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老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计划经济，搞计划工作；第二件事是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概括的很好。安老的前半生，担任过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都是在兢兢业业地搞计划经济。安老后半生担负的任务，都是改计划经济，通过改革走向市场经济。
1982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安老当时是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就服从组织安排，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当时国家体改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兼任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在1982年至1987年期间，安老实际是体改委工作的实际主持者。1982年，我也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中央任命我为副主任。从1982年起，安老就领导和指引我，一起为改革奋斗了35年。从体改委到体改研究会，我在改革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安老的大力支持。譬如我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向中央提出关于把商品经济纳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建议和十五大前，我向中央提出把“自由和人权”纳入十五大报告的建议都是在安老的大力支持下上报的。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向国内报送了一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安老还专门写了向朱镕基总理推荐信。安老的精神，点点滴滴蕴含在安老为改革、为改革者所做的工作当中，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我们要学习安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搞改革的精神。安老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对计划经济的弊病，体会深刻。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时，安老是三名专职委员之一，15位委员中有两位副总理，还有除东北之外的五个大区的主要领导人。国家计委是和政务院并行的机构。当时的主张是，中国要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来搞计划经济。再到六机部和建委，都是按照计划经济来搞的。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指令性经济，就是命令企业如何来搞生产，计划就是法律，搞的很死。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部里安排，企业就是一个车间，没有自主权。开会、发文件是部委调配资源、搞计划经济的工作方式。一机部一年发文件用掉的纸就重达8吨重。对此，安老曾经说过，当初，中国为什么要搞改革呢？是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弊病的；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呢？是因为过去长期闭关锁国。安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7年。到1975年4月，安老的政治监护被解除，他在1977年上半年，就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他又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说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自己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他出国考察?李先念很快就让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要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也在搞改革。国外考察对安老的影响很大，使安老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安老刚逃脱樊笼，就要求学习、要求去国外了解情况，对计划经济弊端进行进一步的证实，这样的认真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改革者。我们的改革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起步的。正是由于安老对计划经济弊病的深刻体会，对国内外差距的直接了解，所以在后半生搞改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安老作为改革战线的领导者所提出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体制下突出的弊病，有的放矢。这些改革的方向、措施、方案，都是直击计划体制的痛点，改革的成果直接体现在企业效能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国际差距的拉近上，改革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从来没有什么虚假的成分。安老的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搞改革的精神特别值得新时代的改革者来学习。
我们要学习安老注重实践，认认真真搞改革的精神。我国的改革事业，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一个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双重转型之路在80年代并无可供完全借鉴的现成经验。改革的推进需要解放思想，但是不了解国内外情况、不经过实践检验的拍脑袋改革方案如果骤然推广，则大概率带来改革的失败和改革成本的提升以及改革时间窗口期的浪费。主持体改委这个核心改革部门的安老既是思想解放的改革者，又是特别注重实践，注重了解国内外情况，认认真真推动改革的践行者。安老后半辈子改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第一靠基层实践，第二是熟悉计划经济弊病，第三是知道外部的经验。
安老特别强调实践，特别强调要总结基层经验，所以在体改委设立了试点司搞试点。他在体改研究会确立了一个规矩，经常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开年会最好在取得改革成功经验的地方。安老说，我们过去的成功都不是按照规划，而是群众的首创精神，经过改革实践，总结推广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宽容改革失败，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安老的思想很解放，不仅重视国内基层经验，也很重视国外经验，他提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吸收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到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不久后，参与发起的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科尔奈、布鲁斯、林重庚等著名“转型”经济学家都参加了本次会议，安老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会后，安老向国务院总理报送了《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的观点很重视，同意写入同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继而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我们要学习安老亲自动手，勇于担当搞改革的精神。作为80年代改革核心部门的实际操盘手和推动者，安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从来不是一个躲在幕后明哲保身的领导者。在改革的研究、决策和推进过程中，安老从来当仁不让地站在第一线，为改革探路、为改革者遮风挡雨。 体改委对商品经济、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等现代经济的“四梁八柱”的规划，几乎都是由他牵头调研和提出方案的。体改委有一项任务是要加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与路径研究。为了方便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国外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信息动向，促进国内的经济改革理论研究，1983年2月，在安老的提议和主持下，报经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同意，成立了中国体改研究会。安老自己作为体改委副主任，先后兼任了体改研究会第一、二、三届会长。1984年，我在参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建议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起草小组有人不同意。我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研究所的名义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经安老同意和支持下，会议于九月初成功举行。会上，与会者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观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等等。我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这就是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针对无所不包的计划方式提出的，而且，这个提法不科学，因为计划经济作为制度，市场作为方法，两者不协调。或者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或者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最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安老说，这一提法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邓小平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文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把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说出来了。
我们要学习安老清廉自守，干干净净搞改革的精神。安老的挽联上写着，“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瑕”。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生为政清廉，只是抽点烟，酒也不喝。家属无大官，也没有亿万富翁，就是老百姓。安老长时间处于改革战线的领导岗位，诸多改革方案、改革路径即便不是出自他手，他也是彼时改革这一最大的资源和利益调整的行动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只要有一点念头，安老的家人朋友就可能是亿万富翁，至少可以给子女安排一些肥缺的岗位。但实际情况是，家里不仅没有腰缠万贯的老板，还有个女儿是下岗工人。对比反腐浪潮中那些在关键岗位上大量落马的官员，以及那些虽然本身还没有落马，但是亲戚朋友都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官员，安老的清廉自守显得格外耀眼。安老也是遵守党纪国法的模范，严于律己，对上从来不搞吹吹拍拍，不搞私人关系。周恩来总理称他是“守法户”。安老还特别爱护干部，尊重干部的意见，不整人。我们在他手下工作，他一方面放手，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时，他一方面肯定我们的想法，不挑毛病，认为不错的还会上转给中央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每一步改革都触动利益而且有可能是损及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改革的深水区，我们更要学习安老清廉自守，把改革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私利之上的高尚品格。
安老的功绩、品德、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我们永远还念他！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