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江:现代性的他者:“传统”与“中国”

——以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为讨论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4 次 更新时间:2017-08-30 2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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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江  
韦、黄二人无论在资本主义本质的判定上还是在资本主义具体特征的描摹上均具有高度的契合,由此我们难以否认对韦伯大加批判的黄仁宇曾经继受韦伯思想的遗泽。黄仁宇关于现代性的洞见黏附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之中,散见于氏著各处,需经认真的爬梳才能观其大体。晚年的黄仁宇将毕生研究心得浓缩在《资本主义》一书中,故而该书不失为理解黄仁宇现代性思想的适切入口。

  

   在《资本主义》中,黄氏引述前英国剑桥大学讲师陶蒲(Dobb)关于资本主义兴起观的三种划分。即,一种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一种着重资本主义精神,再则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黄仁宇将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以韦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观。黄仁宇认为,韦伯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概括为除旧布新的运动,不仅有将问题过度简化之嫌,而且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相抵牾。韦伯将维系资本主义运行的现代商业法律归结为新教思想体系的孕育犯了张冠李戴之错,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两回事,二者虽则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异途同归却不意味着存亡与共。在黄仁宇看来,韦伯的《新教伦理》具有强烈的心理学色彩,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视之为资本主义兴起之原因,不仅有倒果为因的嫌疑且犯了“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尤其是韦伯的种族主义倾向为黄氏所诟病。在检讨韦伯的失误后,黄仁宇主张从技术的层面而非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易言之,惟有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历史才能在面对历史纷繁复杂的表象时保持冷静中立或价值中立的态度,做出根本性的分析并从整个历史进程中找出其长期合理性[①]。

  

   在《资本主义》一书中,黄仁宇强调:意大利诸城中威尼斯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佼佼者,与其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并在信用制度上所作出的技术贡献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因威尼斯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黄仁宇(2006:201)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任何一个想要维新的国家,都无法脱离资金全面流通、人才不分畛域和技术的支持这样一套资本主义的技术安排。”否则社会下层结构无法自治和成长。“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展开时,人文因素势必经过一段剧烈的变化,然后过去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全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而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条件在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西方之所以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产生资本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具有长期的合理性,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之间具有贯通性。

  

   除此之外,黄仁宇还强调了地理因素对一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以荷兰为例,该国之所以能抛弃传统道德而接受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卡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政权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发挥得尽致。”(黄仁宇,2006:122)美国日后的自由,很大部分来源其海洋国家的优势,“海洋国家之社会平日受外界军事的威胁浅,而感受商业的影响程度深,早已将内部各种因素摆在各尽其能互相竞争的体制之下,妨碍自由竞争的潜在力量已在司法立法的行动中尽量铲除。”(黄仁宇,2006:310)而中、法、俄作为大陆性格的国家,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因而改革过程困难重重,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异常艰难。所以“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黄仁宇,2006:122)黄仁宇的地理观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孟德斯鸠的窠臼。诚然,地理因素对于一国之社会结构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将社会结构差异归因于地理因素则无论如何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

  

   黄仁宇在具体说明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时,探求了中西社会的本质区别。他认为西方社会应对危机的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因而社会变则制度变,容易发生彻底的改变。而中国的传统官僚系统能在不顾司法和限制商业时,面对内部变化仍然游刃有余,即便最糟糕的事件如外族入侵时,也不过是改朝换代,一切重来,但往往也是换汤不换药,不会改变社会的本质。“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黄仁宇,1997:231)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潜水艇夹肉面包”,上下不能贯通,理性计算之力量不能畅行。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无中层之综合分配,亦不受民间经济之诱导与牵制。因着是项安排,公私财物始终无法集中,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包括现代性格之民法无从发展,统计不能着实,具有现代性之大规模商业亦因缺乏支撑不克登场。”(黄仁宇,2008:51—52)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不仅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而且为传统主义提供了土壤,而传统的连续性则是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无法局部改造,以适合新环境。黄仁宇继而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与现代文明不可兼容,此种结构和体制正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理情形所造成的。尽管黄仁宇注意到社会结构、法律体系和文化观念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现代性的发生抑或资本主义的兴起至为关键,但未能进一步揭示三者间的复杂互动(邱澎生,2000)。由此导致黄仁宇在进行中西历史比较时无法做到逻辑上的首尾一贯,逻辑与经验之间存在较大的罅隙,呈现出某种断裂。

  

   从黄仁宇的叙事框架来看,西方/中国、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可谓承袭了韦伯的理路。在黄氏那里,传统中国不仅是西方的对立面而且和现代性相悖谬,中国如欲走向现代化道路需全盘改造社会结构,实现西方社会已于19世纪盛行的数目字管理。黄仁宇将能否进行数目字管理作为社会形态的判准,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即为传统社会,而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则为现代社会。这种判准姑且不论是否失之于简单、片面,关键在于这种判准是在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的语境下完全接受了韦伯的理论预设,中国成了西方镜中的倒影而非一个独特的影像,由此带来的是其历史研究既不能赋予中国以主体性地位,又给人以削足适履之嫌。黄仁宇在处理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将中国进行了完全的他者化,在历史资料的裁剪取舍上几乎完全服务于西方的逻辑。

  

   (三)中西之间的迷失

  

   前文已经指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带有种族主义的倾向,一开始便认定西方社会是理性的而东方则是非理性的。同时,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时,着重强调文化的力量,给人以企图用单一因素即资本主义精神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印象,或多或少带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这是韦伯最为后人批判和诟病之处。尽管在主张多元因果论的韦伯看来,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多种力量因缘际会合力作用的结果,新教伦理并非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动因。然而从对韦伯的接受史来看,多元因果的方法论立场并未消弭后人对他的“误解”,“文化决定论”一直成为后人对韦伯批判的“标靶”。更重要的是,“韦伯命题”不仅预设了西方社会的独特历史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是其他社会必然会经历的发展轨迹,并且否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正面意义(陈慎庆,1999)。在进行中西比较时,韦伯所流露出来的种族主义偏见让其难以客观、公允地看待中西方之间的差异。

  

   主张从技术角度分析历史的黄仁宇对韦伯的文化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黄氏(2006:28—29)指出,韦伯“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韦伯的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黄仁宇反对韦伯的“意识形态之偏激”,认为从数目字管理、社会结构以及地理因素等层面阐释资本主义不仅可以避免韦伯方法论的弊病,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的“真相”。黄仁宇以数目字管理为资本主义发生的最终结果与评价标准,这种技术主义的分析方法或许避免了“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但仍然没有避免这种以现代人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问题,使得资本主义的历史变成了当代史。因为,把数目字管理当作是资本主义发生史的目的论,在叙述历史事件中就不可避免的把它当作进步和倒退的衡量尺度(陈正国,2001)。同样,黄仁宇以西方社会为镜鉴,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为间架性设计(schematic design),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和西方社会上下结构之间能够贯通之条件。黄仁宇以“现代社会的缺席”解释传统社会之结构不合理同样犯了目的论错误。黄仁宇似乎感觉到以数目字管理和社会结构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史缺乏应有的论证效度,进而引入地理环境这一变量作为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黄仁宇将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数目字管理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逻辑并以此解释中国何以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不仅陷入了陈陈相因的循环论证,更彰显了以西方逻辑套解中国在逻辑上的孱弱和无力。

  

   在方法论上强调价值中立的韦伯其问题或许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浸染了民族情结,而是在进行学理分析的过程中能否做到逻辑自洽以及经验与逻辑之间的有效连接。显然,韦伯不仅未能将自我与他者进行理性、审慎、公平地对话,更重要的是在以己为中心,将自我所属文化和社会作为一切判准的前提下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不仅未有阐明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过度夸大了文化之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作用而忽视了传统政治制度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推动或抑制作用。同样地,将传统视为现代性的他者,既无视西方历史的连续性也在根本上否弃了传统的内在价值(E. Shils, 1981);将东方视为西方抑或现代性的对立面无疑是一种权力支配下的话语策略(萨伊德,1999)。多年游历于中西文明之间的黄仁宇自豪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历史且像韦伯一样主张价值中立,然而通观其文字,虽不被故国情怀蒙蔽双眼而大谈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优渥,但深植于心的民族自卑感和一时无法走出的历史困局导致黄仁宇并不能持平公允地看待中国社会与文化。如果说韦伯是西方中心主义者,那么黄仁宇同样滑向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迷失在中西之间。

  

   三、他者的困境

  

韦伯在《经济通史》(2006)中列举了六项现代资本主义成立的前提:合理的会计制度、市场自由、理性的技术、可靠的法律、自由劳动力和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在韦伯看来,传统中国之所以无法走上资本主义,其原因在于:第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于和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素。所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并不是导致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决定性根源。第二,作为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的主流,儒学对现实一直持传统主义的态度,它强调适应现实而非改变现实。第三,作为传统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异端,道教因为其倾向于出世的神秘主义和重视方术魔法的做法而不能改变儒学的传统主义倾向。其结果是,儒学传统主义在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与那些对生产过程的合理性问题不感兴趣的士大夫阶层一道阻碍了社会经济上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创新(转引自夏光,2005)。韦伯将传统主义视为现代性的根本障碍,而儒教在韦伯眼中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对韦伯而言,没有任何理性的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在传统主义式的社会秩序里、具有支配地位的传统主义终极价值体系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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