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17-08-18 1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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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在此情况下,如果卞氏当选为总商会正会长,成为天津总商会名副其实的第一领导人,自然会更加对日本方面不利。因此,在卞荫昌当选正会长并上任之后,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即以种种理由横加干涉,并由总领事出面要求北京政府农商部罢免卞荫昌的总商会会长一职。

  

  

   1919年11月1日,天津总商会在当选会长叶登榜长期辞未就任的情况下,召集全体会董开会,投票选举卞荫昌为新会长。卞荫昌能够全票当选为会长,足见其当时在天津工商界的威望与影响。选举之后,天津总商会向其发出的请就职公函称:“先生当选为会长,素仰贤劳,益证德义,实众之所归,为商界之依赖,众意蕴成,纯洁无私。以先生声誉所积,由来久矣。群庆得人,津水同欢。”(12)另外,《益世报》也曾特别为此发表“时评”,阐明此次总商会改选会长意义重大,因为“自本埠总商会正会长辞职而后,屡闻安系中人在暗中运动,思有以攫得此重要地位,借可伸张其爪牙也。”现新会长选举产生,而且“当选者非他,乃名誉素著之卞君月庭也,可谓推举得人,公道自在人心矣。夫卞君既系地方著绅,为社会所推许,其奔走社会公益等事,尤具热诚,虽有莫大之牺牲,亦在所弗恤,数年如一日也。此次毅然就职,宁非我津商界中之大幸”(13)。由此可见,天津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对卞荫昌之当选为总商会会长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充满殷切期望。然而,就在天津工商界庆幸总商会会长一职长期空缺无人的难题得以解决,卞荫昌正式宣布上任三日之后,日本驻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却致函农商部次长,强烈反对卞荫昌担任天津总商会会长,要求农商部令其自行退职。该函内容如下:

  

   本月一日天津总商会改选正会长,以卞荫昌当选,现已就任。自津埠排日风潮兴起,当抵制日货剧烈之时,致有殴伤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员及商业会议所书记一案。查知卞荫昌实为商界联合会主动之人,并为十人团团长。当时卞尚居商会副会长之职,因此本馆向直隶交涉公署交涉,有请取缔各商同业联盟抵制日货规条及令卞荫昌自行退职之条件。亦以现下彼此两国邦交尚固,以此无意识之举动,出之无智商民及学生团无可理喻,正在无可奈何。若以商会副会长有地位之人主唆其间,本馆断难默认,欲其自行退职,不特对于责我两国邦交上特留余地,即在卞之本人亦为之宽留面子。乃事未实行,本馆方在隐忍之际,该商会忽改组章选举卞为正会长,而卞仍腼颜就任。因思责我两国尚属友邦,是不应有此明示反对之举,今欲其即行退职(14)。

  

   就此函内容可知,日本驻津总领事之所以粗暴地公开出面干涉中国法人社团商会的内部事务,坚决反对卞荫昌就任天津总商会会长,主要理由就是天津工商界出现“排日风潮”,“抵制日货剧烈”,并发生殴伤日人案件,卞荫昌当时虽只是总商会副会长,但却是商界联合会反日“主动之人”,并且担任天津反日民众团体救国十人团团长。因此,在其担任总商会副会长时,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即已“断难默认”,并曾设法使之“自行退职”而未果。就在日本方面为没能顺利实现逼迫卞荫昌辞退总商会副会长一职的图谋而懊恼之际,天津总商会的全体会董居然又选举卞荫昌为正会长,这显然是对卞荫昌领导一系列反日行动的鼓励和奖赞,日本驻津总领事馆自然对此难以容忍,不惜公开出面蛮横干涉天津总商会会长选举这一内部会务。函中虽然声称中曰两国“尚属友邦”,而且曰本驻津总领事馆也深知总商会选举会长系该会内部会务,不应有“反对之举”,但却在此前向直隶交涉公署施压无果的情况下,又进一步向农商部要求逼迫卞荫昌“退职”,完全是无视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务的行径。

  

   由于日本驻津总领事馆是向农商部提出罢免卞荫昌的总商会会长职务,所以最早需要应对此一事件的是作为中央政府机关的农商部。奉谕处理此事的农商部工商司所采取的具体应对办法包括两个方面的举措,一方面是函复船津辰一郎:“大意谓商会选举在商会法范围之内,官厅向不干涉……惟如有逾越范围举动,自当随时制止。仍请顾念邦交,加以曲谅等语。”另一方面,农商部工商司也致函卞荫昌并同时转发船津辰一郎致农商部次长的函。工商司函称:“本司奉谕转知执事,以商会为法定机关,会长副会长为群商领袖,执事又列名议席,一举一动每为外人所重视。船津总领事在华多年,深知现在之情势,务希慎重相处,勿令发生重大交涉,致令政府难于应付。”(15)就当时的具体情形而言,农商部在回复日本驻津总领事的函件中,表示商会选举按《商会法》规定办理,官厅向不干涉,如有违反规定之情节才能予以制止,其用词和态度虽比较委婉,但似乎也并无大错。然而相较于随后天津总商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农商部的态度显然十分软弱,由此受到舆论强烈批评。另外,农商部还担心此事发展成为重大交涉事件,使政府难以应付,故而告诫卞荫昌作为“群商领袖”,应与外国领事“慎重相处”,这一态度也导致天津总商会多数会董的强烈不满。

  

   收到函件之后,卞荫昌即以个人名义先行回复农商部工商司:“查日领船津原函所述各节,事属子虚,原无辩论价值,且既承大部驳复,语婉词诚,备觉周妥。惟是曩日尊函寄发到会之时,适由敝会会董等拆阅,以该日领对于友邦法团无端干涉,任情诬蔑,种种轻慢言词,殊与国际体面攸关,当拟召集开会,筹议对待方法。众情愤激,碍难遇事逼制,致生反响。只惟随时监视,使不出法律轨道,以仰副大部殷殷告诫之至意。”(16)显而易见,卞荫昌的回复仅说明其人个对农商部驳复日领以及要求慎重处理此事件的告诫表示接受,但同时却又表明商会会董群情愤激,预示了天津总商会对这一事件将会有比较激烈的回应。天津总商会为应对这一突发事件,专门召集全体会董举行特别紧急会议进行商议,卞荫昌提出“此事与本席个人有连带关系,应推临时主席”,经众推举由张品题担任临时主席。讨论中有会董表示:“此事不止关系卞月庭君之个人,实与商会权限有莫大关系”,众皆赞成。另有会董指出:“日领此次之非理干涉,彼已不认中国为独立国家,试问彼对欧美各国亦敢有此种表示否?本席以此事为大耻,若不有相当对待,恐我商业彼亦要干涉,是不啻以对高丽者又来对吾中国。”最后,与会者就如下提议进行表决:“一方面质问农商部,一方面对各国宣言,附带日领致农商部之原函,然后通电全国商会,请协力赞助抗议。”获得“全场一致赞成”(17)。

  

   随后,天津总商会呈文国务院和外交部,一方面反驳日本驻津总领事的干涉理由,另一方面对其蛮横干涉商会选举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这篇呈文首先阐明五四运动时期“国民抗争外交,原为爱国义愤所激,而为消极救亡之举。种种动作,纯出人民之自觉。商界虽有附和抵货之举,然究属国民爱国所当然,岂能即以鼓动理想之词而遽加诸机关之领袖”!因此,日本总领事对总商会会长的指责完全无任何依据。其次,按照惯例“领事无直接与中央交涉之权,更无未经我国外交当局而径函农商部次长之理,似此乖谬行为,若不及时抵抗,恐将来我国商会机关有全为媚日者充满之虞,而于门户开放政策当受莫大影响。”这显然是表明对此一事件如不加抵制,将会对商会产生严重影响。再次,“敝会依法选举卞君荫昌为会长,业经呈报省长转咨农商部在案。乃日领船津氏竟横加干涉,实足以侵我国权,扰害商务。况当此学潮日兴,地方多事,该领事有此非法举动……激起风潮,使之鼓动不息,自应由其负责。”天津总商会此番言词,严正指明日本总领事干预商会选举是侵犯中国内政和主权的行径,将引发严重后果,难辞其咎。最后,天津总商会强烈要求撤换该日本总领事。“兹为本国商务及各国在华商务种种关系起见,绝不敢忍辱安于诚(缄)默,应请依照国际通例,转请日政府将该领事撤换,并用相当国礼与敝会赔罪,以固两国邦交,而保我国威信。”(18)然而,从有关史料记载中,并未看到国务院和外交部对天津总商会的这份公开呈文有直接回复。

  

   稍后,在得不到官厅及时回应的情况下,天津总商会又转而向各省商会联合会、总商会、各省议会、各教育会、各团体和各报馆公开发出“快邮代电”,阐明驻津日总领事干预会长选举缘由,强调“商会为法定机关,依法选举,无论何人不得干预,乃该领事有此越俎行为,已失其外交官资格,况措词强谬,法理弁髦,若不急谋对待,其不以昔日之韩人视我者几希!”同时,天津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各团体呼吁:“贵会谊属同舟,时艰共济,当此强邻逼处,势将夺我自由权,政府徒苟且了事矣,兴亡有责之谓何?此外交之所以需我国民也……敝会对此已呈请国务院、外交部与日人为最严厉之交涉,不得圆满结果不止。如荷赞同,应即电请中央对于此项外交万无让步,苟进行不利,吾辈更为后援。”(19)

  

   天津总商会的呼吁很快得到一部分商会的回应与支持。例如兰州总商会致电国务院、农商部和外交部,阐明“天津总商会改选卞君荫昌为正会长,依法选举,局外不得干涉,乃日领竟以领事资格干涉法团,轻辱国体,莫此为甚。务恳转咨外交部……依国际公法与日公使严重交涉,不达撤换该领事目的不止,维法理,保主权,在此一举”(20)。湖南总商会也呈文农商部,表示“驻津日领干涉商会选举,侵我内政,侮我法团,湘商闻之,同深愤慨……应请大部转咨外交部严重交涉,无为强权所劫持,以保国权,而伸民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1)。此外,全国商会联合会甘肃事务所除致电国务院和外交农商两部之外,还致函天津总商会表达坚决支持的态度。毫无疑问,各地商会的鼎力声援与支持,对于当时的天津总商会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天津,总商会抗议日本总领事干涉事件的态度与行动,更是得到报刊舆论与许多行业的大力支持。该事件发生之后,在天津乃至全国均颇有影响的《益世报》就及时予以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该报随后还不断刊登天津总商会的有关通电信函以及采取的各项应对举措,包括各行各业声援总商会的电文及行动,从而在此一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机关的独特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益世报》还就这一事件发表多篇“社论”和“时评”,提出了一系列不乏启示意义的见解。例如该报1919年11月18日发表的一篇社论即指出:日本领事“前曾一度无理要求卞氏退商会副会长之职,已经直隶交涉员拒绝,嗣又反对卞氏之新当选商会正会长,再被直隶省长及交涉员拒绝,乃犹不自知其要求之无理,复向农商次长尝试而提出无理之抗议。以一领事而强事干涉吾国人民之事,且蔑视其自国驻使,而直接提出于北京该管部,可谓开交涉上未有之奇矣。”这篇社论还阐明:“国际间惟外交官有被驻在国拒绝之事,至国内之行政官,绝对非外人所得过问,若夫国内法人之组织,如商会之会长,虽该管部及本省民政长官,尚不得干涉其选举之人,岂有一外国领事,风马牛不相及,而竟欲横加干涉,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因此,这篇社论认为农商部不仅应该对日领事之无理要求予以“正言拒绝”,而且还应“请日本公使严为儆戒”(22)。稍后,又发生日本公使干涉我国内阁阁员事件,《益世报》就这两次干涉事件再次发表“时评”,强调“日本领事船津氏既干涉商会会长于先,而公使小幡复干涉内阁阁员于后,可谓无独有偶,其欺侮吾国,亦太甚矣”(23)。创办于上海但发行范围广及全国的《申报》,也曾报道日领事干涉天津总商会选举会长这一事件,并特别说明:“商会会长完全为地方民意团体所举出,毫不牵涉行政范围。国际惯例,虽行政范围尚不得无故干涉,况地方民意团体更与外交毫无关系,日领此举殊令人不解也。”(24)

  

有了各行各业的全力支持,使身为天津总商会会长的卞荫昌更有信心领导总商会坚持不懈地抗议日本总领事的干涉行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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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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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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