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刑法阶层理论:三阶层与四要件的对比性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7-09-17 09: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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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三阶层是指以阶层为特征的犯罪论体系,它与耦合式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我们可以把三阶层称为刑法阶层理论。刑法阶层理论对于犯罪成立要件之间设立了逻辑上的位阶关系,由此而使犯罪成立要件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这种阶层性主要表现为以事实与价值为基础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位阶关系和以客观与主观为基础的不法与责任之间的位阶关系。只有坚持刑法阶层理论,才能正确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

   关键词:阶层;三阶层;四要件;犯罪论体系

  

   目次

   一、三阶层与四要件比较视野中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

   二、以事实与价值为基础的形式与实质之间的位阶关系

   三、以客观与主观为基础的不法与责任之间的位阶关系

  

   刑法阶层理论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当前刑法学界,三阶层对应于四要件。而这里的四要件是指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三阶层与四要件的对立与论争,成为近些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争点之一。本文在对三阶层的阶层概念及其内容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刑法阶层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结合具体案件进行探讨。

  

一、三阶层与四要件比较视野中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

  

   阶层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是指事物的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事物构成现实世界。

   然而,阶层更为普及的含义是政治学的概念。例如论及阶层,人们通常会把它与阶级的概念相勾连,认为阶层是阶级的下位概念,即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不同的层次。本文讨论的阶层,并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阶层,而是犯罪论体系意义上的阶层。这个意义上的阶层是指犯罪的下位概念,即一定的犯罪由不同的要件构成,而这些要件之间存在着位阶关系。换言之,具有位阶关系的犯罪成立条件,称之为犯罪论体系中的阶层。三阶层,就是指犯罪由三个具有位阶关系的要件所构成的。由此可见,阶层只是对犯罪成立条件的现象描述,而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位阶。因此,犯罪论体系意义上的阶层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处于犯罪论体系中的一定的犯罪成立要件,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具有实体性。第二层含义是指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关系,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具有逻辑性。就刑法阶层理论而言,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是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关系,是在逻辑性的意义上使用阶层概念的。因此,从阶层这个概念进入到位阶的概念,才能揭示刑法阶层理论的逻辑蕴含。

   那么,什么是位阶呢?位阶是指事物之间的一种序列关系。例如,古代官衔具有位阶性,现代军衔也具有位阶性。这种官衔或者军衔从高到低排列,形成一定的秩序。同样法律也具有位阶性,位阶高低直接决定了法律效力的等级。例如,宪法是母法,处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顶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则属于二级法,从属于宪法。在这些部门法之下,又有三级法,例如刑法之下有监狱法等,其又从属于刑法。这些不同阶层的法律共同形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简言之,位阶是事物之间的序列关系。

   刑法阶层理论对于犯罪成立要件之间设立了逻辑上的位阶关系,从而使犯罪成立要件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在论述犯罪论体系的时候,就将逻辑性与实用性确定为犯罪论体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作为评价犯罪论体系优劣的标准。[1]其中的逻辑性就是指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位阶关系。

   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位阶性是指犯罪成立要件之间存在以下两种关系:就前一要件与后一要件的关系而言,存在着“即无后者,亦有前者”的关系;就后一要件与前一要件的关系而言,存在着“若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关系。“即无后者,亦有前者”是指前一要件独立于后一要件,即使没有后一要件,前一要件也可以独立存在。“若无前者,即无后者”是指后一要件依附于前一要件,如果没有前一要件就不存在后一要件。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存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阶层。因此,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之间形成前一要件与后一要件之间的关系。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独立于违法性,即使不具有违法性要件,构成要件该当性也可以独立存在。因此,对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关系来说,即具有“即无后者,亦有前者”的关系。而违法性则依附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如果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也就不存在,即具有“若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关系。在具备违法性的前提下,就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又形成前一要件与后一要件之间的关系。其中,违法性独立于有责性,即使不具有有责性,违法性也可以独立存在。因此,对于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关系来说,即具有“即无后者,亦有前者”的关系。而有责性则依附于违法性,如果没有违法性,有责性也就不存在,即具有“若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关系。如此,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这三个要件之间,就存在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此谓位阶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成为阶层理论。

   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其中的四要件在实体上与三阶层是相同的,都是犯罪成立要件,只是划分的标准与方法不同而已。因此,三阶层与四要件之间的区分,并不在于犯罪成立要件的三个还是四个,而在于犯罪成立要件之间是否具有位阶关系。四要件分别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以下,我们对四要件的内容进行分析,以此观察在四要件之间是否存在着位阶关系。

   根据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所谓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2]在这一犯罪客体概念中,实体性的内容是社会关系,而某种社会关系之所以确定为犯罪客体,主要是由以下两项所决定的:第一是刑法所保护;第二是犯罪行为所侵害。这两项都对社会关系做了某种程度的限制,而凸显犯罪客体的性质。如果说,刑法所决定反映了犯罪客体的法定性,由此将刑法没有规定的社会关系从犯罪客体中予以排除;那么,犯罪行为所侵害就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做了某种事实性的限制,将那些未被犯罪行为所侵害但被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从犯罪客体中予以排除。对此,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受到我国刑法的保护,但并不能因此称这些社会关系就是犯罪客体,这些社会关系只有受到危害行为的危害时,才能称之为犯罪客体。”[3]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在逻辑上是以犯罪行为为前置要件的。换言之,犯罪客体依附于犯罪行为,在犯罪行为与犯罪客体之间存在着“若无前者,即无后者”的位阶关系。按照这种逻辑关系,犯罪行为(在犯罪客观方面的意义上采用犯罪行为的概念)在位阶上先在于犯罪客体。因此,犯罪客体应当置于犯罪客观方面之后。但根据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犯罪客体又前置于犯罪客观方面,由此形成内在逻辑混乱。也就是说,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之间虽然存在“若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关系,但反之则不存在“即无后者,亦有前者”的关系。因此,在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方面这两个犯罪成立要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逻辑关系与排列顺序之间的矛盾:按照逻辑关系,应当是犯罪客观方面排列在犯罪客体之前,但在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中,犯罪客体却排列在犯罪客观方面之前。

   关于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根据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4]在此,客观外在事实特征是犯罪客观方面的实体性要素。但决定这一实体性要素的有两项内容:第一是刑法所规定的,这是法定性的特征;第二是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这是犯罪客体的内容。由此可见,在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之间,虽然从犯罪客体的概念来看,其以犯罪行为为前置条件,具有对犯罪行为的依附性。但如果从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来看,其亦以犯罪客体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位阶关系,而是互相依存关系。易言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只有同时存在,而不可能存在只有犯罪客体而没有犯罪客观方面或者相反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方面之间并不存在位阶关系。

   接下来讨论犯罪主体。根据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5]在这一概念中,除了“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的实体性内容以外,犯罪主体概念中,正如在犯罪客体的概念中,也包含了“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要素。因此,只有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犯罪主体的要件才能成立。就此而言,犯罪主体具有对犯罪客观方面的依附性,即以犯罪客观方面为前提。因此,犯罪客观方面在位阶上似乎前置于犯罪主体。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将实施危害行为这明显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纳入其中,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一要素的限制,每一个达到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将成为犯罪主体,而这显然是荒谬的。对此,特拉伊宁也已经意识到。在其论着中,特拉伊宁指出:“刑事法律惩罚犯罪人并不是因为他心理健康,而是在他心理健康的条件下来惩罚的。”[6]因此,特拉伊宁将犯罪主体置于犯罪实体之外,而只是把犯罪人的身份等要素视为表明犯罪构成的要素。这些要素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特殊犯罪成立的要件,它与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等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犯罪成立的要件,在性质上就是不同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因此,根据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犯罪主体包含了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由此形成对犯罪客观方面的依附性。在这样一种逻辑中,犯罪主体的成立是以犯罪客观方面的存在为前提的,似乎犯罪主体在位阶上先于犯罪客观方面。然而,在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中,虽然没有犯罪主体的要素,在逻辑上却不能不承认,犯罪客观方面的成立同样也是以犯罪主体为前置要件的。换言之,如果不具备犯罪主体,则犯罪客观方面也是难以成立的。例如,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认为:“任何犯罪都有主体,即任何犯罪都有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者。离开了犯罪主体就不存在犯罪,也不会发生刑事责任问题。”[7]在以上论述中,“离开了犯罪主体就不存在犯罪”的命题,把犯罪主体与犯罪的关系界定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也正是四要件与犯罪关系的真实写照。同样,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在逻辑上确立了四要件之间所具有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最后是犯罪主观方面。根据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8]根据这一概念,犯罪主观方面在逻辑上是以犯罪主体与以危害行为及其结果为内容的犯罪客观方面为前提的,对于这两个要件具有依附性。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面之间具有位阶性的结论。因为,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是把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客观方面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互相决定的有机联系,指出:“一方面,人的客观上危害社会的活动,只有受到主观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支配和决定时,才是刑法中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人的危害社会的故意或者过失的犯罪心理态度,永远表现于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中。”[9]这样,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客观方面之间就形成互相依存关系。

互相依存关系是四要件之间关系的最为确切的描述,我曾经将这种互相依存关系界定为耦合式的逻辑关系,以此区别于三阶层的递进式的逻辑关系。[10]如果说,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属于阶层理论;那么,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就属于耦合理论。犯罪成立要件之间的位阶性虽然只是一种逻辑关系,但这种逻辑关系的背后,乃是事物之间的实体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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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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