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 次 更新时间:2017-08-18 1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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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利权,社会各阶层奋起抵制,公共舆论一致呼吁,清政府也一度暗中支持,促使收回利权运动迅速兴起。运动的主导者是新兴的工商业者,参与者包括立宪派、革命派以及社会各界,甚至清朝一部分官员也曾卷入其中,因而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参与性。这场运动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收回利权运动除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矿主权斗争之外,还包括收回邮政权、电政权、航运权等方面的交涉与斗争;它在清末经历了发展高潮之后,到民国时期也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

  

   关键词:利权;晚清;工商业者

  

   利权,主要指经济上的权利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权益。利权一般都是相对国家而言,即国家的经济权利与权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国家的主权。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是由爱国工商业者积极主导、社会各界(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踊跃支持、抵制外国列强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采取各种方式从列强手中收回丧失的利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性质,同时也兼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了值得重视的篇章。关于这场运动的时代特点,有学者曾指出:“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运动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基于‘华夷之辨’的文化隔膜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流转的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1)

  

   20世纪之初的中国,为何会爆发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是哪些社会阶层?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史学界虽已有诸多成果进行了考察,但其中仍有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处,以下即分别予以论述。

  

   一、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列强加深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使中国急剧丧失大量利权,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清王朝被迫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巨额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全岛,増开商埠,而且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交所定进口税,并可在内地设桟寄存。随后,欧美各国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也得以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于是,诸国列强纷纷争先恐后地在华建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直接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

  

   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新阶段,垄断资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取得了支配地位。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对外侵略的主要方式。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输出资本洞开了方便之门。在此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通过输出资本而夺取中国的各项利权。

  

   攫取对华铁路的投资和修筑权,是当时各国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其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争夺铁路投资和修筑权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路权几乎丧失殆尽,其危害极为严重。时人即已意识到:“盖自帝国主义发生,世界列强拓土开疆,莫不借铁道以实行其侵略主义。……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2)开矿设厂,是当时各国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其危害也不仅仅只是涉及经济方面。例如“清末外资在中国开办矿业,其所涉及的问题,至为复杂。矿业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企业。……一处办有成效的矿区,可以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区(Community),像一处城镇一样。如果此一社区被置于外人的控制之下,加之,外人在华又享有多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其将发生的后果,自非单纯。所以,外资办矿一事,在实质上,并不仅仅属于投资牟利甚或矿冶技术的范畴,其中实包含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意义”。于是“外资办矿常为各国对华全盘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其政治性的意义,远超过于投资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3)

  

   伴随着利权的大量丧失,还出现了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严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当年的爱国志士,曾满怀愤激忧患之情描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胺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浊、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4)

  

   显而易见,中国利权的丧失,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相辅相成的。时人有言:“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5)因为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资本输出。例如列强在华攫取铁路修筑权,既是资本输华,又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另外,利权又是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利权的大量丧失,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使中国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也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受极大破坏,导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也随之兴起。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之后,工商业者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组织程度有所发展,这也是促使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商办企业为数不多,资本额较小,由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居主导地位。甲午战后,随着民间社会中“设厂自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895年至1900年间,商办民营企业不仅数量明显増加,而且资本额所占比例显著提高,开始在整个中国的近代企业中居于主导位置。于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共计122家,其中商办107家,占资本总额的83.3%,官办、官督商办15家,占资本总额的16.7%。(6)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其特点同样是商办民营企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开设的工厂数量和投资金额大大增加,而且投资的范围也较前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有很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也都有民族资本投资的工厂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尤其是利权的大量丧失,使民族资本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对广大工商业者而言同样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开始将眼光从一己之身家财产移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萌发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19世纪末,即有商界人士指出:“爱国非可空言,其要尤在联合,一人之爱国心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其力始大。”(7)到20世纪初,工商界有识之士更大声疾呼:“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在1905年由商会联络发起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中,“伸国权而保商利”也成为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口号。当时的工商业者,对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例如对铁路修筑权的重要性,江苏商人即曾指出:“路权一失,不啻以全省利权尽归外人掌握,及此不争,将来切肤之痛,不独吾省受之而直接,在商界尤属不堪设想,此万万不可不出死力以抵抗者也。”(8)

  

   新兴商人团体——商会的诞生,是20世纪初工商业者组织程度明显发展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中国的工商业者虽已成立会馆、公所等具有行会特征的团体,但这些团体主要是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组织。公所主要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的限制,公所无地域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业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统一机关。新成立的商会,则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能够将分散在各行业的商人和手工商业者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与此相适应,商会的活动内容及特点也与公所、会馆大不相同,其宗旨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与兴利除弊,并调息各业纷争”。(9)因此,商会诞生之后,工商业者的政治能量与社会形象均大为改观,能够联合起来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有关这方面的影响,以往的论著大多较少提及。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的改革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化,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双重复杂影响。

  

   对于清政府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过去强调较多的是其出卖利权,受到社会各界反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另一方面的作用。实际上,甲午战争的惨败不仅促使民间人士爱国救亡热情急剧高涨,而且也给清朝统治者带来了较大的刺激,迫使其不得不思有所振作,寻求变革。清廷上谕表示:“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等,如能“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同时还宣称要“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0)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对利权外溢的严重危害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出使美、日大臣伍廷芳即曾指出:“中国地大物博,各国环伺,乘间要求,非第利其土地,实亦羡其矿产。我诚定计于先,广为筹办,既可贻我民之乐利,亦可杜他族之觊觎。”(11)朝廷对此也表示关注,认为“马关商约于我华民生计,大有关碍,亟宜设法补救,以保利权”。其具体补救办法就在于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商务,为富强至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12)在此之后,清政府开始实施鼓励民营商办企业发展的新政策,具体内容包括颁行有关章程,设立商务局和农工商局,联络工商,创办银行、兴办农工商学等。

  

20世纪初,清政府又大力推行“新政”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替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清廷上谕明确阐明:“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起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13)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6年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作为执掌农工商路矿事务的中央机构。随后,商部和农工商部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章程法规,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由此在当时形成了投资兴办实业的热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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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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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3年5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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