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7-08-12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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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但对建设国家毫无所知,纵容夫人及子女聚敛钱财,用人唯亲。(55)

  

   在财政部内部,也有军统的势力。1940年蒋令财政部设缉私署,一直由戴笠任署长,人事不受财部节制。孔祥熙即使掌控财政部多年,仍无法排除军统干预。1941年,国民政府为控制物资,在财政部下设货运管理局,戴笠任局长,副局长是王抚洲。通过缉私和运输控制,军统实际上控制着战时的物资运转大权。孔、戴之间矛盾很深,戴也在寻找机会打击孔祥熙的势力。1942年,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贪污案爆发。林世良担任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办理外贸及进口业务,但林世良以公车运送私货,被军统运输统制局查获侦办。林初被判无期,后改判死刑。(56)林世良案的侦破主要是军统负责,孔屡次说情而为戴所拒。林判死刑之后,孔祥熙将矛头对准戴笠。

  

   孔氏家族爆发多项弊案,极大打击了孔祥熙的声望。1941年12月,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接社会名流自香港至渝,结果接到孔祥熙一家及孔二小姐的狗。新闻一出,舆论大哗,昆明学生组织倒孔运动。(57)1942年,孔祥熙亲信林世良的贪污案更动摇了蒋对孔的信任。蒋在日记中写到:“非此不足以昭信与立国,庸之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与法律之重要。”(58)到美金公债案爆发,舆论对孔之抨击已达顶峰。(59)1944年9月,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继续炮轰孔祥熙,列举孔氏家族企业借权经营、中央银行任用私人、美金储蓄券舞弊、买卖黄金等多项控诉。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还通过宋子文转达意见给蒋,提议更换财政部部长。1944年6月,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滞美不归,且辞去财政部部长之职。(60)11月,孔免财政部部长,由俞鸿钧接任。1945年5月,宋子文、翁文灏为正、副院长。7月,傅斯年继续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提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21人联署,抨击国库局贪污。(61)同月,孔祥熙自美返国,辞中央银行总裁及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1945年6月1日,蒋在日记中记:“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62)孔祥熙失去蒋的信任,中枢之路由此断绝。

  

   孔的失势为中统和军统所乐见。在高因贪污罪被起诉之后,舆论对孔氏贪婪敛财的印象更为加剧。先不论案情是非,高在公众舆论之中已处于不利地位。中统和军统据此推波助澜,亦未可知。据高的部下杨铎回忆,在孔因黄金案倒台之后,高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据杨的揣测,高未辞职是因他认为已培养有政治基础,不致随个人动摇。(63)高被查处是孔被免财政部部长但尚未撤除行政院副院长之时,未到最后时刻,还不能轻易断定孔祥熙会就此完全垮台。傅斯年之所以持续追打,亦不希望孔有东山再起之机。中统和军统抓住高案下手,也有同样的可能。王子壮在日记中载,闻高被判死刑,“至为焦灼,是为时代之牺牲者,真初料所不及。据余观察,此案滚入政治浪潮,是以变化益烈。挽回虽尽人力,恐无甚大之希望”。孔祥熙此时成众矢之的,“数次开参政会,必欲以打孔而不使再起者政治方面大有人在……易打倒其所属,以证实孔之罪恶为上策”。(64)“滚入政治浪潮”中的高秉坊案,成为派系势力角逐焦点之一,高的命运已难为自己左右。

  

   2.直接税革新中的人事之争与政策困境

  

   在高秉坊看来,中统背后主导查处自己,固然因为是要打击孔祥熙,也是因为自己在税政改革的过程中得罪了CC系。这一观点是否得以证实,需要返观高的改革措施加以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初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时,在国地税收划分、关税自主、裁厘加税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就,只是仍然入不敷出,无法满足蒋介石的军事之需。宋又不愿屈从蒋的独断专裁,予取予求,将财政部当成蒋的钱袋子,因而去职。孔祥熙在1933年接替宋任财政部部长之后,改变了应对方略,唯蒋之令是从,同时又整顿税收,扩展财源,赢得蒋的信任。在税务改革方面,孔祥熙重用高秉坊,清理地方税收,开征直接税,改进税务行政,统一税收机构,中央税权大为增强,取得了不错的政绩。

  

   孔、高联手推进的税务改革,涉及人事变动较大的也是在直接税改革中。高初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在1936年推动所得税开征,就任所得税处主任。所得税是直接税中最为核心的税种,此后又开征遗产税,归并营业税、印花税,直接税的数额节节上升,直接税机构之职权相应增重。据1940年调查,全国设有省处凡14处,分处74处。(65)1940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直接税处组织法》。1943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修订财政部组织法,设定财政部下属国库署、直接税署、关务署、税务署、总务司、公债司、地方财政司、盐务总局、钱币司等。1944年3月,直接税处改组为直接税署,高秉坊为首任署长。下设五科六室,五科分别为所得税税务、遗产及印花税税务、营业税税务,财产租赁所得税税务、税务行政事务等。

  

   在直接税的开征及推行过程中,孔祥熙、高秉坊坚持“新税、新人、新精神”的原则,招募新的税收人员,通过训练、考核等方式来提升税务员之素养,再加以任用。孔祥熙提出,“办新税,决以新人才、新精神办之。用人概须经过考选,并加以保障,尤注重青年之训练,以利用其朝气奋发之精神,而不使有庸沓之习气滥竽其间”。(66)1938年,崔敬伯提出了“四风理论”,即学校之风,重研讨;家庭之风,重亲爱;军队之风,重纪律;宗教之风,重信仰。(67)高秉坊更是大力提倡“新税新人”,试图通过训练来剔除税吏污名旧习,确立新的税收风气,改善税收绩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孔、高合作,建立了一套直接税人员的考用制度。直接税人员的招聘与任用,必须经过考训程序,达到相当资格方才予以录用。

  

   在所得税开征之后,财政部即与考试院合作制定规章。1937年7月,考试院专门出台了《特种考试财政部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其考试资格:中华民国公民,年在22岁以上35岁以下;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会计、经济、财政、商业各学科毕业得有证书者;或教育部承认之国外大学及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同等学力经高等检定考试及格者。考试分笔试与面试两部分,笔试有国文、宪法、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68)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培训班受训。培训班亦非借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等机构,而是由财政部单独创办。最早的训练班在1936年所得税开征时就已开始。第一期是在南京孝陵卫举办,为严明纪律、提升素养,高秉坊特请全国学生军训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兼任税训班训育主任,依军队方式对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进行训练。(69)抗战时期,直接税处搬到重庆渝城山王庙,训练营曾在重庆青年会训练。

  

   桂永清是黄埔系一期毕业,又是复兴社的干将,是蒋的嫡系。桂曾往德国学军事,在军事训练方面颇有手段。1933年6月,桂永清受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1936年10月又授陆军中将衔,官场得意。全面抗战爆发前,还任第七十八师师长、首都警备副司令、全国学生军训教导总队队长。(70)按桂永清的履历,与税务并无干系。为何财政部创办训练班,要请桂永清任训育主任?据高秉坊的部下杨铎说,高办税训班,与CC系陈果夫发生直接矛盾。陈要求孔放弃办税训班,高坚决不同意,并请桂永清来当挡箭牌。(71)这里提到,财政部办税训班,得罪了陈果夫。陈果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培训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CC系掌控党内人事的重要平台。据说,陈曾向孔祥熙建议,税务干部可由中央政治学校输送。财政部训练人才弃政治学校于不顾,反而另起炉灶,引起陈的忌恨是极有可能的事情。高请桂永清来当训育主任,也是存有保护自身的用意。在国民党内,通过办训练班、办学校来建立派系势力实为常见做法。朱家骅为与CC系竞争,在1939年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也曾举办党务讲习班和战地干部训练班,扩张个人势力。(72)孔、高通过税训班来提拔人才,就可以抵制CC系的人事干预。

  

   因应直接税的征收需求,通过训练来提升税收人员的专业素养,又是极具正当性的事务,得到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财政部在重庆川东师范设立了训练所,按考试院颁行的暂行条例公开招考,实施组训,所长孔祥熙。财务人员训练仍与直接税一样,请桂永清派军官来实施军事训练。受训人员分会计、银行、税务三组。直接税署还委托浙江、陕西、江西等省的直接税局举办过初级税务员训练班,以满足各地的征税需要。到1943年7月,直接税高级税务员考训12期,计有2800余人。初期考训班有11期,计有3300余人。仅依训练班培养数量有限,直接税处还派税务干部或资深税务员到大学讲授,吸引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入职。又与复旦、朝阳、交通、重庆、广西等大学设办训练班,还与广东、国民两校合办初级税务员讲习班。高还训令,各级长官对所属人员详加考核,其不称职者,准予报明停职,嗣后补充人员并应切实遵照《特种考试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办理,不得稍违。(73)直接税的税务人员分实习、助理员、初级税务员及高级税务员。为激励晋升,财政部颁布税人考升办法,职、官分离,可通过考试谋求官阶晋升。(74)针对权贵请托,孔、高二人早有预案:同意报考,但亦得接受考训。如不符条件,则照样剔除在外。只是宣示如此,实际仍难执行。

  

真正为CC系不满的,可能不是一般税务人员的考选,而是地方税局要员的任用。直接税署是在所得税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是新设机构,空职很多。高在组建各地机构时,基本上是任用新人,尤其需要学有所长的财税专才。如崔敬伯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1932年归国后在中法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任过教。他时在报刊发表财税文论,引起高的注意。在所得税筹备过程中,高特聘他担任财政部所得税筹备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在1938年被提任川康直接税局的局长(75)。梁敬錞1919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后转至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习经济。1921年获硕士学位。返国任教北大,并入司法部为参事,参与商法起草。1933年任宁夏高等法院院长。1935年返南京,见知于孔祥熙,奉命草拟所得税条例,并试办上海所得税,贡献尤多。(76)高在任用税务官员的过程中,既重专才,也注重其派系立场,希望以此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在统一税政的思路下,直接税机构强力扩充,又先后合并过营业税、货物税的征收机构。这就在很大程序上破坏了以前的权力格局。1942年,营业税划由直接税处征收,营业税机构并入直接税机构。直接税原有机构全国仅200余处,原有人员2000余人,接受营业税之后,“直接税机构之新名称突增七倍以上,直接税之新人员突增五倍以上”。(77)营业税机构也进行裁撤合并。(78)在营业税合并到直接税署时,四川营业税分局中的6个分局长,被高撤了5个。(79)据高自己回忆,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派员持函说情:四川省营业税务分局中有6个分局长担任着中统的任务,商请保留。高回复:“直接税税务人员需有一定的资历,合格的一律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后来这6个分局长有5个被撤,只留任一个分局长,由江津调到永川。全国营业税人员经审核调剂,裁汰的有800多人。(80)据高所述,章士钊曾约请财部次长谈话,说及侍从室交代不仅止于查案,还令查高植党跋扈。可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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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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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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