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后真理时代的前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8 次 更新时间:2017-09-13 14:49

吴万伟  

马西·索尔 著 吴万伟 译


一、后真理时代


2014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安德鲁·祖博夫(Andrei Zubov)因为将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比作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区而被解除教授职位。1 两年后,在捷克的后工业城市俄斯特拉发(Ostrava)的节日上,祖博夫面对大批听众谈到历史学家的任务。他说“我们应该说出真理(My dolzhni govorit’ pravdu)。”这个宣言用祖博夫的男中音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尤其古怪,甚至有些过时。特别是斯拉夫语单词真理(pravda)没有修饰语,也没有前缀,暗示一个早已过去的时代。现在谁还相信真理呢?

“历史的终结”的终结与对现实信仰的终结一起到来。冷战世界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界;在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和后苏联寡头统治使用同样的公共关系专家去迎合拥有政治野心的流氓恶棍。正如彼得·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在《什么都不真,一切皆由可能》中描述的那样,在2000年时代的俄罗斯,真理与谎言的区分已经过时。在人人都觉悟的后现代民众组成的世界,“一切都是公关宣传”。

现实电视已经让虚构和真实的边界成为过时的东西。真理是一直在被克服的障碍;“后真理”已经被宣称是“年度词汇”。在华盛顿,白宫无耻地为其“另类事实”辩护。最开始,美国记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接受的训练一直是确认个别信息,而非对抗厚脸皮地清除经验现实的束缚。《纽约客》用一个讽刺表明了这种绝望,说事实核查员在参加完共和党辩论后累晕过去了。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显然没有人能取代他。2

悠久的俄罗斯传统在任何危机时刻都提出两个永久性的问题。第一个是:该怪谁?(Kto vinovat?)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本体论稳定性的批判不情愿地制造出“后真理”可能性的条件,如今却被大西洋两岸的寡头统治政权利用。法国文学理论及其“自恋性的蒙昧主义”是罪魁祸首吗?3米歇尔·福柯写到,“毫无疑问,我不是唯一写作时看不见面孔的人。不要问我是谁,别要求我保持不变。”4文学理论家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和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难道不总是令人怀疑吗?两人都有既得个人利益去切断青年战争时期的自我与后战争时期的学者自我的联系,详细阐述狂热的反复无常的自我哲学,而稳定的主题、稳定的意义、和稳定的真理等根本就不存在。雅各·德里达难(Jacques Derrida)道不应该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承担某种责任吗?

第二个永恒的问题是:怎么办?(Chto delat’?)后现代性有没有解毒剂?如果有,我们应该到哪里寻找?


二、后现代性的历史


后现代性有历史。它不是从乌有乡而来而是来自现代性,在欧洲,历史学家传统上都将其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最初阶段,上帝不过是被边缘化,被贬低为次要角色,因为理性登上了核心舞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写到:“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那是启蒙的标语口号”。5后来(更准确地说是1880年代),上帝被彻底杀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思考了这个可能性,尼采(Nietzsche)则对此确定无疑)。现在,弥补被阉割的、已经不存在的上帝的哲学筹码变得越发沉重了。上帝已经实现了他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上的角色,他的死亡留下了巨大真空。现代哲学的大部分可以被描述为取代上帝的尝试,即找到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的绝对真理之路。

对真理之路的探索是在寻找桥梁: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在到外在,从意识到世界,从思想到存在的桥梁。认识论(研究知识和知识的可能性)现在逐渐支配了哲学探索。与其他任何东西相比,我们都更需要认识论的清晰性和确定性,据此我们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否则,我们注定会被异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描述了“现代哲学的忧郁”,那是因为缺乏能够确保思想和存在一致性的任何人或物。她指责康德(她非常喜欢)打破了意识与世界的经典认同,所以使我们没有可抓住的任何东西。反过来,黑格尔哲学是对康德的回应,试图恢复已经打破的统一。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和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都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述的故事描述为意识的教育和成长(Bildungsroman):我们辩证地从历史走向承诺实现最终和解的终极目的(telos):即主体与客体,意识与世界,思想与存在的和解。6但是,谁也不敢肯定--阿伦特写到---黑格尔“重新构造的现已破碎不堪的世界”的尝试留给我们了“现实的居所还是监狱。”7

还有问题的另外一面:在欧洲现代性中,真理不仅难以获得而且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脆弱。阿伦特做出澄清,并非所有真理都在政治上变得脆弱,脆弱的是特别的“事实真理”。她将这种真理与“哲学真理”区分开来,即可以被理解为依靠理性先验性获得的真理。哲学真理并不依靠经验:如 2+2=4,或者康德的绝对律令---人应该总是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在政治上变得脆弱的是事实真理---后验的(posteriori)经验真理,即依靠经验获得的真理。因为事实真理总是拥有最初偶然性的虚弱。2加2肯定总是等于4,但是德国在1914年未必一定要入侵比利时。事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德国入侵比利时是后验的事实。(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正是经验现实这最初的、不确定的偶然性令我们觉得存在不可承受:缺乏更高的律令来支配所发生之事。8)

阿伦特解释说,虽然政治总是成为事实真理的威胁---如果与现代政治谎言相比,前现代的“传统谎言”一直温和得多。传统谎言有两个突出特征:首先,它“从来没有打算在字面意义上欺骗任何人;它只用来针对敌人,且只用来欺骗他。”所以,真理总是找到最后的避难所,或许只是撒谎者本人,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撒谎。第二,传统谎言“只关心特殊性。。。虚假并不打算改变整个背景---可以说,在现实性画布上撕开一个口子。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人们能够通过注意到不一致、漏洞或拼凑部分的边界等而辨认出有人撒谎。”9

相反,现代谎言并不允许真理的最后避难所存在,因为撒谎者也欺骗自己。而且,现代谎言不再是现实画布上的撕裂。阿伦特说,“现代政治谎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要求对整个事实肌体进行彻底的重新组合,可以说是制造另外一个现实,一个没有任何缝隙、扭曲或者裂缝的现实。”10在这个新现实中根本看不见任何撕裂的痕迹。这是理解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对现实的无缝重构。他们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一个或许虚假的故事,但该故事拥有自己的叙事弧。他们给我们的历史和人生提供超验性的答案,使其成为无缝的、连贯的整体。

让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意识形态并不能长久存在。尤瑞·斯列肯尼(Yuri Slezkine)在其史诗般的布尔什维克精英故事中写到,布尔什维克是一代人的现象。11)华沙条约国家对布拉格的入侵毁掉“长着人脸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验,成为最后一个宏大叙事的终结的起点。在1968年及其前后,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它的吸引力。但是,没有任何与其相称的东西能取代它。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0年后写到,“我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12 后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个事实的启发,那就是道德欲望再也不会成为那些宏大叙事的牺牲品,成为促成极权主义的对现实的无缝重构。如果现代性是取代上帝的尝试,那么,当我们放弃取代上帝的企图时,后现代性就开始了,我们接受了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可靠替代品的事实。

卡尔·马克思写到“一切牢固的东西都融化在空气中”,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在19世纪中期,这样的观察有些过于早熟了。只是到了20世纪末期,一切牢固的东西才开始融化。波兰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解释说,现代性渴望用更加牢固和持久的东西取代前现代的牢固性。后现代性(鲍曼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渴望融化掉牢固的东西。第二波的现代性不再寻求牢固的基础,而是拥抱无常、滑溜、不确定性、流动性。鲍曼写到,“灵活性已经取代牢固性作为事物或事件追求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上帝仍然维持其“缺席的长期休假状态。”13

后现代理论这么具有诱惑力的是什么呢?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说,这恰恰在于其“坚持不仅颠覆过去的确定性而且颠覆确定性本身的可能性。”14 如今,我们放弃了在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思想与存在之间寻找桥梁的努力。我们抛弃了如下观点,即存在一个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的整体秩序,一个将个别的自我与世界结合起来的稳定结构。法国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告诉我们,结构需要一个中心,一个基点,无论是上帝还是其他替代品,一种限制所指和能指之间本来可能无限延续的游戏方式。德里达说,在某个地方应该存在一种超验的所指,“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别成为某种绝对的和不可简化的东西。”15但是,该中心---这个超验的所指---恰恰是缺失的东西,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隐含的意思是打破稳定性和获得解放。德里达在解构主义的基础文献中写到,“超验性的所指的缺乏无限扩展了指称的领域和游戏过程。”16

对德里达而言,“游戏”暗示了开放性和对多元性的拥抱。因为没有中心,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替代品来维持世界结构各就各位,词汇、意义、真理、文本所有这一切都颠覆了自我,都永远在自身中包含了相互之间产生紧张关系和相互否定的因素。意义从来不是自我指称的,而是总处于流动和融化的状态,总是未完成的和自我破坏的,既是不同的又是延迟的,既不同于之前的状态也不同于未来状态。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词总是在与其他词进行游戏,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确定无疑的真理。人生不再是个封闭的结构。没有封闭的结构;人生是不停运动的过程。

这很重要,在德里达看来,“超验的所指”的存在本身总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它的缺席值得称赞,甚至是令人开心的。17缺席留给我们不是意义和真理的赤字而是剩余。在德里达看来,“游戏”这个词不是表示将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琐碎化。相反,“游戏”是对我们的创造性、自由和责任的确认。德里达的解构---后现代哲学的典型范式---不是旨在成为宿命论的虚无主义而是兴奋和刺激的狂喜。拒绝所有绝对真理的主张旨在保护我们免于极权主义的恐怖威胁。德里达坚持,解构总是代表了“辨认出和抗衡极权主义威胁的最少必要条件。”18

但是,这种流动性,这种对无限可能性的开放也是一种取掉铰链的行为,迫使我们丧失安全场地,处于阿伦特所说的无根基状态(Bodenlosigkeit)。既然没有确定无疑的真理,现实若只是话语构造出来的东西,由总在相互游戏中的能指组成,那么我们特别依恋的、投身其中和、深刻关心的现实还存在吗?鲍曼认为“众多权威”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事实上意味着“没有权威”。19无限的意义和无限的真理事实上等同于没有意义和没有真理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死亡之后,生活在共产制度下的东欧思想家不再相信特别令人恐惧的虚无主义。他们害怕虚无主义,捷克异议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向他妻子奥尔加(Olga)将其描述为“虚无,恶魔的现代面孔。”20


三、中东欧的异议者哲学


哈维尔在1981年3月在狱中给奥尔加写信。因为担任人权请愿书《77宪章》的发言人,哈维尔被关进狱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另外两位最初的发言人中还有一位可敬的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他比哈维尔大25岁。帕托什卡和德里达来自同一个德国哲学传统:黑格尔的意识教育、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帕托什卡跟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他是胡塞尔的最后一批学生。1949,他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开设一门独创性的课程,研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还将黑格尔的整套著作翻译成捷克语。这位上年纪的捷克哲学家总是避免参与政治,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异议分子;他是学者和思想家,在1968年苏联入侵后被剔除大学,一直在私人公寓里领导研讨会等地下活动,经常与学生一起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探讨每个句子的意思,在阅读时大声将德语翻译成捷克语。现在,帕托什卡同意加入哈维尔的行列,签名支持《77宪章》。几天之后秘密警察就将两人抓走。帕托什卡的身体很虚弱,审讯过后不久就死掉了。

一年半之后,一位地下信使交给波兰地下出版物的编辑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一篇哈维尔纪念帕托什卡的文章。该文的标题是“无权者的权力”成为东欧异议者的标志性文本。“无权者的权力”中的反英雄是普通的蔬菜店老板,他每天早上都例行公事地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志牌卦在商店橱窗里。这位蔬菜店老板对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特别的热情---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没有人充满热情。看到这招牌的每个人都明白谁也不会再预料全世界无产者会团结起来了。但是,蔬菜店老板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继续挂这块招牌。毕竟,他有选择吗?如果拒绝这么做,他可能被审讯,被拘留或者被迫害,他的家人也可能跟着遭殃,孩子可能被大学拒绝。哈维尔告诉我们,这位蔬菜店老板生活在“自欺”(mauvaise foi)之中,虽然他可能并不使用这个法语单词。他生活在自欺中,这恰恰是萨特用来表达自我欺骗(bad faith)的意思。蔬菜店老板对自己撒谎的不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很清楚自己根本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不,蔬菜店老板是在就无权力对自己撒谎。

这种无力感在什么方式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哈维尔用一个问题做出了回应:如果他取下标志牌,为什么所有不愉快的后果都将降临到这位蔬菜店老板身上?毕竟,谁也不相信标志牌上的信息了。人人---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知道皇帝根本就没有穿衣服。但是,这些不愉快的后果暗示,挂出标志牌对共产党政权来说仍然特别重要。事实上,如果有一天所有蔬菜店老板都取下招牌,这将是革命的开始。所以,蔬菜店老板并不是那么没有权力。相反,他的权力非常强大:正是蔬菜店老板让游戏继续进行下去的。

哈维尔指控蔬菜店老板“生活在谎言中”。蔬菜店老板不能生活在真理中是道德失败:他对维持那个压迫他的体制感到内疚。哈维尔坚持认为,他生活在谎言中和人人都生活在谎言中并不能让真理走开---只能让生活在非真实生活中的人陷入不讲道德的境地。哈维尔的主张抗拒了后现代转向:任何数量的宣传或者盲目仪式或者自欺都不能在本体论上消解真理与谎言的边界。

东欧异议者如此频繁地谈论真理就好像它是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简直就是口袋里的钥匙,这绝不是偶然的。相信真理的本体论现实依靠谎言的本体论现实来证明,哈维尔不是唯一的人。在围绕真理和谎言边界的异议者哲学的核心,东欧异议者不仅参照中欧哲学,而且依靠俄罗斯文学的丰富传统。在1968年之后,共产党政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宗教大法官非常相似,他只有一个秘密:不相信上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里、托尔斯泰等人来说,拿起笔来写作就是探索人类存在的真理。在斯大林恐怖之后,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谎言的悖论”。别尔嘉耶夫确认,谎言是维持极权主义生存的条件。在他的经验中,该谎言是人类意识在内心深处遭到破坏的表现;作为这种破坏的结果,个人良心从这个世界更多逃离了。21

波兰团结工会时代的电影--本身就是异议者哲学的组成部分---说明了现代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与普京的后现代俄罗斯的本质区别。在以斯大林时代的监狱为背景的电影《审问》(Przesłuchanie, 1982)中,伟大的波兰女演员克里斯提娜·杨达(Krystyna Janda)扮演托尼娅,一位被指控为人民波兰的敌人提供资助而突然被抓起来的俱乐部歌星。她的审问者坚持说,她是反共间谍的情人。托尼娅感到困惑,审问者的故事是编造的,她一概否认。审问持续进行,监狱看守则不停地折磨她。经过一段时间,托尼娅不再抵抗;她渐渐接受了莫须有叙述的大部分内容。

电影的最后,我们再也无法了解真实的故事是什么,不知道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审问者的叙述中的这些人哪个是托尼娅的情人,他们到底是不是间谍,如果是,托尼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被引导相信存在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还没有弄清这个故事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换句话说,在电影的结尾,存在认识论的困惑但并非本体论的困惑。不管单个人是否有机会认识到真理,真理持续稳定地存在着。

审问代表了现代主义者的立场:上帝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不过是主观的虚幻,即便在极权主义政权之下也是如此。当我们从认识论不确定性转向本体论不确定性时,后现代世界就开始了。这是我们放弃相信在创造的叙事背后还存在稳定现实这样的东西。“后真理”代表了后现代立场:“你们有事实---我们有另类事实。”“一切都是公共宣传。”现在,我们生活在看似无限多的无缝连接的另类现实之中,人人都有自己的“另类事实”。波梅兰采夫描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是一切都不真实的世界---人人都轻松地接受这一点。在《什么都不真,一切皆由可能》的书评中,乌克兰随笔作家犹尔·科普罗察斯克(Jurko Prochasko)描述真理是一种边界,就像国界线或者边境。不能认识到真理就是不能认识到边界。普罗察斯克认为,这种不承认“从来没有好下场。”22


四、寻找意义的责任


德里达本人相信热情好客、友谊和宽恕,他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但是今天,源自左派批判敏感性的观点已经被重新配置而成为右派使用的武器。德里达设想的用来拥抱责任的哲学已经被修改为对责任的放弃。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从东方前往西方,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后事实移动存在某种反讽的味道。这里,德里达本人提供了一种建议:他最喜欢的概念之一是替罪羊(pharmakos),这是可以被用来表示毒药和解药的古希腊单词。今天,东欧能够显示自己就是替罪羊:既是毒药的来源,也是解毒剂的源头。23

Kto vinovat?该怪谁?阿格尼斯·赫勒回答说,“指责抱怨是不负责任的。应该承担起责任,必须承担起责任。”24 在东欧,异议者哲学就是责任哲学。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写到,‘帕托什卡常常说,有关责任的最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无论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它。这意味着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接受它,就在此时此地抓住它。’25 帕托什卡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波兰哲学家克日什托夫·米哈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写到“人生和历史不能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存在,就像随意骑上骑下的旋转木马。”26 他认为,人“只能被认同为历史的主体。”27

Chto delat’? 怎么办?帕托什卡坚持认为,即使外面找不到具体化的稳定的意义,寻找意义仍然是我们的责任。他写到,“人活着不能没有意义。”或许我们不能拥有真理,但是我们能够寻找和必须寻找真理。28 克拉科夫斯基也完全赞同这个立场。克拉科夫斯基写到,“胡塞尔相信寻找确定性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放弃这种寻找将等同于摧毁这个文化。胡塞尔可能是对的。”29克拉科夫斯基相信,胡塞尔充满热情地寻找绝对真理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桥梁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并不存在逻辑通道。”30虽然如此,继续寻找意义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放弃真理等于放弃伦理道德规范。

2008年,在最后一次对话中,亚当·米奇尼克问哈维尔:“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问你,‘我该如何生活?’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哈维尔回答说,“根本律令是生活在真理中。”31

本文是即将在9月底在《欧洲杂志》上发表的焦点问题“错误信息与民主”的一部分。

注释:

1. See Joshua Yaffa, ‘Putin’s New War on “Traitors”’, The New Yorker (28 March 2014), online at: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putins-new-war-on-traitors; Андрей Зубов, «Это уже было» Ведомости (1 March 2014); https://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4/03/01/andrej-zubov-eto-uzhe-bylo?

2. Andy Borowitz, ‘Fact-checker at Republican Debate Hospitalized for Exhaustion,’ The New Yorker (16 January 2016).

3.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481.

4.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17.

5. 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Basic Writings of Kant, ed. Allen W. Woo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135–141.

6. Agnes Heller, ‘Contingency’,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 Blackwell, 1993): 1-35, see page 11; Leszek Koł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vol. 1: The Founders, trans. P. S. Fal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56–80, see p. 60.

7. Hannah Arendt,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4): 163–187, quotations p. 164.

8. See Leszek Kołakowski, The Presence of Myth, trans. Adam Czerniawsk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

9. Hannah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223–259, quotation p. 248.

10.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249.

11. Yuri Slezkine,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76.

12.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xxiv.

13.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Malden: Polity Press, 2012): quotations viii-ix, 55.

14.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479.

15. Jacques Derrida, ‘On Grammatology,’ A Derrida Reader, ed. Peggy Kam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31-58, quotation p. 36.

16. Jacq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79–293, quotation p. 280.

17. 请参阅:德里达,“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转向缺席源头的存在丧失或不可能存在,破碎的直觉性的结构主义主题因而变得悲哀、消极、怀旧、和内疚,这是卢梭式思考游戏的一面,另外一面是尼采式确认,即高高兴兴地确认世界的游戏和生成的无辜,确认符号世界根本没有错误也没有真理,没有能提供积极解释的源头。这种确认决定了非中心恰恰就是中心的丧失。那是在没有安全性地游戏。”Derrida in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292)

18. Jacques Derrida, ‘Like the Sound of the Sea Deep Within a Shell: Paul de Man’s War,’ Critical Inquiry, vol. 14, no. 3 (spring 1988): 590-652, quotation p. 647.

19.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64.

20. Václav Havel, Letters to Olga, trans. Paul Wilson (London-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0), 175 (letter dated 14 March 1981).

21. Nikolai Berdyaev, ‘Парадокс Лжи,’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9; http://www.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ev/1939lozh.html. In English: ‘The Paradox of the Lie,’ trans. Fr. S. Janos; http://www.berdyaev.com/berdiaev/berd_lib/1939_xxx.html.

22. Юрко Прохасько, «Истинна Правда,» Критика (February 2016); https://krytyka.com/ua/articles/istynna-pravda. In English: Yurko Prokhasko, ‘Veritable Truth,’ trans. Kate Younger, Krytyka (February 2016); https://krytyka.com/en/articles/veritable-truth.

23. There is no better antidote to Putin’s infectious post-factuality – implies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ist Sergey Lebedev – than the great tradi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24. Agnes Heller, ‘Some Remarks about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Existence,’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l Paul, 1982): 328–333, quotation p. 332.

25.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Armonk: ME Sharpe, 1985): 24–96, quotation p. 80. For Derrida’s analysis of Patočka’s idea of responsibility, see Jacques Derrida, The Gift of Death, trans. David Will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6. Krzysztof Michalski, The Flame of Etern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s Thought, trans. Benjamin Paloff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 Krzysztof Michalski, ‘Iron Laws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rans. E. Kohák, Cross Currents 7 (1988): 129-135, quotation p. 132.

28. Jan Patočka, ‘Does History Have a Meaning?’ Here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Erazim Kohák, ed. James Dodd (Chicago: Open Court, 1996): 53-77, quotation p. 75.

29. Leszek Kolakowski, Husserl and the Search for Certitude (South Bend: St. Augustine’s Press, 2001), 7

30. Kolakowski, Husserl and the Search for Certitude, 80

31. Václav Havel and Adam Michnik, ‘Rewolucjo ducha, przyjdź!’, Gazeta Wyborcza (15 November 2008).


作者简介:

马西·索尔(MARCI SHORE),耶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译著米歇尔·格沃维尼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的《黑色理性》,著有《鱼子酱与灰烬:1918-1968年华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生与死》和《灰烬的味道:东欧极权主义的来生》。耶鲁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她有关2013-2014年乌克兰革命的新书《乌克兰之夜:亲密的革命历史》,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是《现象学遭遇:中欧的场景》。

译自:A pre-history of post-truth, East and West by Marci Shore

http://www.eurozine.com/a-pre-history-of-post-truth-east-and-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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