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 次 更新时间:2017-08-28 10:40:13

进入专题: 法理   法理学   中心主题   共同关注   法理中国  

张文显 (进入专栏)  
中国法理学将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从孔子到孙中山、从苏格拉底到拉兹的法学经典著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学经典,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科学论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系列论述。可以预见,伴随着“经典著作热”,法理学的思想品质和理论风格将焕然一新,同时法理学的受教育者、一代又一代法学青年学人将不再因为在校期间与法学经典擦肩而过而遗憾终生。

   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必将重新审视中国法理学的研究内容、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展一次法理学体系的“全民健身行动”。当前,以教材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过于臃肿,混杂许多与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无关紧要的内容。对此,必须“忍痛割爱”,下决心把那些“非法理”、“伪法理”的内容以及可有可无的常识从法理学体系中剔除出去,形成一个法理主题更加鲜明、法理论题更加科学、理论逻辑更加严谨、学术形象更加清爽的法理学。我们将以改编国家统编的法理学教材、重构法理学体系的探索实践,努力实现“清爽法理学”的目标。

   (二)部门法学研究的法理化

   法理学中心主题的法理定位必将牵动部门法学法理化,或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部门法学哲理化”。其主要趋势表现如下:

   第一,部门法学优化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部门法理学(部门法哲学)研究成为中国法学知识和理论新的增长点和创新点。部门法学不仅深入研究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案例、法律方法,而且注重研究法律以及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法理依据和法理支点,关注法律精神、法治理念、法律思维、法治思维,致力于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定背后的终极性问题、本源性问题。一旦进入这些领域,部门法学就呈现法理化(哲理化)特征。

   最近五十年,在西方国家,部门法学法理化(哲理化)成为一种潮流,出现了一大批探讨部门法中的一般理论的论著,如各种各样的宪法哲学、民法哲学、环境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哲学、国际法哲学等专题研究著作。这些论著提供了对部门法的价值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构成把法哲学与宪法学、民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程序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联结起来的桥梁和纽带。诸如财产法中的功利、公平、自由等问题,合同法中的承诺与协议、经济价值极大化、合理期望,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或因果态、侵权责任,环境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权利、环境正义,诉讼法的经济代价、道德代价、程序价值问题,国际关系中的人权与主权关系等,都是部门法理学的热门论题。

   受这种法学研究范式的启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部门法理学(法哲学)研究呈现良好势头。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发表了数以千计的部门法哲学论文。例如:陈兴良的《部门法理学之提倡》;[145]蒋悟真的《迈向法理学的中国经济法学》;[146]陈步雷的《社会法的部门法哲学反思》;[147]赵秉志、魏昌东的《论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方向》;[148]曹新明的《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149]徐国栋的《家庭法哲学两题》;[150]谢鸿飞的《民法典与人的美德》;[151]史玉成的《环境法学核心范畴之重构:环境法的法权结构论》;[152]邱本的《自然资源环境法哲学阐释》;[153]周江洪的《网络法问题的法哲学分析》;[154]江伟、吴泽勇的《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155]杨海坤的《行政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正当性——兼论“政府法治论”的精髓和优势》;[156]胡平仁、梁晨的《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内涵的法哲学解读》;[157]于立深的《公法哲学体系的建构》;[158]车丕照的《法律全球化与国际法治》;[159]何志鹏的《国际法的哲学之维:内涵、功能与路径》;[160]等等。出版了一大批部门法理学(部门法哲学)的论著。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161]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162]江国华的《宪法哲学导论》;[163]李锡鹤的《民法哲学论稿》;[164]冯晓青的《知识产权法哲学》;[165]陈泉生等的《环境法哲学》;[166]刘少军的《法边际均衡论——经济法哲学》;[167]张淞纶的《财产法哲学:历史、现状与未来》;[168]等等。这些论著的发表和出版深化了“法理”研究,丰富了法学理论体系,使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联系更加紧密。

   第二,部门法学研究范式出现新突破。西方近代法学分化为理论法学(法理学)和应用法学(法律学、部门法学)以来,应用法学各分支学科通常都把法律看作一套规范体系,并采用逻辑实证或经验实证的方法去注解、分析、解释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一般被称为“注释法学”或有些学者习惯称谓的“法教义学”。注释法学(法教义学)是关于法实际上是什么的知识。注释法学(法教义学)最基本的观念是:法律科学是一种依赖于逻辑和经验的认识形式,其对象是实在之物,即由立法机关制定或由司法机关认可的实在法;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不依赖于它的内容是否符合某种正义标准、道德标准或其他任何先验标准,而且它从根本上反对关于法律正确性的种种形而上学。部门法学特别是其中的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法学长期被称为“注释法学”、“法教义学”。从法学发展史看,无论是“注释法学”,还是“法教义学”,对于法律精确化、体系化,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对于法学学科体系的形成,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部门法学停留于注释和实证分析,将会枯竭其思想体系而退化为单纯的知识体系,同时对该部门法的完善和进步产生负面制约。这就是法学各学科的法律思想家纷纷倡导部门法学开展“法理”研究、呼吁“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动因所在。

   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对“法理”的关注,必将催生部门法学研究范式的新突破,即引入反思批判精神,提高法学的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169]部门法学引入“反思”方法,以反思的思维方法不断地更新法学的思维,深化对法律的认识,引导人们的法律实践。反思,顾名思义,就是复而思之,反过来而思之。用哲学家的专业语言来说,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170]以思想(法理也是一种思想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对已经形成的法学原理以及法律公理、原则进行再认识,使之既经受语言的、逻辑的、修辞学的检验和校正,又要受到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的洗礼和考验。将反思方法运用于部门法学研究,首先是引导人们在肯定部门法学认知成果的同时,对部门法学的概念、理论和原理等认知成果保持怀疑立场和质疑态度。部门法学当中有许多“概念”、“原则”、“原理”实际上并非是不证自明的,也并非是天经地义、金科玉律,如“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人类中心”、“三权分立”等法律原则和学说都不是绝对的、神圣的,而是可质疑、可批判、可重塑的。以反思的思维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不仅关注法律当中的具体规则、条文等,而且更加关注这些规则存在的根据及其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问题,即深藏于这些规则背后的社会价值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问题、公共政策问题、正义或道德公理等;研究使这些规则构成法律体系的那些“操作系统”,即连接、架构法律规则的那些体制和机制问题;研究这些规则得以制定和适用的法理型推理方法,诸如利益筛选、价值衡平、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批评、法律选择等。

   与怀疑和质疑这种“消极的”反思比较,批判则更具积极性,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反思。所以,哲学家们往往用批判来修饰和表征“反思”,将反思叫做“批判的反思”。马克思提出,辩证法总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1]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172]法学研究中的反思方法更是决定了它的批判本质和批判精神,它要求法学家用批判的眼光揭示和对待人类已经形成的全部法律思想,对待每一种法律观点、每一种法学理论体系、每一个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试图通过敏锐的批判达到深刻的理解。作为辩证法的批判,其目的不是去否定一切,不是任意放纵,而是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实际,使实践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反思方法也是一种追问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反思就是追问。无论是对于现行的法律规则、原则、原理,还是对于既有的理论判断和结论,都应当追问。通过追问,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一种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处于朦胧状态的因素;通过追问,发现既有法理的内在矛盾,并加以修正。试以《宪法》修正案第22条为例说明反思方法。我国现行《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对此,我们就可以做出一系列法理型追问:什么是私有财产?什么是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的是“财产”还是“财产权”?《宪法》所称的“法”和“合法”的含义和意义是什么?对这里的“法”、“合法”应作如何理解?“法”仅指“实在的法”,即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是也包括“自然法”、“应有法”,即基于正义、理性、道德、公理、社会发展规律而形成的“法律原则”、“法的精神”?“合法”仅指“符合法律规定”,还是也包括实际上“不违背法律”、“能够被历史延续下来的惯例认可”、“被政策所允许”、“理应由法律认可”?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法律原理吗?为什么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不是“自然人”、“个人”、“私人”?为什么“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财产”仅仅是“不受侵犯”?等等。通过这样一连串的法理型追问,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是相当模糊的,无论是宪法学,还是民法学,都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和解释。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发问,去重新解释,重新修辞,创新论证。

   (三)中国法治的法理化[173]

   如前所述,“法理”是一个综合性、普适性概念,凝聚了法的价值、法的美德、法的传统、法的公理,可以说,“法理”是良法善治的晶体,良法善治是当代中国法理体系的精髓。因此,以法理作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部门法学的共同关注,必将校正法学的实践指向,引领中国法治朝着良法善治方向健康发展。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认了“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并将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确定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法治中国”概念是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定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和强大的导向定位功能,构成我国法治建设新时期、新阶段的时代主题。“法治中国”概念以其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凝聚力、感召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具有统合性、统领性的概念。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的升级版,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第一,与法治国家比较,法治中国是全面法治、全领域法治。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和建设法治中国理论的形成,旨在解决法治建设碎片化和各自为政的问题:即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还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军队、法治政党、法治经济、法治社会;不仅要推进依法治国,还要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依法自治;不仅要搞好国家法治,还要搞好地方法治、行业法治、社会法治,促进国家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社会法治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推进法律制度硬实力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理   法理学   中心主题   共同关注   法理中国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688.html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