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论内生性扶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17-09-11 15: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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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农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在研究反贫困的过程中,我一直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内生性扶贫”。所谓内生性扶贫,就是要在扶贫过程中着重于各种要素整合和机制创新,激发和挖掘内生于贫困人群自身的力量,使贫困人群产生一种持续的自我减贫的动力和创造力。

   内生性扶贫要实现三个基本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培养农民的主体性意识。农民是反贫困的主体,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政府是外在的支持者。一定要培养农民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农民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农村的内生性的发展和贫困人群的内生性脱贫。不能让农民对政府补贴和各部门对口帮扶的资源输送产生依赖性,而要发挥农民自己的主动创新精神,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真正的减贫和发展。

   第二个目的,要实现机制性。要通过机制创新和机制设计来实现农村的发展,来实现反贫困,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明显的、物质的补贴或者是直接扶持的方式来实现农村的发展。机制性的发展,就是更加重视制度创新,政府不拿能看得见的东西来支持农村,而是拿看不见的机制来支持农村的发展。农民合作机制、产业联动机制、乡村治理机制、民族文化开发机制、农村金融和小额信贷机制等等,都是制度化和机制化的脱贫模式,尤其在基础性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的过程中,这种机制设计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个目的,实现农村发展和脱贫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一次性的发放资金、财政补贴、物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一时的困难,但不可能解决长期问题。政府扶贫思路由粗放式扶贫向精准式扶贫的转变,目的是要实现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自我可复制性与长期性,这样的话,农村的发展才是良性的、自我可循环、自我可复制的发展。

   内生性扶贫思路的变化引发扶贫工作出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扶贫从更多地依靠外力转而依靠内生的力量,尤其是加强贫困人群的能力建设。外生性扶贫主要解决的是导致贫困的一些基础性瓶颈约束,比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改造、对极端贫困人群和能力缺失者的救济式扶贫等。这些扶贫措施为贫困人群脱离贫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还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但外生性扶贫在大部分扶贫工作中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只有首先解决了约束农村发展和贫困人群改变命运的那些外部瓶颈因素,才能为进一步彻底脱贫提供物质基础。

   在外部瓶颈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外生性扶贫必须进一步深化,向内生性扶贫转变。即更多地通过各种机制设计和制度创新,激发贫困人群自身的能量和创造力,通过贫困人群自身能力的增进,实现贫困人群的自我脱贫。只有这种基于贫困人群自身能力增进的自我脱贫,才是可持续的脱贫,才不容易返贫。

   比如福建宁德,在八、九十年代初始阶段的扶贫工作即是着重于改造阻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山区交通问题、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差的问题、生态环境差等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宁德的扶贫思路向内生性扶贫转变,着重于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着重于增进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比如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促进贫困人群的自主创业和增收;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贫困人群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组织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培育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通过乡村治理的变革,使更多农民自觉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提高农民的自我治理意识、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这些举措,主要从挖掘和激发贫困人群内在的能力出发,把扶贫的重点放在提高贫困人群的自我实施能力和自我创造能力,从而打下彻底消除贫困的基础。

   第二,从粗放型扶贫向精准式扶贫的转变。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宁德的扶贫模式也逐渐由前期的粗放式扶贫向精准式扶贫模式转变。制度变革型扶贫和基础性扶贫一般而言都是普惠性的,解决一些基础性的面上的大问题,一般应用于扶贫工作的初始阶段。在扶贫工作的攻坚阶段,普惠性的扶贫模式逐渐向精准式的扶贫模式转变,其关注的重点也由“面上”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的缺失转向每个贫困者自身的特殊问题,也就是“点上”的问题。这个转变的核心,是在前期基础性扶贫和制度变革型扶贫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分析每一个贫困者致贫的根源,寻找其致贫的特殊原因与个体原因,从而有针对性的探讨个体化的脱贫方案。

   近年来,在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之后,宁德市把精准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更加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问题,更加注重“因地、因户、因人”施策,确保扶持对象更精准,项目安排更精准、资金使用更精准、措施到户更精准、因村派人更精准,走一条精确制导、精准施策的扶贫脱贫路子。在建档立卡上提高精准度,对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定期进行走访、开展核查,找准贫根、精准施策,健全台账、动态管理,确保有进有出、应扶尽扶,确保“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掉队”。在措施方法上提高精准度,推动政策、项目、资金、力量向扶贫一线聚集,通过组织实施发展生产、异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保兜底“五个一批”工程,靶向定位,滴灌帮扶,坚决限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在脱贫验收上提高精准度,制定减贫脱贫验收办法,建立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贫困县脱贫成效评估、销号、退出机制,实行第三方独立评估、让群众算账认账制度,做到成熟一个、验收一个、销号一个。宁德地区这些精准式扶贫的经验做法,标志着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正在打响对贫困的最后一站。个体化的瞄准贫困者、个体化的脱贫方案制定、个体化的追踪管理和验收,是精准式扶贫的精髓,这也就是宁德扶贫中强调的由“漫灌”到“滴灌”的转变。

   第三,从单一型扶贫向系统型扶贫的转变。在扶贫的早期阶段,一般都是政府的单一型扶贫,即政府通过财政投入、资源整合和人员帮扶,对贫困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政府的单一型扶贫的缺点是不能有效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不能形成扶贫的合力。宁德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更强调系统型的社会参与式的扶贫模式。系统型扶贫就是强调政策取向的多元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扶贫要素的多元性,实现综合式、系统性、多元化、全方位的扶贫。所谓政策取向的多元性,即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广泛发挥不同社会阶层的作用,注重在政策层面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所谓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即鼓励企业家、社会公益工作者、政府人员、教育工作者、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广泛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发挥这些人士的独特作用,形成扶贫合力。所谓扶贫要素的多元性,就是鼓励这些不同的参与主体,各自贡献不同的社会资源和要素,从而实现资源整合的目的。宁德政府在总结扶贫经验时,就把坚持“全民参与”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提出来,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形成“全民参与、协同推进”的扶贫工作新格局。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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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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