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

——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研究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7-09-02 14: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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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进入专栏)  

  

为了整合国家监察资源和力量,提高权力制约的效度和制度反腐的力度,我国开启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程。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针对监察委员会的宪制地位,《方案》确定试点省(市)监察委员会由其本级人大产生;推而论之,若将来试点成果全面铺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将由全国人大产生,届时,人大制度之下的国家机构将从传统的“一府两院”转变为“一府一委两院”的格局。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动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与职权构成,从规范学视角,这改革实际上超越了现行宪法的规定。根据“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改革法治观,此次改革的启动与试点必须获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

   令人欣慰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方案》作出了试点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正当性。

   然而,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原理?

   在不修宪的情况下,通过宪法解释技术能否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授权的依据?

   换句话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全国人大授权是否更具优位性?

   深一步追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的关系如何定位?

   这两个授权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全国人大相较于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更高宪法地位如何在授权场域中予以表征等,这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宪法原旨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宪法文本解读

   从现行宪法文本来看,其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授权的字眼,但是通过“授予”等词汇直接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权”的情形有一处,即第89条第18项,这一条款是国务院职权的“兜底条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行使某些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授权应当结合国务院的宪制地位予以解读。

   一方面,现行宪法第85条规定国务院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行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这体现了国务院的执行性和行政性双重属性;另一方面,作为宪法性法律的《立法法》第9、10、11、65条等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进行了规定,这体现了其立法机关的属性。

   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的宪法原意体现在执行性、行政性和有限立法性三个方面,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无法涵摄产生新国家机构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除此之外,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更应该回到其本身的职权中去挖掘相关内涵。现行宪法第67条采用“具体列举+兜底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一方面,“具体列举”的职权可归纳为以下几类:宪法和法律解释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等。

   第一,这些职权界限清晰,有着比较明确的适用领域,具有刚性约束力。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言,其作为新的预设国家机构,无法在具体列举的事项中“对号入座”。

   第二,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宪法解释权,那其是不是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从而赋予其自身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相关职权?这样似乎也是窒碍难行,因为现行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并没有设置监察委员会,也没有关于国家机构设置的条款,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找不到可以释宪的对象。

   况且,从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以来,这一职权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缺乏宪法解释实践,所以,通过宪法解释无法对此改革依据予以证成。

   第三,第67条第2、3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受限的立法权和基本法律修改权,这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一般不能超越基本法律的范畴,至多是对基本法律所涉及的事项进行枝节或部分授权,但不得超越基本法律设定的基本原则或全国人大授权的界域。

   具体程序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5条第2款“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将基本法律范畴涉及的宪制性问题部分地或有限地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对尚未达成共识的宪制性问题之解决提供“突破口”或积累经验。

   具体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其实质是隶属于宪制层面的国家机构的问题,根据上述宪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行授权,最多只能就其中的部分问题作出有限的决定。

   另一方面,“兜底条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全国人大授予的权力,这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范围还取决于全国人大的授权,即无全国人大授权,则无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宪法原意不仅明确被界定在几个比较明显的领域,而且还受制于全国人大的授权范围。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也限定于以上两个方面,除非全国人大授权,否则无法反映其关于国家机构方面授权的宪法涵义,这样也就无法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具备启动和实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主体资格。

   (二)全国人大授权的宪法文本解读

   从现行宪法文本来看,通过“授予”等词汇直接规定全国人大“授权权”的情形有一处,即第89条第18项,这个规定的宪法原意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条款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全国人大授权也应当回到其本身职权中去挖掘其宪法原意。

   第一,现行宪法第62条第3项规定了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制定权,其中明确规定其可制定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从教义学的视角来看,此条款的意涵是赋予全国人大针对国家机构的立法权,而非国家机构设置权;从发生学逻辑分析,国家机构的存在事实先于制定该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即前者构成后者职权运作的前提,若没有前者的存在,后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这一点来说,全国人大授权难以通过宪法这一条款来获得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依据。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将实质性改变现有宪制机构的职权配置以及不同宪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宪法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况下,直接由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性法律径行加以规定,这会导致用基本性法律架空宪法的不好先例,也有违宪法作为国家机关根本组织法和宪法变迁必须首先遵循宪法明定的程序这一基本宪法原理。

   第二,宪法第62条第15项对全国人大的职权设置了“兜底条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条款,主要体现在两个词语的选择上,即“应当”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申言之,“应当”一词体现了全国人大行使某权力的意志主动性和地位该当性。

   奥斯丁认为,主权者必须通过其代表者,即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被授权者来实现其“命令”,且主权者通过两种方式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代表者:将部分主权权力授予代表,让代表履行一项或若干职责;把主权权力绝对无条件地授予代表,而在这种路径下,代表者完全代替了主权者的权力地位。

   根据奥斯丁的理论,“应当”一词正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从而赋予了全国人大全权宪法地位,即全国人大化身主权性权力的来源,可根据自己的意志在正当性基础上创制权力、行使权力(包括授权)。制宪者在解决了国家权力来源,尤其在国家权力出现“宪法真空”时依据的问题后,又从权力效力层面对全国人大作出安排。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词可谓体现了制宪者的良苦用心,因为按照本条款的逻辑,其欲表达的意思是“应当由全国人大享有的其他职权”,却重复使用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从修辞学角度分析,采取这种做法正是要强调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地位,表达了全国人大是现实中权力最高者的宪法原意。但从效力上追溯,全国人大在权力层级上的地位源于何处?

   效力是法律规范的一个最根本特征,根据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理论,若规范效力的理由始终来自规范,后一个规范则被视为授权规范,一个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授权规范授予了其发布这一规范的权力,而在一个规范体系内部,如果有一个规范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获得自身效力,这个规范构成该体系内效力的最终理由,被称为“基础规范”。

   在宪法制定完成后,宪法便构成了全国人大权力来源的“基础规范”,而宪法中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和职权之“兜底条款”进一步构成了全国人大权力的最终理由,这样全国人大不仅可以在宪法框架下行使既有权力,包括授权行使,还可以在“超宪法”境域时通过上述“兜底条款”这一“基础规范”性条款为全国人大授权提供正当性理由。

   或许有的读者认为这个“基础规范”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最终假设,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帝、真主等才是最基础的来源。针对这一质疑,笔者将思考调向其相反方向,即效力来源在形而下层面如何追溯?

   对于这个问题,哈特从实证分析法学的角度给出了笔者比较认同的答案。

   哈特在批判继承奥斯丁“命令论”和凯尔森基础规范理论的基础上,指出课予义务之初级规则存在不确定性、静止性和无效率性三大缺陷,为了弥补这三大缺陷其相应地引入了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而根据哈特的论述,这新引入的三个规则又都集中于承认规则这一个核心概念,认为“提供判准以衡量法体系内其他规则之效力的‘承认规则’,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终极的’规则。”

   承认规则又是什么呢?哈特认为终极承认规则就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在一个成熟的法体系中,包含着一条承认规则,任何规则都要通过符合该承认规则所提供的判准,才能成为此法体系的一员。

   可以看出,哈特对授权已经从“主张法体系内某项规则有效无效的内部法律陈述,转换到该体系观察者所做的外部事实陈述”。可以说,哈特的授权规则效力理论,严格区分了“各判准间的优先层级”与“各判准有何导出”概念,把授权的效力追溯从法律体系内部延伸至社会存在或事实,形成了“开放性的效力链”。

   根据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我们可以解读出宪法对全国人大“兜底”授权的宪法原意,即在我国,全国人大是主权者的代表,国家、社会和公民承认全国人大的行为效力具有终极权威性和正当性。

   因此,现实出现超越现行法体系的需求与实践时,全国人大授权具有唯一的正当性与合宪性。基于以上论证,笔者认为,针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言,监察委员会这一预设国家机构显然已经超出现行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人大授权具有终极权威性和正当性,也即当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试点决定在效力层面存在重大瑕疵,应当由全国人大作出相应授权对此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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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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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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