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煌煌上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3 次 更新时间:2017-09-12 11: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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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 (进入专栏)  
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那学府,还是书声琅琅的学府,那气韵,却已是雷霆万钧的气韵。

   仿佛历史感到以上三员战将还不足以构成方阵,于是派遣鲁迅出场。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鲁迅免不了要来帮忙。比如,一九一七年八月,鲁迅就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这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但鲁迅那时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开笔写小说。他日常在教育部任职,公余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这时,《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从平静走向燃烧。一九一八年一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五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

   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的笔轻轻一点,历史禁不住为之索索颤抖。

   一代文化巨人就这样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紧接着,《孔乙己》自他的笔尖下飞出,《药》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风波》、《故乡》等一系列不朽名篇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鲁迅在呐喊,《新青年》在呐喊,北大在呐喊。呐喊的世纪,世纪的呐喊。“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在这里,我想起一段公案。一九三三年,鲁迅回忆这一段生活,曾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从前有人告诉我们说是毛泽东,也有人称之为李大钊,前者当属于特定年代的硬伤,后者多少沾点边,但鲁迅的意中人,无疑是陈独秀。

  

   写到这儿,请容许我把笔锋稍稍挪开一点主题,谈谈两位当年虽不是主角,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人物。

   其一:关于梁漱溟。梁漱溟当初只有二十四岁,中学毕业,在司法部担任秘书。蔡元培主掌北大不久,读了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疑决元论》,是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便请他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呢?”梁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梁漱溟还有什么好推脱的呢?他又岂能不为蔡元培的胸襟气度所折服?聘请的全过程,如今听起来,就像是一则童话;而且是一则遥远的无法复制的童话。

   其二:关于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四人由湖南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过了一阵,毛泽东决定暂时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并且想在北大找点事干。据肖瑜回忆,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并提出,哪怕是当清洁工也行。蔡元培阅信时,一定是有过短暂的沉思。他本人就曾留欧多年,并且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层发起者之一,自然能体谅这样一个中途不能成行的热血学子的处境。于是,他裁纸拔笔,给李大钊写了一张便条,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位。”毛泽东就这样进了北大图书馆。当年的详情,现在是难以查考的了。但可以肯定,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批世纪级人物的风采,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勃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强化了他“到中流击水”的意志。

   五

   现在再把笔拢回来。除《新青年》编辑同仁外,蔡元培的麾下还聚集了顾孟余、朱希祖、沈士远、沈兼士、刘文典、马裕藻、陈大齐、马寅初、徐宝璜、周作人、周鲠生、陈启修、吴虞、陶孟和、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一大批新锐人物。在我国最先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得以继续留任理科学长,与文科的陈独秀呼应,奠定了北大在文理两方面的高屋建瓴之势。南金东箭,济济一堂;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就这样军容浩壮地拉开了序幕。

   如果认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局限于新派人物,那就错了。蔡元培对一些确有学问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崔适、陈汉章、马叙伦等等,也都诚意延揽,给他们提供发抒的讲台。这一点常常为人诟病,认为不可理喻。其实,这正是蔡元培的无与伦比之处。即以辜鸿铭而言,他诚然有着复辟倒退的一面,但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举世鲜有人及,所以蔡元培请他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也是用其所长。站远了看,辜鸿铭的人格精神也自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于深谙西方文化背景并洞察西方文明弊端的辜鸿铭,他的卓荦之处就在于:当西方对中国大肆进行文明歧视和文化侵略时,他敢于说:“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把“全盘西化”的口号叫得沸反盈天时,他敢于说:“不!”当国人普遍忽略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而无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时,他敢于说:“不!”辜鸿铭的这一个侧面当时并不为世人理解,蔡元培能对他高看一眼,确属难能可贵。再以刘师培而言,他是“筹安会”发起人,帮助过袁世凯鼓吹帝制,大反动也。但他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连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家章太炎对他也十分推重,让他讲授擅长的经学,又有什么妨碍?何况穷愁病困中的刘师培这时正急需支持,北大倘不能向他伸出援手,也有失于煌煌上庠的格局、气派。

   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有其理论渊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曾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老话,阐述他的治校方针,指出:“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相隔八十年,如今回过头来看,就更见出蔡元培涵融万汇的泱泱大度。大度也是一种高度,一种浅学者浅薄者绝难企及的人生大境界。蔡元培鄙弃罢黜百家、独崇一己的文化专制,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当然自有倾向,但含而不露,相信自己稳操胜券,故从容不迫。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上帝的作派!——假设冥冥中真有上帝,我说,上帝一定总在谦恭地笑。

   人们很快看到,蔡元培是如何把一个旧营垒下的北京大学,转变为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水到渠成地输送上大批思想、人力资源。你也许抗辩: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完全出于蔡元培的本意!——是的,蔡元培本人受他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完全预见到未来的走向,但这又怎样?在某种意义上,岂不是恰恰印证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无限量威力。

   199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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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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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卞毓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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