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贪污惩治、税政革新与派系权争——抗战胜利前后直接税署长高秉坊贪污案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9 次 更新时间:2017-08-12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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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据他目睹,高初审被判死刑时,民众莫不叫好,二审改判无期,大失民望。张还写了几首听包公戏诗来讽喻时事,“反映人心鼓板前,放粮断狱美如仙。无非大嚼屠门意,转觉愚民太可怜”。(37)

  

   章士钊的评价与公众舆论对高案的认知完全不同。在章眼中,高是税务干才,有功于国家。在公众眼中,官场贪污习气浓重,高也难保清白。高案复判,公众反而认为是“贪赃枉法者的神通广大”,吏治腐坏,公众信任度极低。在高入狱之后,高的妻子四出营救,聘请律师,疏通关节。高妻曾至财部向次长鲁佩璋求情,企免一死,鲁告以无法。高妻情急之下,也在财部拍案大叫:“其中一除了石狮子,那一个干净的”,语惊四座,而鲁仍关门默然以对。(38)无论实情如何,高案查处是符合公众对整顿吏治的期待的。高案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为无期,坊间均认为是贪污者神通广大。在高秉坊方面,高妻四处奔波,仍觉求告无门。

  

   结合高案审判过程之中及结案后的各方评议,公众舆论更关注的是高案背后的权争及惩治贪污的政治意义。从坊间传言来看,高之自述并非只是自说自话。上海《海星》1946年载高案秘闻,称闻陪都来人谈及此案内幕:

  

   “高秉坊为孔祥熙之亲信,其任直接税署署长,出孔氏之推荐,当孔氏尚未下台,俞鸿钧任财次时代,高之公事,往往不经俞手,直接呈孔核阅,凡署内高级职员,胥经考试后,始量才录用,由政府大员或亲友介绍者,则一例视为雇员,因此开罪若干人士。某次,更因琐屑小事而获咎于陈果夫氏,地位遂渐见动摇。高旋又奉命办理‘货运登记’,擅自以所征收之钜额款项,移作别用,当时高曾对人言,此举纯为同人谋福利而已,不谓有人竟以此密呈主席,时陈果夫方任侍从室主任,即批‘严惩’二字,高遂入狱。”(39)

  

   此言与高的说辞相近。高为孔祥熙之亲信,不仅官场所知,就是社会公众也广为知晓。孔祥熙本人的政声并不好,贪污之名在外。此时因美储券套购案滞美不归,辞职下台。高既开罪俞鸿钧,又得罪陈果夫。高案查处审判中,亦有多项证据表明中统的直接干预。高案被查,是有人检控。在法院,出席的检举人是周光亚、方仲豪二人。方、周二人均为中统人员,方还是徐恩曾的第三房妻子费侠的湖北同乡,是中统专员。(40)高的部下吴天培在回忆中也说,高案是经检举告发查处的,“由蒋介石侍从官直接交办,经审计部及中统、军统专案调查,由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检查官提出公诉”。(41)陈果夫时任侍从室第三室主任,而在检方提交的证据中,亦说明系由中统、军统查证。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载,“春如兄竟被撤职交法院查办,令出自蒋先生,系因行商保证金案”。(42)蒋将此视为打击贪污之举,但暗中推波助澜者,仍与中统及军统有关。王子壮也分析背后的原因,“此案与调查统计局有关,彼等以走私衔恨春如,此次法院以调查统计局作证,而无事实,讵非可异”。(43)中统与军统势力干预,可以证实。

  

   主导审理的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院长查良鉴,在人事脉络上都有CC系背景。谢冠生是浙江嵊县人,早年震旦大学毕业,后至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谢也是知名的法学家,1937年被委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直至1948年为梅汝璈所替任。(44)司法行政部掌控着法院设置、法官任免、监督检察官,核准执行死刑等司法权政。司法行政部与司法院之间的隶属关系多次变更。1928年司法行政署改部,本属司法院。到1931年又划归行政院,1934年又复归行政院。到1942年,司法行政部再次改隶行政院。行政院管辖司法行政部,削弱了司法院司法权的独立行使。谢冠生又属CC系人马,并不受居正直接管控。查良鉴也是刑法学的名家,得谢冠生赞许,曾委任他担任四川第一高等法院的检察官。1943年,英、美等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国民政府确定陪都重庆法院为实验法院,以作为推行法治、改良司法的示范。

  

   在高去职之后,原直接税署副署长李锐扶正。但为时不长,一年之后,直接税署署长即由王抚洲担任。王抚洲是河南正阳县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治政治经济。1921年赴美,入华盛顿大学,后入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归国任东北大学教授,著有《工业组织与管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抚洲得戴笠信任而由学界进入官场,受任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副局长。戴笠对其“才识品德,素所钦迟,以局务全部付托,授以代行之权”。王有守有为,就职以后,措置裕如,经济作战成效显著。1944年,出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兼田粮处处长。田赋超收,为各省之冠。“蒙极峰嘉奖,许为贤能。”高被查处后,王即由财政厅厅长任上奉调财政部任职,历充直接税署署长、钱币司司长、盐务总局局长等职。(45)王抚洲能够由河南省财政厅厅长跃至财部署署长,显系戴笠超擢。

  

   案内控辩与案外舆论对比,可以看到案件焦点不仅在于犯罪事实的认定,而且也与派系利益相关。在高看来,自己之所以成为派系斗争的目标,与税政改革中的人事与利益冲突相连。舆论之中,高案也并不单纯,而是与官场贪污的整体状况联结在一起。各方对高的看法,存在矛盾之处。

  

   三、孔、高关系及税政革新中的派系冲突

  

   高案是如何与派系权争关联,高之自述是否确实,有两点需要追查:其一是高、孔关系,其二是高主导直接税改革是否触犯了中统或军统利益,是否引发CC系的打击。至高为何由死刑而转判无期,亦须由此着手探究。

  

   1.孔、高关系

  

   高秉坊是山东人,其仕途发达,确起步于与孔祥熙的交谊。高秉坊毕业于金陵大学,习的是林科,毕业之后即到山东林业部门任职,还撰写过林业方面的著述。之所以转轨到财税部门,与其在金大读书时的老师凌道扬相关。(46)凌道扬与王正廷是留美同学,王正廷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工商部部长,长于外交。1922年北京政府任命王正廷为鲁案善后督办,凌推荐高秉坊至其办公署担任科长,其顶头上司恰好是孔祥熙。孔、高二人由此相识。后来,孔祥熙一路升迁,高均追随左右,二人之间颇有互信。孔调任青岛电报局局长时,高为总务科科长。1924年孔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高也在其手下任职。

  

   到孔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时,高担任总务司司长。1933年10月,孔祥熙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并中央银行总裁。(47)高秉坊作为孔深为信任的财政干才,被提拔为赋税司司长。1941年,直接税处改组为直接税署,高担任直接税署署长。1942年直接税署又接办营业税,职权更重。可以说,直接税署虽为财政部下新设署,但因有孔祥熙的支持及显著政绩,高秉坊在财政部的根基极为牢固。据说,高常出入孔家,曾接送孔令侃上学,只是孔令侃、孔令俊与其相处不好,宋霭龄对高的印象也不佳。(48)但官场和公众眼中,孔、高不论公事私谊,均极为密切,因此将高列为孔的亲信及孔系的核心人物,荣辱难免相连。

  

   极为难得的是,孔祥熙和高秉坊在推动税政革新方面有高度共识。孔负责与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高层沟通,高负责税政推行,在直接税改革中配合默契。孔祥熙重用高秉坊来推动直接税改革,成功开征所得税,其理财家的声誉益得彰显。

  

   孔对高的信任,与高本人的行事方式有很大关系。高虽追随孔之左右,但确属能干之才。

  

   勇于任事,不畏艰难,对孔的理财工作大有助益。杨铎曾任财政部长沙货物局局长,与高同是孔祥熙的部下。据杨自述,自己常被作为高党。因其在工商部任编辑科科长时,高任总务处处长。高案发生时,杨任长沙货物局局长。据杨观察,在工商、实业部时期,高勇于负责,劳怨不辞,深为孔所信赖。但受宋霭龄干涉,高在孔任财政部部长后,初只能任赋税司司长。(49)高秉坊行事善于研究,原主管林业之时,即有林业著作。后随孔在工商及财政部门任职,复能精研工作,撰写多本税收论著。对于中国当时税政现状及发展思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比较孔、高关于税收方面的言论,二人均主张改善中国以关税、盐税、统税为基础的财政收入结构,将以间接税为主转向增开直接税。同时,在整顿地方杂税方面也形成共识,组建了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在税收机构的建设、训练税收人才方面,孔对高所提出的主张也多予以支持。(50)

  

   孔祥熙的赏识是高不断得以高升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被目为孔党中山东帮的骨干,孔祥熙在高层派系斗争中的得失未免会波及部下。孔在1927年促成蒋宋联姻后,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1928年就任工商部部长,后担任实业部部长,1933年10月,又取代宋子文,继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同时兼中央银行总裁。1938年,孔更升任行政院院长,继续兼任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杨天石分析,孔祥熙深受蒋之信任,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其二是善于理财。在1933年宋子文认为财政就要崩溃而辞职之时,孔接任财长整顿财政,救蒋于危难之时。三是不顾财务制度,蒋要钱就给。王世杰日记中记,外界指责孔舞弊谋私,傅斯年亦致函指责。孔以退为进,表示辞职。蒋命陈布雷将辞信退返,并表示慰问鼓励,将早期的反孔风潮压了下去。(51)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大致可分为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治派两大系统。金以林将之划分为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和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党内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派系两类,前者是以地方对抗中央,后者是通过寻求党员支持来掌控部分或全部政权。(52)在中央政治派系中,有胡汉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太子派等,还有以蒋介石为核心的蒋派势力。蒋介石以军权为中心,逐步排挤其他派系,占领党权。蒋介石在1932年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到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国民党总裁,最终确立最高领袖地位。(53)蒋派势力掌控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力。但在蒋派之内,亦分为多系。最为核心的是中统和军统,中统由陈立夫把控,背后还有陈果夫控制的中央组织部。军统受戴笠控制,其背后是黄埔系。中统和军统之间为争夺权势,互相倾轧。蒋采取平衡策略,抑此扬彼,维护自身的核心地位。CC系在“二陈”执掌下,掌控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中央组织部除在1939—1944年由朱家骅担任组织部部长外,基本是由陈果夫独占。在蒋派之内,宋子文、孔祥熙凭借姻亲关系及自身才能,在不同时期均受蒋之重用。

  

孔祥熙在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后,本兼多项要职,一度升任行政院院长,且用人唯亲,到处安插私人,遭到中统及军统的忌恨。孔虽为官场干才,唯蒋之命是从,但有一要命之处是贪财。孔祥熙和宋霭龄及其子女的舆论风评一向不佳,被认为是借权谋私、生活豪奢、不知民间疾苦的官僚豪门。著名学人傅斯年一直以倒孔为己任。1938年时,傅斯年就致函蒋反对任命孔为行政院院长,“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54)孔的院长宝座还未坐热,就在1939年被降为副职。后来,傅斯年又多次联署在国民参政会公开揭露孔祥熙,称其虽为官场上等人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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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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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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