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不承认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哈耶克自由观的悖论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7-08-30 16: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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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由于拒绝回答“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原初问题,哈耶克不仅重蹈了西方主流学界坚持“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架构的覆辙,而且还凭借自己的规范性价值偏好,扭曲了“自由”与“强制”互动的实然性特征,在把“自由”理解成“强制之不存在”的同时,又将“强制”视为限制“自由”的否定性之恶,没有看到它同时还具有确保“自由”的肯定性效应,结果在一系列自相矛盾中陷入了自败的泥潭,最终导致他认同的“自由意志主义”存在着深度的悖论。

  

   作为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学界极力推崇自由的一位理论家,以致在今天的中文语境里往往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又译自由至上主义)”的标签。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愿回答“意志是不是自由的”这个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他有关自由与强制关系的理论阐述存在着一系列的逻辑漏洞,最终导致他的自由观陷入了规范性扭曲的内在悖论。本文试图围绕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一、自由意志的问题有没有意义?

  

   如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哈耶克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也受到了老师米塞斯的直接影响。同样作为自由意志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曾试图在他首倡的“行为逻辑学(praxeology)”中,通过发掘对于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普遍适用的逻辑结构,论证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自由的重要意义;然而,他的自由观却包含一个致命的缺陷:在讨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难题时,由于无法突破西方学界主张自由与必然正相对立的二元架构,他也像众多的“不兼容论”(哈耶克称之为“决定论”)者那样,凭借某种关公战秦琼式的穿越性虚构,依据因果必然链条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反复声称:“在这个词的形而上意义上说,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我们无法断言人在选择和行为中是‘自由’的。”[1](PP56、117) 结果,他的理论体系便陷入了一个深度悖论:按照西方主流哲学的有关理念,某种在“形而上”意义上不存在的东西,即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勉强存在,也注定了是等而下之的,根本不可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有鉴于此,如果说自由意志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并不存在,人们在市场交换行为中达成的那些“形而下”意义上的自由,又怎么能够具有不容亵渎的神圣价值呢?就此而言,米塞斯的自由至上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在自相矛盾中落入了自败泥潭的自由至上主义,尽管在实然性的维度上的确拥有行为逻辑学方面的自发观念支撑,却又被他自己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掏空了其整个体系得以立足的自觉理论根基。[2]

  

   哈耶克对于米塞斯的这种理论窘境应该说也是有所意识的,因此不但没有像老师那样根本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而且还在某个地方不点名地批评了老师有关“生物遗传和后天生活的因果链条决定了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观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没有明确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而是企图将这个原本绕不过去的问题拒之于千里之外,断言“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就像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整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3](PP85-87)从同情理解的视角看,正如他在此引证的哲学前辈洛克一样,哈耶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疑难问题带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荒唐意味,所以才在悬崖边上踩了一脚刹车,以防自己也像米塞斯那样堕入自我否定的深渊。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断言给出清晰的论证,而主要是将它当成某种直觉式的信念直接端了出来。不错,此前此后他曾反复强调,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都没有对“自由”或“自由意志”的含义做出精准的界定,因而陷入了“理智上稀里糊涂”的“语词之争”,其结论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毫无根据”。[3](PP84-86)然而,他自己也未能令人信服地指出双方对于“自由”或“自由意志”的理解为什么是不精准的,从中得出的结论到底又错在了哪里,而仅仅满足于用一些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甚至可以说同样属于“理智上稀里糊涂”的表述阐发了他的这一断言。有鉴于此,我们其实很有理由怀疑:哈耶克之所以仅仅用了两页纸的篇幅就打发了这个从古希腊起便长期困扰着西方主流学界的千古之谜,与其说是因为他高屋建瓴地洞穿了整个问题的荒诞不经、子虚乌有,不如说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些力不从心、缺乏底气,面对着历史上众多大师束手无措的棘手难题同样是一筹莫展,所以才为了避免陷入米塞斯式的理论尴尬,不惜采取把头埋进沙堆里的鸵鸟政策,将这个有关自由的任何论说都无从回避的古老问题束之高阁,撇在一旁。

  

   就此而言,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哈耶克的断言的确呈现出了他自己强调的“自生自发”特征,是一个从积淀性的经验感悟中自行生出的自发信念,但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却未免也因此是既缺失意义、又匮乏根据的。毕竟,哪怕“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确实是个“语词之争”的“假问题”,我们在学理上也不应当不加论证地将它一笔勾销,而放弃了一方面揭示这个问题怎样虚幻、另一方面探究自由意志如何可能的理论使命;否则,要是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假”,我们又怎么能够立起自己指认的“真”?不管怎样,既然“意志”构成了人们从事一切行为的原初动机,假如未能证成“自由意志”这个不可或缺的先决前提,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的种种“自由行为”呢?换言之,倘若连“意志自由”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我们怎样才能进一步说明“现实自由”的内在机制呢?

  

   所以,反讽的是,这种鸵鸟政策在帮助哈耶克避免了米塞斯式尴尬的同时,又让他的自由观陷入了更难堪的困境。问题在于,尽管两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同时又在规范性维度上持有推崇自由的基本立场,但如果说米塞斯还能从事实性描述的角度出发,努力通过考察人的行为的逻辑结构,如其所“是”地探究交换自由的本来面目,并在引发种种悖论的同时又提出了若干让哲学家们都望尘莫及的深刻洞见,自觉不自觉地揭示了意志自由在因果必然链条中如何实现的某些内在机制的话,那么,哈耶克却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老师的这种“承认人的心智必须服从某些一致性规律”的“价值中立”的理论努力(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行为逻辑学的“先验性”立场不符合他自己倡导的“自生自发秩序”?),直接站在自由至上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上,围绕自己有关“自由”的定义展开了长篇大论的系统阐述,却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自以为“精准”的定义恰恰存在着把自己推崇自由的应然性特异态度强加在自由概念的实然性共通语义之上的严重扭曲,结果造成了某些同样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让他的自由观也陷进了难以自拔的自败泥潭。换言之,如果说米塞斯自由观的自我否定主要发生在实然性描述的维度上,那么可以说,由于将“强制是否定自由之恶”的规范性偏好嵌入到了自由概念的描述性界定中,哈耶克自由观的自我否定则主要发生在应然性诉求的维度上。

  

   众所周知,哈耶克在界定“自由”的时候始终将它与“强制”直接对立,不但宣布“强制是恶”,而且还把“自由”解释成“强制之不存在”,认为它是指“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少至最小可能限度的状态”,强调“自由政策的使命必定是将强制或其有害后果减少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灭”,并且试图凭借这个定义“说明首尾一贯的自由观念所依据的全部哲学……证明这个理念之为正当的终极依据是什么”。[3](PP3-5、11-17)不过,稍加分析就能看出,他这个貌似“精准”的定义根本就没有做到逻辑上的“首尾一贯”,倒不如说随处可见由于他偏激地贬抑“理性自负”所生成的“理智上的稀里糊涂”。

  

   首先,这个定义并不像哈耶克自以为的那样另辟蹊径,相反依然打下了西方主流哲学二元架构的深刻烙印,只不过用“自由”与“强制”的对立取代了古已有之的“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其实,此前此后的不少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坚持不兼容论的立场,头号理据恰恰就是他们认为,“一定如此”的因果必然链条会对“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施加“强制性”的否定效应。例如,宣布“不存在绝对或自由的意志”的斯宾诺莎便声称:“凡是其存在或行为按照某种明确固定的方式为外部事物所决定的东西,就是‘必然’或‘受限制’的。”[4](PP4、87)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试图凭借他的上述定义终结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争论,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他所不屑的“语词之争”意味,只会重蹈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的覆辙。事实上,他虽然曾精辟地指出自由与人们所能选择的物理可能性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却又紧步米塞斯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与行为自由捆绑起来的后尘,自相矛盾地高谈阔论难以预测的随机偶然因素如何增进人的自由问题,[3](PP5、12、28-41)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就像断言一定如此的因果必然链条会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一样,充满了让描述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直接交锋的穿越式意味。就此而言,哈耶克虽然明确主张“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是一个虚幻的假问题,但他骨子里并没有真正摆脱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架构的深层积淀性影响。

  

   其次,这个定义由于把“人际性强制”与“自由”直接对立,就将后者转换成了“人际性自由”,却把“一己性自由”排除在外。这种概念转换在哈耶克的下述命题里表现得很清楚:“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某人只能屈从于他人意志的状态形成了对照。”[3](P4)如下所述,前一句话其实是指原初意义或最广义的“自由”亦即“意志自由”,后一句话则通过引进“人际性强制”将其变成了狭义的“人际性自由”。诚然,哈耶克关注的主要是人际性自由,但他接下来宣布一己性的“内在自由”是与最广义“自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的“自由”,与“是否受到他人强制的自由”属于“两个截然有别的问题”,[3](PP5-9)却明显漠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作为最广义“自由”(意志自由)的两种“变异”形式,一己性和人际性的自由都来自原初意义的“意志自由”,只不过前者是指一个人据此达成的与他人无涉的“自由”,后者是指一个人据此达成的关涉到他人的“自由”。下面将会看到,正是这种概念不清和逻辑跳跃,妨碍了他深入揭示人际性自由及其强制的产生根源和互动机制。

  

   最后,更严重的是,哈耶克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一方面认为强制是一种“恶”,自由则在于“强制的不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强制对于自由是不可避免乃至有必要的(以免后者沦为“自由放任”?),甚至构成了界定自由概念的内在要素,结果就造成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第一,既然自由在于“强制的不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干净利落地清除所有强制之恶,以确保自由之善的完全彻底,干嘛还要在“最小可能的限度”内给它保留一席之地呢?第二,既然强制作为恶只会否定自由之善,将它当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嵌入到自由的界定以及实现中,岂不是已经实质性地亵渎了自由(尽管只是在“最小可能的限度”内),让它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在概念界定上就受到“强制”亵渎的“自由”,又该怎样在现实中维系自己的“至上”地位呢?正是这些破绽百出的理论漏洞,让哈耶克的自由观陷入了比米塞斯更荒诞的规范性扭曲的自败泥潭。

  

笔者在《自由意志如何可能?》一文里,曾谈到西方学界有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争论为什么是关公战秦琼式的穿越性虚构的内在原因;[5]有鉴于此,这里将撇开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不谈,着重依据拙文的元价值学论证,集中分析哈耶克在自由与强制的关系问题上的主要理论缺失,首先解答强制对于自由来说为什么不可避免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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