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7-08-28 1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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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还要推进法治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要致力于国内法治建设,还要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和全球治理体制民主化。

   第二,法治中国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法治模式。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总体上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使我国法治建设向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迈出了新的步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提出“以人民为主体”——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新型法治模式的精辟定型,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工具主义法治模式,也突破了西方形式正义的法治模式。

   第三,法治中国以良法善治为其内在质量和价值标准。良法善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所谓“良法”,可在四种意义上把握。一是法律应符合人性、人文、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规律,与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各种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规律相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174]数千年的法治文明史充分证明,法律要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立法必须注重尊重规律、反映规律、顺应规律,使法律成为科学的法律。二是法律制定得良好。立法权法定,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可遵守、可执行、可适用),权利、义务、责任对等,标准统一,普遍适用,连续稳定,非溯及既往,规则与规则、法律与法律、法律部门与法律部门、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协调一致,不矛盾、不冲突等。三是法律实施得良好,不仅全民自觉守法,而且国家机关尊重宪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四是法律体现社会良善价值,即保障人权,约束公权,公平正义,公开透明。

   所谓善治,一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就是要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制度的主体,把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兴趣和全面发展,作为国家和法的终极关怀。同时,“以人为本”也意味着人应当把自己看作人、提高自己的人性,在社会生活中应当有宽容、诚信、自主、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既善待自己和他人,也要求他人善待自己。二是厉行法治,遵循法治的规律和原则,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认真对待权利、义务和责任,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勇于承担责任。三是公共治理,就是把公众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个人自治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扩大公众参与,提升公民及其组织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以对话、沟通、协商等方式,保证不同主体平等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立法建议,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消解或缩小分歧,促进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和彼此尊重;妥善协调利益关系,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中仍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

   上述三个方面的升级也体现出法律观念、法治理念、法治思维的升级,体现出法理体系和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法律文化集中凝练于“法理”这一核心概念之中,由此,“良法善治”与“法理”互为表征;进而,以良法善治为本质特征的法治中国,在理论上最精确的概括性表达也许就是“法理中国”。“法治中国”与“法理中国”是并行的,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理论建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法理中国建设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不仅要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而且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理体系贯彻其始终。我们将秉持这一坚定信念,并以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创新实践,去迎接中国法学的法理时代,去实现“法理中国”学术梦和“法治中国”强国梦。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教授,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论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法学硕士,哲学博士。

  

   【注释】

   [1]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2]同上,第6页。

   [3]同上注。

   [4]参见〔英〕戴维· 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18页。

   [5]同上,第746页。

   [6]参见前注[1],第8页。 Also See Alan Mabe, Editori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ume 1, Issue 1, April 1982, p.2.

   [7]See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ree Press, 1967, p.567.另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8]〔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9]〔美〕理查德· 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原文序,第1页。

   [10]〔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1]据何勤华等学者考究,19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穗积重远开设法学理论课程时弃“法哲学”而改用“法理学”。梁启超在介绍日本法学课程体系时直接使用了该词语。参见何勤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诞生与成长”,《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第3~13页。

   [12](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5页。

   [13](清)沈家本撰:《历代刑法考·附寄鋎文存》,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5页。

   [14]参见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4页。

   [15]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16]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7]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8]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8页。另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0]转引自武阳:“‘Jurisprudence’(法理学)还是什么?——基于英文文献的梳理分析”,《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29页。原注为John Burke, Jowitts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w, Sweet and Maxwell, 1977, p.77.

   [21]转引自同上,第29页。原注为Max Radin, Radin Law Dictionary, Ocean Publicaions. Inc, pp.177~178.

   [22]转引自同上,第28页。原注为L. B. Curzon, A Dictionary of Law, Macdonald And Evans, p.203.

   [23]转引自同上,第28页。原注为Willian P. Statsky, Legal Thesaurus/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p.43.

   [24]转引自同上,第29页。原注为K. J. Aiyar, Judicial Dictionary, Law Book Company, 1984, pp.541~542.

   [25]转引自同上,武阳文,第29页。原注为M. J. Sethna, Contribution to synthetic Jurisprudence, Ocean Publications, Inc.1962, pp.11~16.

   [26]参见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高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7]同上,第19页。穗积陈重曾于其《法理学大纲》一书中说明了何以在课程名称上要用“法理学”代替“法哲学”。穗积陈重曾留学英国,受到梅茵历史法学派的影响,因而较重视实证法研究。但当时欧陆法哲学因受黑格尔影响,以抽象及形而上学为其特色,故穗积陈重认为“法哲学”一词过于强调一种形而上学的色彩,忽略了其研究法律根本原理之面目,便以“法理学”代替之。

   [28]葛洪义:“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第7~8页。

   [29]马长山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0]夏勇主编:《法理学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1]有学者(如焦宝乾)将(拉丁语“ratio iuris”)翻译为“法理”,是否妥当,值得进一步考察。 Ratio iuris的英译有多个:reason (character/nature) of law (justice/right)。这也说明,它的内涵并不很清晰。

   [32]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33]词语与概念是两回事。使用“法理”这个词语,并不意味着使用者持有“法理”概念。

   [34](汉)班固撰:《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192页。

   [35](汉)班固撰:《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1372页。

   [36]参见(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368页;(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涣传》,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1669页;(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683页。

   [37](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页。

[38]如西晋名臣卫馞就有极高的法律素养,史书称之“明法理,每至听讼,小大以情。”制定《泰始律》的西晋名臣贾充也是“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汉和帝时,张禹因“明达法理,有张释之风,”从而越级提拔,授以廷尉之职。唐德宗贞元年间的京兆尹薛珏也是“刚严明察,练达法理,以勤身率下。”参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十六,《卫馞传》,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691页;(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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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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