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形塑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7-08-20 22: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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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来    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第5期P9-22页。

   【关 键 字】思想资源;概念工具;社会问题;左翼运动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出版了一系列冠以“社会问题”书名的著作,比如陶孟和《社会问题》、施复亮《社会问题大要》等。这些著作主要面向中等学生、大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主要内容是分析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民族问题、妇女问题、阶级问题等,引用了来自欧美和日本的各种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并试图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和阶级革命观念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价值理念,且吸纳了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知识青年投身中国共产革命活动。

   The Thought Resources and Conceptual Tools for Shaping Social Imagination:Publications on Social Issues in Republican China

   Tang Xiaobing

   Abstract:In Republican China, Shanghai publisher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books on social issues,such as Social Issues by Tao Menghe, the Basic idea of Social Issues by Shi Fuliang, for study by students and young intellectuals interested in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These books analyzed a plethora of China’s modern social problems, including issues related to nation, gender, and class, as well as poverty, peasant and farming issues, and labour relations. These books turned to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conceptual tools that were employed in Japan and the West in order to propose modern methods to alleviate these growing social issues. This finally culminated in the domin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lass revolution as the guiding factors for value systems in China, leading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 youth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15BDJ03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系列冠以“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大纲”“社会问题概观”等书名的图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著作、编著或翻译等形式,其中尤以其时社会科学学者的编著为大宗,相当部分图书多次重印,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读者群体。就书籍价格而言,这些书籍的定价一般是一元左右,有些是几角,个别比较高的也不过三元左右。相对于当时上海的生活水准而言,这些书籍的价格不算太高,属于城市一般知识青年大致可以购买的价格。在这些书籍的作者或编者中,比较知名的有陶孟和、施复亮、江亢虎、萨孟武等人,而从日文、俄文或英文翻译过来的著作的作者比较有名的有日本的河上肇、河田嗣郎和美国的爱尔乌德等,这些翻译性的“社会问题”著作大都出版于20年代初期,可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进而从西方与日本翻译过来的。其他相当数量的“社会问题”著作则来自于不太知名的人士之编撰。这些“社会问题”著作其实属于当时的“中间读物”,既不是特别学院化和精英的高头讲章,也不是特别通俗的市井读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且主要面对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和各式学校学生的“理论读物”。正因如此,一些社会问题著作具有强烈的教科书性质,也就是帮助在校青年认知中国社会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思想资源的“概念工具”。

   著名学者王汎森在讨论戊戌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日本因素时,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洞见的观察:“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每一个时代所凭藉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赋予日常事件的意义,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84页。对于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大革命之后的中国青年人来说,重新发现社会并改造社会成为一种显著潮流。无论从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视角,还是从20年代中期崛起的政党政治的逻辑,都会认定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一种悖论式的问题:既对个体的自由、心性与生命造成了巨大压抑,同时又是高度散漫化、私人化或宗族化,因此有待整合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石。可以说,从民初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就成为现代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比如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陆续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学生问题》《面包问题》《劳动教育问题》等政论文章,直接讨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紧急议题。他在发表于《甲寅》日刊上的文章《学生问题》中指出:“凡社会问题,固赖社会各方之协力,始易于解决。然为人谋者,不如自为谋者之忠且切,乃人情之常。故工人问题之解决,以工人自己运动之力居多。妇人问题之解决,依妇人自身觉醒之力过半。且宇宙间之事物,殊异万状,无往而不由对待以得存立者也。忍苦与享乐相对,努力与成功相待,无忍苦之享乐,其乐也为佚乐;无努力之成功,其成也乃幸成。佚乐者不终,幸成者必败。盖因人成事者,一方承其惠恩,一方即丧其自性;克己自励者,一方劳其筋骨,一方即进其天能。此即因果之律,报应之理,丝毫不爽者也。又况工人之智识本低,妇人之体性本弱,依人为计,犹且不可,必待其本身之运动觉醒,依自力以为奋斗,社会始许以权利,赍以自由,遇以同情,待以公理。”*《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从这段论述可见,李大钊强调的仍旧是“五四”新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自觉与个体的觉悟,认定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多依赖于团体内部的努力,不过,他对“运动”之强调,又隐含着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政治化的可能。

  

一、序言与“社会问题”的由来


   “社会问题”这个命名本身就耐人寻味,社会何以成为问题?它是一个客观性的存在,还是被发明和建构出来的?在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所谓社会问题?当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个人长期生活于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和平静的社会空间,社会问题就不会凸显,而社会问题往往发生于社会出现巨大变动,知识界对此又作出强烈回应和阐释的时刻。社会问题是与转型时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社会问题就是危机意识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反思,其命名本身就给予施政者和知识界一种道德压力与政治压力。传统中国士大夫讨论的都是民生、天下、夷夏、德性等议题,社会问题是隐而不显的。只有到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过程之中,即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社会问题才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认知框架和理论反思,而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才成为当时出版界的一种文化现象。邝震鸣就认为:“社会问题,是发现社会上的变态现象,把它一一叙述出来;并探求每一个现象所发生的原因,和它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加以救济的一种有系统的科学……社会问题负着这大的使命,所以近十年来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如雨后春笋,多如江上之鲫。有人说,‘从欧洲大战后,世界上引起两大种印刷品的生产,一即不兑现的纸币;一即谈社会问题的书籍。’这句话很有意思。”* 邝震鸣:《现代社会问题》,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序”第1页。从这段论述可见,社会问题是关于变态现象的研究,也就是一个社会出现病理性症候而非常态化,社会问题著作的聚焦点是探求原因拿出解决方案,因此是一种“系统的科学”,科学性成为社会问题著作的特质* 对科学性的强调是这一批“社会问题”图书的共同特质,比如孙寒冰在为一个作者写的“序”中指出价值中立对于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勿论对于资本主义的观察也好,对于共产主义的观察也好,不拘你喜欢不喜欢,都应该用冷静的头脑去研究,如像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自然现象一样。他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的态度,应该像化学家对于氢气和氧气的态度一样,不杂以些微的个人爱憎的偏见。”郑若谷:《社会学概论及现代社会问题研究大纲》,劳动大学工厂部,1929年,“序一”第9页。。此外,这篇序文也指出了“社会问题”著作的出版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而这个文化现象又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即此而言,中国出版界和知识界也不能自外于这一全球性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社会问题”的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

   “社会问题”一旦被认定,就有两种可能的化解途径:一是社会问题政治化;二是社会问题技术化、专业化。前者是将具体问题抽象化和普遍化,而后者则是将普遍问题具体化。综观“社会问题”系列图书的基本面貌,将社会问题政治化是一种主要趋向,而“社会问题”图书就理所当然成为催化剂,很多研究社会问题的作者也将自己理解为国民之向导。比如,高维昌就曾在江亢虎演讲集的“序言”中说:“中国现时政治的黑暗,可谓已达极点,而社会经济之淆乱,更无以复加,思欲求一正当解决之办法,颇不易得;矧且国民之旧道德业已沦丧,新道德尚未产生,无真正之标准,各信口其雌黄,默念前途,悲从中来!本书纯以学者之态度,用科学观的眼光,解决社会之困难问题,而作社会国民之辅导,此即本书出版之旨趣!”* 江亢虎主讲,高维昌编记:《社会问题讲演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自序”页。从此可见,政治、经济与道德在作者眼中已全面崩溃,而“社会问题”著作成为挽狂澜于既倒的重要思想资源,因为它秉持的是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和系统实证的科学方法。

曾为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施复亮首先将社会问题细化。他说:“社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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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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