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7-08-16 10: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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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进入专栏)  

  

   编者按:近代以来,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遭遇了“走向世界的挫折”,深陷过文化自卑。但中华儿女硬是在苦难中奋起拼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使今日之中国站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起点上,也使我们更有理由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更加坚定我们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心理建设”,需要更加清楚地认知我们的文化对人民幸福、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重要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充分而清醒的文化自信将支撑中华民族不断焕发新活力、开辟新境界。

   文化自信:有底气的文化纲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战略性命题,尤其是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与启示性,体现了理论坚定与文化勇气,需要我们更多地学习与探讨、发掘与切磋,需要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有所回顾,有所总结,有所分析,有所展开。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面貌一新,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日益成为现实,也随着人们的文化饥渴与精神急需,迫切需要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更大的繁荣昌盛、转化发展,实现国家民族人民精神资源的最大化,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取得与中国的国力、历史与国际地位更相称的创造与成绩。

   随着以文化复兴助推民族复兴的方针的确立,以文化支撑国家民族强盛的思想的引领,制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的逻辑阐述,一系列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经济富裕的可望可攀、国防强大的可喜可期,而文化的昌明进步、成果丰硕、可亲可敬、可感可泣、直达人心,更是令有识之士壮心不已。

   中华民族玉汝于成,检验了中华文化的有效性

   何谓文化?广义地说,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类的创造、经验、成果积累的总和,而非自然原生态。文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小到看不见摸不着,大到无时无刻、无处不有。人类带来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成果,都是文化。我们关切的一切,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面小康的实现、世道人心的优化,产品质量的完美,国际形象的塑造,无不期待着文化的培育与充实。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国传统的说法是“以文化人”,强调圣人以其先知先觉所言所行教化百姓,为民立极。毛泽东强调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有效性,即一种文化能够吸引凝聚人民,被长期广泛接受,并为接受此种文化的群体与个体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提供更好的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前景,提供发展的成果与动力;同时又能提供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应变、纠错与自我更新能力。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百折不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珍惜与自信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对中国、对世界,对今天与未来都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因为中华文化从思想方法到日常生活,无所不包。同时它的基本精神、基本价值认同与思想方法、生活方式、风度韵味又是相当恒久的,自成体系的,经得起考验的。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国学者在境外大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国听众请他讲讲如何博大精深法,我们的教授则以“因为博大精深所以不可说”而最终没说出所以然。这样的做法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博大,它有恒久的精神、思路、风度与发展空间。中华文化忠奸分野的观念,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念,沧桑盛衰聚散有常的观念,得民心得天下的观念,以及善有善报、和为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信念等至今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近百年来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风雨,终能做出正确抉择,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可贵进展,往往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中起着深层作用。当然,传统文化曾经由于它落后于时代的种种“罪状”拖过前进的后腿,严重地苦恼过我们,最终却证明了它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发展转化,帮助也护佑中华民族知难而进,迎头赶上。

   应该看到,古老中华是以文化立国的。可能我们是太认定自己文化的优胜性了,我们并不过分着眼于族裔之分与强力之用。同时,我们的文化富有此岸性、积极性、精英性、美善性与亲民性,我们追求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经世致用。因此之故,在最危难的际遇下,我们没有失陷于虚无主义、神秘主义、消极颓废、悲观厌世。

   中华文化为政以德、修齐治平思想,性善论、天良论、良知良能论思想,形成了一种循环认同,具有从一而定、定之于一、一以贯之的特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使天命、人性、民心、道德、礼义、王道、仁政、世道串联合一,乃是文化立国同时并不否定权与法、兵与政作用的纲领宣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互为因果的说法,说明中华文化把政治、哲学、道德伦理、终极信仰、唯物与唯心全部打通。个人与群体、家与国、天与人、慎终追远与薪尽火传、自强不息与无可无不可、一的一切与一切的一、变与不变、混沌与清明……所有这些“浑一”,精神自足,颠扑不破。

   中华文化更是早就认识到了过犹不及,不为已甚,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法则,这也正是自信法则,它同时进一步定下了反对极端、分裂、恐怖的中庸理性基调。中华文化一方面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同时又强调“以柔克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民间的说法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即是审时度势、灵活应变、善用谋略,给人以足够的适应能力与选择空间。

   中华文化的这些基本观念,恰恰就体现了“自信”二字,是对道德与礼法的自信;是对人性、人心、人文、人道的自信; 是对天道、天命、天地、民心即天心的自信;也正是古代中华传承至今,饱经风雨雷电,虽乃旧邦、其命维新的自信。自古而今,我们与野蛮自信、愚昧自信、暴力自信、迷信自信、金钱自信、神权自信、种姓自信等等进行过斗争,最终,我们选择了文化自信!

   中华风度令人迷醉,是我们眷恋的精神家园

   中华艺文提倡“道法自然”“造化为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讲究风骨、气韵、境界、器识,并将这些美学原则寄托于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还得益于汉语汉字的形象性、综合性与浑一性,有它特殊的感染力、表情性与微妙性。中原文化的优胜与各兄弟民族文化的多元,推动中华文化不断扩容、融和出新、绵延不绝。

   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风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高瞻远瞩,凛然大义,塑造了一代代中华民族脊梁。与此同时,中华精英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动静咸宜,刚柔相济,儒道互补,乐山乐水,阴阳五行,琴棋书画,诗书礼乐,入山出山,方圆内外,大智大勇,素心内敛,进退有道,道通为一。

   还有中华诗词、中华书画、中华戏曲、中华故事、中华园林、中华功夫、中华烹调、中华工艺、中华文物……这些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乐生惜生,代代相传,共同延续着中华价值观和中华智美,也为当代生活带来快乐,带来趣味。它们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氛围与自珍自赏的美好心愿的对象化、具体化,也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特有媒介。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丰富贡献了重要一极,它的魅力令人迷醉。

   有一年笔者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的晚会上,听到合唱曲以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为歌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在那样的场合,想起历史上有过的繁荣与美好,感动得热泪盈眶。笔者著文称:“哪怕仅仅为了欣赏辛弃疾的诗词,下一辈子,下下辈子,仍然要做中国人。”此话引来不少读者共鸣,说读得涕泪交加,此之谓“精神家园”是也。

   反省、革新与开放,正是传统文化生命力所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样的诗句端庄诚挚、循旧图新。中华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也是饱经忧患的文化。我们经历了辉煌与艰难、停滞与突破、困惑与焦虑、危机与转机、纷纭与沉淀。尤其是中晚清以降,古老的中华遭遇了日新月异的西方工业文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欺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获得了醍醐灌顶的洗礼,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快速发展、通向现代化,同时符合国情、维护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是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明显的不足、短板。不管多么好的文化传统,都怕陈陈相因。文化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使当下某些文化人对“文化自信”的提法感到困惑。他们非常了解历史上中国文人老生常谈的可悲。“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白讽刺的读死书无用文人不在少数;“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也为呆板的学风感到悲哀。原地踏步就必然会出现老化、僵化、酱缸化腐变,早在唐代,天才诗人们已经痛感到这个问题。元明以后,中国势头明显不济。到清代《红楼梦》中记载的荣宁二府的状况,暴露了其时中华主流文化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多方危难。可以说《红楼梦》正是中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孔孟主流文化出现危机的一个缩影。而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面对列强,中华文化现出了全面深重的焦虑感与危机感。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家王国维自沉,启蒙思想家严复也终入保皇一党,吸食鸦片而死,显现了文化危机的严重性。除了更新、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华文化几乎已经无路可走,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与各种境外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只有不可救药的糊涂人才会在强调继承弘扬传统的时候反过来否定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潮涌动,百废待兴,我们的文化生活仍然经历了曲折与艰难。终于在今天,我们获得了重提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转化与发展的空前历史机遇。

   我们背靠的传统,曾经被激烈地批判和反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以它为基础的文化自信?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既有孔孟提出后被官方提倡的修齐治平、忠勇仁义;也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越拼搏;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对阶级剥削压迫的指责。而这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山沟里成长壮大起来的理据。

   我们更有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那是知耻近乎勇的传统,是海纳百川的传统,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传统。

   也正是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志士与人民的呼风唤雨、倒海移山,表现了中华文化“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雷霆万钧的革命性一面,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扬历练,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挽救,得以激活。

还有以井冈山、长征、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是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这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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