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后真理时代的前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7-09-13 14:49:45

吴万伟  

   马西·索尔 著 吴万伟 译

  

  

   一、后真理时代

  

   2014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安德鲁·祖博夫(Andrei Zubov)因为将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比作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区而被解除教授职位。1 两年后,在捷克的后工业城市俄斯特拉发(Ostrava)的节日上,祖博夫面对大批听众谈到历史学家的任务。他说“我们应该说出真理(My dolzhni govorit’ pravdu)。”这个宣言用祖博夫的男中音口中说出来听起来尤其古怪,甚至有些过时。特别是斯拉夫语单词真理(pravda)没有修饰语,也没有前缀,暗示一个早已过去的时代。现在谁还相信真理呢?

   “历史的终结”的终结与对现实信仰的终结一起到来。冷战世界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世界;在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和后苏联寡头统治使用同样的公共关系专家去迎合拥有政治野心的流氓恶棍。正如彼得·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在《什么都不真,一切皆由可能》中描述的那样,在2000年时代的俄罗斯,真理与谎言的区分已经过时。在人人都觉悟的后现代民众组成的世界,“一切都是公关宣传”。

   现实电视已经让虚构和真实的边界成为过时的东西。真理是一直在被克服的障碍;“后真理”已经被宣称是“年度词汇”。在华盛顿,白宫无耻地为其“另类事实”辩护。最开始,美国记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接受的训练一直是确认个别信息,而非对抗厚脸皮地清除经验现实的束缚。《纽约客》用一个讽刺表明了这种绝望,说事实核查员在参加完共和党辩论后累晕过去了。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显然没有人能取代他。2

   悠久的俄罗斯传统在任何危机时刻都提出两个永久性的问题。第一个是:该怪谁?(Kto vinovat?)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本体论稳定性的批判不情愿地制造出“后真理”可能性的条件,如今却被大西洋两岸的寡头统治政权利用。法国文学理论及其“自恋性的蒙昧主义”是罪魁祸首吗?3米歇尔·福柯写到,“毫无疑问,我不是唯一写作时看不见面孔的人。不要问我是谁,别要求我保持不变。”4文学理论家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和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难道不总是令人怀疑吗?两人都有既得个人利益去切断青年战争时期的自我与后战争时期的学者自我的联系,详细阐述狂热的反复无常的自我哲学,而稳定的主题、稳定的意义、和稳定的真理等根本就不存在。雅各·德里达难(Jacques Derrida)道不应该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承担某种责任吗?

   第二个永恒的问题是:怎么办?(Chto delat’?)后现代性有没有解毒剂?如果有,我们应该到哪里寻找?

  

   二、后现代性的历史

  

   后现代性有历史。它不是从乌有乡而来而是来自现代性,在欧洲,历史学家传统上都将其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最初阶段,上帝不过是被边缘化,被贬低为次要角色,因为理性登上了核心舞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写到:“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那是启蒙的标语口号”。5后来(更准确地说是1880年代),上帝被彻底杀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思考了这个可能性,尼采(Nietzsche)则对此确定无疑)。现在,弥补被阉割的、已经不存在的上帝的哲学筹码变得越发沉重了。上帝已经实现了他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上的角色,他的死亡留下了巨大真空。现代哲学的大部分可以被描述为取代上帝的尝试,即找到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的绝对真理之路。

   对真理之路的探索是在寻找桥梁: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在到外在,从意识到世界,从思想到存在的桥梁。认识论(研究知识和知识的可能性)现在逐渐支配了哲学探索。与其他任何东西相比,我们都更需要认识论的清晰性和确定性,据此我们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否则,我们注定会被异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描述了“现代哲学的忧郁”,那是因为缺乏能够确保思想和存在一致性的任何人或物。她指责康德(她非常喜欢)打破了意识与世界的经典认同,所以使我们没有可抓住的任何东西。反过来,黑格尔哲学是对康德的回应,试图恢复已经打破的统一。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和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都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讲述的故事描述为意识的教育和成长(Bildungsroman):我们辩证地从历史走向承诺实现最终和解的终极目的(telos):即主体与客体,意识与世界,思想与存在的和解。6但是,谁也不敢肯定--阿伦特写到---黑格尔“重新构造的现已破碎不堪的世界”的尝试留给我们了“现实的居所还是监狱。”7

   还有问题的另外一面:在欧洲现代性中,真理不仅难以获得而且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脆弱。阿伦特做出澄清,并非所有真理都在政治上变得脆弱,脆弱的是特别的“事实真理”。她将这种真理与“哲学真理”区分开来,即可以被理解为依靠理性先验性获得的真理。哲学真理并不依靠经验:如 2+2=4,或者康德的绝对律令---人应该总是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在政治上变得脆弱的是事实真理---后验的(posteriori)经验真理,即依靠经验获得的真理。因为事实真理总是拥有最初偶然性的虚弱。2加2肯定总是等于4,但是德国在1914年未必一定要入侵比利时。事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德国入侵比利时是后验的事实。(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正是经验现实这最初的、不确定的偶然性令我们觉得存在不可承受:缺乏更高的律令来支配所发生之事。8)

   阿伦特解释说,虽然政治总是成为事实真理的威胁---如果与现代政治谎言相比,前现代的“传统谎言”一直温和得多。传统谎言有两个突出特征:首先,它“从来没有打算在字面意义上欺骗任何人;它只用来针对敌人,且只用来欺骗他。”所以,真理总是找到最后的避难所,或许只是撒谎者本人,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撒谎。第二,传统谎言“只关心特殊性。。。虚假并不打算改变整个背景---可以说,在现实性画布上撕开一个口子。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人们能够通过注意到不一致、漏洞或拼凑部分的边界等而辨认出有人撒谎。”9

   相反,现代谎言并不允许真理的最后避难所存在,因为撒谎者也欺骗自己。而且,现代谎言不再是现实画布上的撕裂。阿伦特说,“现代政治谎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要求对整个事实肌体进行彻底的重新组合,可以说是制造另外一个现实,一个没有任何缝隙、扭曲或者裂缝的现实。”10在这个新现实中根本看不见任何撕裂的痕迹。这是理解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对现实的无缝重构。他们提供了一种宏大叙事,一个或许虚假的故事,但该故事拥有自己的叙事弧。他们给我们的历史和人生提供超验性的答案,使其成为无缝的、连贯的整体。

   让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意识形态并不能长久存在。尤瑞·斯列肯尼(Yuri Slezkine)在其史诗般的布尔什维克精英故事中写到,布尔什维克是一代人的现象。11)华沙条约国家对布拉格的入侵毁掉“长着人脸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实验,成为最后一个宏大叙事的终结的起点。在1968年及其前后,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它的吸引力。但是,没有任何与其相称的东西能取代它。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0年后写到,“我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12 后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个事实的启发,那就是道德欲望再也不会成为那些宏大叙事的牺牲品,成为促成极权主义的对现实的无缝重构。如果现代性是取代上帝的尝试,那么,当我们放弃取代上帝的企图时,后现代性就开始了,我们接受了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可靠替代品的事实。

   卡尔·马克思写到“一切牢固的东西都融化在空气中”,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在19世纪中期,这样的观察有些过于早熟了。只是到了20世纪末期,一切牢固的东西才开始融化。波兰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解释说,现代性渴望用更加牢固和持久的东西取代前现代的牢固性。后现代性(鲍曼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渴望融化掉牢固的东西。第二波的现代性不再寻求牢固的基础,而是拥抱无常、滑溜、不确定性、流动性。鲍曼写到,“灵活性已经取代牢固性作为事物或事件追求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上帝仍然维持其“缺席的长期休假状态。”13

   后现代理论这么具有诱惑力的是什么呢?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说,这恰恰在于其“坚持不仅颠覆过去的确定性而且颠覆确定性本身的可能性。”14 如今,我们放弃了在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思想与存在之间寻找桥梁的努力。我们抛弃了如下观点,即存在一个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的整体秩序,一个将个别的自我与世界结合起来的稳定结构。法国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告诉我们,结构需要一个中心,一个基点,无论是上帝还是其他替代品,一种限制所指和能指之间本来可能无限延续的游戏方式。德里达说,在某个地方应该存在一种超验的所指,“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别成为某种绝对的和不可简化的东西。”15但是,该中心---这个超验的所指---恰恰是缺失的东西,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隐含的意思是打破稳定性和获得解放。德里达在解构主义的基础文献中写到,“超验性的所指的缺乏无限扩展了指称的领域和游戏过程。”16

   对德里达而言,“游戏”暗示了开放性和对多元性的拥抱。因为没有中心,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替代品来维持世界结构各就各位,词汇、意义、真理、文本所有这一切都颠覆了自我,都永远在自身中包含了相互之间产生紧张关系和相互否定的因素。意义从来不是自我指称的,而是总处于流动和融化的状态,总是未完成的和自我破坏的,既是不同的又是延迟的,既不同于之前的状态也不同于未来状态。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词总是在与其他词进行游戏,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确定无疑的真理。人生不再是个封闭的结构。没有封闭的结构;人生是不停运动的过程。

   这很重要,在德里达看来,“超验的所指”的存在本身总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它的缺席值得称赞,甚至是令人开心的。17缺席留给我们不是意义和真理的赤字而是剩余。在德里达看来,“游戏”这个词不是表示将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琐碎化。相反,“游戏”是对我们的创造性、自由和责任的确认。德里达的解构---后现代哲学的典型范式---不是旨在成为宿命论的虚无主义而是兴奋和刺激的狂喜。拒绝所有绝对真理的主张旨在保护我们免于极权主义的恐怖威胁。德里达坚持,解构总是代表了“辨认出和抗衡极权主义威胁的最少必要条件。”18

   但是,这种流动性,这种对无限可能性的开放也是一种取掉铰链的行为,迫使我们丧失安全场地,处于阿伦特所说的无根基状态(Bodenlosigkeit)。既然没有确定无疑的真理,现实若只是话语构造出来的东西,由总在相互游戏中的能指组成,那么我们特别依恋的、投身其中和、深刻关心的现实还存在吗?鲍曼认为“众多权威”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事实上意味着“没有权威”。19无限的意义和无限的真理事实上等同于没有意义和没有真理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死亡之后,生活在共产制度下的东欧思想家不再相信特别令人恐惧的虚无主义。他们害怕虚无主义,捷克异议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向他妻子奥尔加(Olga)将其描述为“虚无,恶魔的现代面孔。”20

  

三、中东欧的异议者哲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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