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以昭和天皇裕仁名义发布过两份诏书，两份诏书的背景与内容经常被混淆。
一
8月15日12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由天皇宣读的诏书录音，诏书约有800多字，但实质性内容就是一句话，告知全国军民，政府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原文没有题头，后来的日本资料都称其为《终战诏书》，日本靖国神社陈列的诏书复制件也题为《终战诏书》。该诏书发布时日本尚未向同盟国履行投降签字手续，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全文没有“投降”一词，称为《终战诏书》较为合适。
长崎原子弹爆炸当日（8月9日）深夜，日本召开“六巨头”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至次日2时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最终由首相铃木贯太郎请天皇“圣断”“立刻结束战争”。御前会议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作出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附加一项谅解即请求保留天皇体制）。外务省据此写成公文，史称“乞降照会”，通过驻瑞士、瑞典公使送达美国国务院。与此同时，首相铃木贯太郎指定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为天皇诏书拟稿并延请汉学家安冈正笃、川田瑞穗等人润饰诏书文字。
12日美国代表盟国对日本乞降照会作出“贝尔纳斯答复”，但此时日本军部冥顽不化、内阁举棋不定，形势险恶。14日上午破例召开有内阁成员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出席的御前会议，再次由天皇“圣断”终战。天皇所言只是一个裁决，必须再经内阁会议形成终战决定、履行上奏，内阁会议同时对诏书审议定稿。当晚诏书正式文本送天皇署名用玺，内阁所有成员再签章附署。
总之，由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其实是一个内阁文件，这是由日本国家体制所决定的。《终战诏书》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关联不大的两个问题。
14日内阁会议形成终战决定后，外务省于当日晚通过瑞士、瑞典向同盟国发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急电。东京时间15日上午，在《终战诏书》广播之前美国、中国、英国、苏联都对外公布了日本的投降电文，杜鲁门总统还宣布已下令盟军停止进攻行动、任命麦克阿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将尽快签署投降条款。至此，确认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法定手续都已完成，但对于散布在亚太战场的日本军人与民众来说，投降仍是爆炸性消息，因此才采取了播放天皇宣读诏书录音的非常方式，这就是日本人所称“天皇玉音放送”历史事件。
常有人批评说《终战诏书》中没有“投降”一词（其实“终战”一词也没有！）表明日本人包藏祸心，可能过甚其辞了。从逻辑上说，接受《波茨坦公告》就等于投降。《终战诏书》系日本内阁拟稿，受众是本国军民，天皇对自家人说话总要顾点面子，虽没说“投降”但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投降。
《终战诏书》中不可避免要提及战争的起因、责任，但这与战后日本当局对侵略战争是否有反省也是两回事。那时对于日本当局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平稳中公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终止战争，《终战诏书》出台过程确也充满诡异与骚动，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表现就是一例。日本最高当局研判《波茨坦公告》时，阿南惟几坚决反对无条件投降（当然，按他的有条件投降涵义盟国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在天皇8月10日“圣断”接受《波茨坦公告》后，阿南惟几毕竟没有提出辞职。8月14日晚阿南惟几在天皇《终战诏书》上署名，23时后专门拜访首相，铃木贯太郎完全知悉阿南惟几是来告别的。15日凌晨，阿南惟几赶在诏书广播前自杀身亡。若阿南惟几在8月10日后提出辞职，则日本内阁将垮台，就算另组织一个一致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新内阁，时间又将耗去几天。或者阿南惟几在8月14日拒绝副署天皇诏书（例如提前自杀），则天皇诏书不能生效。因此有人怀疑他与铃木贯太郎首相演双簧，可能还有天皇的授意（阿南惟几曾任侍从武官4年）——如果“六巨头”（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竟无人反对投降，可能招致军队与民众对内阁、军部的不满，因而引发国内骚乱。
二
9月2日上午9时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举行同盟国对日受降典礼，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在投降书签字。与投降书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天皇诏书，此诏书知名度远不如《终战诏书》，中文资料较少见，以下选用的是当年中央社译文：
“朕业已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其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条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揭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条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诏书原文也没有题头，显然称为天皇《投降诏书》很恰当。
《投降诏书》不仅非裕仁手笔，也不是日本内阁文件，其初稿内容由美国国务院拟定，要求日方以天皇名义发布，用来构成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手续的一个法律环节。
8月19日，日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陆军中将、海军省首席副官横山一郎海军少将、外务省调查局长冈崎胜男一行19人在马尼拉与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中将举行洽降会谈时，美国方面交给日本代表三份文件草稿即《投降书》、《投降诏书》、《投降总命令第1号》。河边虎四郎听到诏书文稿中的天皇竟自称“我”而非常吃惊，美国方面告知可以按诏书格式与习惯用法由日本方面撰写正式文本。
《投降诏书》中文版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降伏文件”、“一般命令”都是中央社径直照搬日文，没有另行翻译。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是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日本译法，9月9日日本向中国战区投降书中也称为“联合国最高统帅”，现今中文资料称“盟军最高统帅”，以免与现存的“联合国”混淆，而且当时虽有对日作战同盟但并不存在相应的政治组织。
“降伏文件”是Instrument of Surrender的日本译法。日本内阁曾争论Instrument of Surrender译为“降伏文件”还是“降服文件”？所以“降伏文件”的译法有显明的日本色彩，中文不如译为“投降书”。
“一般命令”是General Order No.1的日本译法，不料想日本人的译法竟在现今中文资料中相沿成习，多称“一般命令第1号”。显然最贴切的中文译法是“第1号通令”或“第1号命令”，9月9日日本向中国战区投降书中就称为“联合国最高统帅第1号命令”。
三
美国国务院拟定的投降书文本规定日本内阁代表应在“奉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令并以其名义”处签字，日本军部代表应在“奉日军大本营令并以其名义”处签字。日本方面认为将天皇、政府、大本营并列的程式有悖于日本国体，希望改为在“奉天皇令并以天皇名义”之下内阁代表与军部代表两人联署投降书，遭美国拒绝。
日本国家体制很特殊，旧宪法规定日本由天皇统治，内阁大臣辅弼天皇管理国务，军队由天皇统帅，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辅佐天皇指挥军队、作战用兵。天皇又有特殊的身份，神圣、至高无上，因而不承担责任。这个体制不仅使日本成为内阁与军队割裂的畸形国家，也使得日本国家与军队的责任缺失——内阁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虽然承担实际责任却不可能承担最高责任，而天皇则任何责任都不承担。
美国坚持日本投降书要有天皇、政府、大本营三方签字正是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殊性的考虑。美国人一直试图搞清日本天皇究竟是怎样的最高统治者，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8月11日美国对日本“乞降照会”的“贝尔纳斯答复”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更早些还有美日开战前夕的罗斯福电报事件。
1941年4月16日开始的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谈判时断时续，历经三任日本外相没有进展，11月26日美国发出态度强硬的《赫尔备忘录》，同日袭击珍珠港的南云忠一舰队驶出择捉岛单冠湾，美日谈判终于陷入僵局，罗斯福甚至在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美国可能在12月1日前后遭到攻击。在此关键时刻，华盛顿时间12月6日晚罗斯福总统签发了致裕仁天皇电报，罗斯福称此件“十万火急”、可使用密级最低的密码拍发。电报于21时（16小时20分钟后发生珍珠港事件）发给驻日本大使格鲁，由于电报在东京电信局耽搁10小时，格鲁大使收到电报并译出已是东京时间12月8日零时。之后发生的情节取自日本资料《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
0:15，格鲁大使拜会日本外相东乡茂德，请求晋谒天皇亲自面呈罗斯福电报。东乡茂德说要天明后才能办理申请晋谒手续，但希望先了解电报内容，格鲁将电报抄件交给东乡茂德，这实际是一种非正式呈递方式。格鲁离去后，东乡茂德持电报去见首相东条英机，两人均认为罗斯福电报仍然坚持日军退出印度支那、未有任何退让的新意，两人当即商定了天皇回复电报内容（说话中东条英机还提到此时袭击珍珠港的飞机应当起飞了）。3:00，东乡茂德入宫晋见裕仁天皇，“天皇听取了外相所上奏的电文稿”。东乡茂德在皇宫时间很短，他回到自己官邸时才是3:30，这段时间恰好是日军舰载机在珍珠港投下首批投弹（日军飞行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下达投弹命令是夏威夷时间12月7日7:49，即东京时间12月8日3:19、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19）。
罗斯福电报内容有“我衷心希望天皇能考虑一个寻求驱散乌云的办法”，但这个电报在东乡茂德与东条英机那里已被全权处理，然后再去见天皇。“天皇听取了外相所上奏的电文稿”，仅此而已，也表明纯粹是东乡茂德告诉天皇有这样一件事。在日本人看来，所谓总统与天皇的对话仍然是美国政府与日本内阁的对话。
《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著者实松让，日本海军兵学校第51期、海军大学校第34期毕业，1937年任五十铃号轻巡洋舰航海长参加侵华战争，1938年任海军大臣秘书官，1940年1月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处助理，1942年8月交换回国，任军令部情报部美国班长，最终军衔大佐。实松让书中还提到，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11月26日致电外相东乡茂德：“我认为，目前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由总统就旨在维持太平洋和平的日美两国合作问题亲自致电天皇，并望天皇陛下亲自复电，由此，改变一下两国间的紧张空气”。实松让没有说野村吉三郎的建议与罗斯福12月6日电报有什么联系，估计日本内阁不会同意这样做，但野村吉三郎清楚这样的电报只能“改变一下两国间的紧张空气”。野村吉三郎是亲美派，预备役海军大将，1932年任第3舰队司令指挥侵华战争，4月29日虹口公园事件中挨炸失去一目。
英国历史学家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1-1945》是这样描述罗斯福电报事件的：
“东京时间12月8日3时（夏威夷时间12月7日7:30）
日本外相东乡来到皇宫，等候天皇被人叫起来接受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裕仁口授了正式答复，他知道阻止日本的战争机器为时已晚。”
科斯特洛此书作于1981年，所说“裕仁口授了正式答复”纯属臆测，可见世人一直难以理解日本国家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