……”

   现在的问题在于,“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集体主义相当大一部分信条”这个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当代的美国保守主义者?

   本文认为,首先,从理论上说,哈耶克认为“减速”而非“改道”并非欧洲保守主义所独有而是保守主义的普遍特征。其次,就现实政治而言,虽然哈耶克写作此文时,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具体表现仍有待实证检验,但日后的事实证明哈耶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尼克松执政期间推出的种种政策法规曾令民主党人暗自得意地说:“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里根尽管大幅减税,但却没有削减公共开支,美国国债在其执政期间增加了1.5万亿美元。小布什主张“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对林登·约翰逊的政绩大加推崇:“我们共和党经常指出‘伟大社会计划’的不足和错误,但其中也不乏成功之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是一个例证。”

   由是观之,作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政党,共和党对于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走向起到的实际作用并非“改道”而是“减速”,哈耶克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

   其实,除了“减速”和“改道”,保守主义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回返”(going back),借用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回返乃是一场针对当下或自由主义现状的革命。它其实是一场反革命。它将引发骚动,颠覆,并被指斥为极端主义——想想1994年的美国共和党革命。”这显然也不是哈耶克所能认同的方向。

有别于“情境式”的保守主义,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首先追问的“不是我们应该行使多快或多远,而是我们应该驶向哪儿。”其主要优点是“要走向另外的地方,而不是静止不动。……它从来不是一个朝后看的学说。”这与柯克为代表的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柯克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变化,甚至有时也会引用柏克的名言——健康的“变化是保存之道”——自辩,但是当他用“相比未知的魔鬼他们更偏爱已知的魔鬼”来强调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延续性原则时,就跟哈耶克有了根本的差别。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进化和变迁(evolution and change);在自发的变化被政府控制所遏止的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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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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