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小人公孙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 次 更新时间:2017-08-11 13: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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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汉武帝刘彻独具慧眼,听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见,推行“更化”政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的遭遇宛然新旧两重天,“换了人间”,其身价地位就像当今股票市场的“牛股”似的,一个劲的往上猛蹿。

   其中最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齐地菑川人公孙弘在“耳顺”(六十岁)之年,以白衣而为博士、内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风光无限,显赫一时,成为普通儒生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撞开利禄大门的一面旗帜,使天下读书人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苦难,无赖皇帝刘邦拿儒冠当作尿盆使的屈辱,窦太后逼着辕固生赤手空拳搏斗野猪淫威之后,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冬去春来的希望,扬眉吐气有期,弹冠相庆可待,于是乎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准备到官场上一显身手,大展抱负,用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的话来说,就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公孙弘仕途腾达,官运亨通,当然是际会风云所致。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也包括他自己有几把刷子的原因。首先,处事谨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从不做出头鸟,更不和汉武帝抢镜头,“其行慎厚,辩论有余”,“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汉书·公孙弘传》);“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同上)。总之,为人做事十分低调,收敛锋芒,宁可犯政治错误,也决不犯组织错误,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生活比较俭朴,能比较高明地展示自己道德上的优点,符合朝廷“以孝治国”的基本原则。如对待自己的后母,奉养尽孝,胜于亲出,自是人子的典范,堪为社会的楷模:“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同上)。又如生活上清廉自律,乐于助人,将俸禄都用来安顿亲朋好友的生活,常堂堂丞相居然毫无积蓄:“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同上)。积德行善,有口皆碑。

   尽管汲黯等人辛辣指出公孙弘这么做动机不纯,是狡诈的表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同上)。可在公孙弘太极推手式的表现面前,汲黯等人的指责根本不能动摇汉武帝对公孙弘的信任:“上然弘言”;“上益厚遇之”;“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能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如此游刃有余,进退从容,公孙弘的能耐不可不谓极大,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谈吐颇有幽默感,为人不乏亲和力,史称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就是明证。这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是调节气氛,改善关系的有效润滑剂(就象今天的官场里,能信口便来“段子”的哥们,始终要比整天拉搭着一张苦瓜脸的家伙受到欢迎的情况一样)。公孙弘具备这方面的天才,无疑对其在官场上立足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因此《汉书·循吏传》称道他“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缘饰吏事”。正是他不同于一般“迂远而阔于事情”陋儒的地方,为“天子器之”也就十分自然了。可见汉武帝将他树立为学者从政的典型绝非是无的放矢,心血来潮。

   公孙弘虽然不乏才干,也有政绩,所谓“居官可纪”,可是却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心地十分狭窄,心理相当阴暗,患有无可救药的“红眼症”,“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到了极端的地步。史称其“性意忌,外宽内深”;“多诈而无情” (《汉书·公孙弘传》),这就是说,他小鸡肚肠,大奸似忠,大恶如善,表面上一副谦恭和顺、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形象,实际上城府极深,自我中心欲膨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同僚当中凡与他有隙怨者,“无远近,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汉书·公孙弘传》)真可谓台上握手叙欢,脚下却猛使绊子,怀恨在心,睚眦必报,迟早让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稀里糊涂撞个头破血流。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样颇得汉武帝的信任,“上从其计”,“岁中四迁”(《汉书·主父偃传》)。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诸侯王实力的建议,深得嗜权如命、专意独裁的汉武帝的欢心,成为武帝身边的大红人,恩宠有加,权倾朝野。

   主父偃的得势,让公孙弘在一旁瞧着十分的不爽,他遂与主父偃结下很深的梁子(“有隙”),时刻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主父偃由于惩治齐王、燕王等诸侯过于严酷,激起了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弹,加上他自己手脚也不干净,曾收“受诸侯金”,因此激怒了汉武帝。所谓“大人虎变”,武帝遂下令将主父偃下狱惩办。不过,直到此时,汉武帝“欲勿诛”,还不想取主父偃的性命,可公孙弘不干了,他知道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下个店了。只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主父偃落井下石,才能永远除去这个自己在官场上的强劲对手,彻底释放长期弊在自己心中的怨气。

   于是他一改“不肯面折庭争”的做法,旗帜鲜明,振振有词,坚持要将 父偃处以极刑:“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汉书·主父偃传》)在他执着的坚持之下,武帝最终改变了“欲勿诛”的初衷,下令将主父偃处死并夷其九族。可怜的主父偃,就因无意中得罪了这位“外宽内深”的公孙弘而招致惨痛的杀身灭族之祸!公孙弘的阴险和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公孙弘整治一代大儒董仲舒,更是典型地体现了其大奸似忠、大恶如善的卑劣“小人”伎俩。

   董仲舒是汉代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师,治《公羊春秋》学独步天下,无人出其右者,对汉代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有人把他比之为姜太公和伊尹,认为其功业卓绝,要远远胜过于管仲和晏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引刘向之语)连王充这样的汉代正统思想异端者,对董仲舒也是敬仰有加,喻之为周文王、孔夫子的嫡裔传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

   公孙弘与他相比,不仅学术经历要浅薄得多(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出道晚多),而且水平更是略逊一筹,“不如仲舒”。这本来是事实,也无碍于公孙弘做自己的丞相大官,因为学者与政客,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但是,他气量极其狭小之性格特征,决定了他根本无法容忍有人比自己在某些方面要强的现实,所以,他妒火中烧,忿恨满腹,《汉书》用“嫉之”简单两字,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他对董仲舒的阴暗心理、仇视态度。

   于是,公孙弘开始想方设法,处心积虑与董仲舒作对为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汉武帝有一位胞兄,爵封胶西王,其人骄横狂悖、凶蛮残忍,把杀人视作小菜一碟,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太守一级的高中层官员)。”于是公孙弘就郑重其事地向汉武帝举荐:“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就是让董仲舒离开中央朝廷,去当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借胶西王的屠刀,取董仲舒颈上的人头。汉武帝不知就里,还以为是公孙弘为朝廷举贤,尽做丞相的职责,自然是钦此恩准。董仲舒当然也不笨,完全洞悉公孙弘的险恶用心,可是圣意似天,皇命难违,只好强打精神,接旨前往赴任,落得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所幸的是,“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还多少有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没有太为难董仲舒。而董仲舒本人又有自知之明,处处谨慎从事,三缄其口,终于保得首领,最后以“病免”告退,巧妙地挫败了公孙弘借刀杀人、李代桃僵的图谋。从公孙弘对待董仲舒的行为看,公孙弘的的确确是典型的“小人”。具体而言,他因学问逊于人而萌生杀机,足以见得其性格之狭窄残忍;欲借刀于暴戾纵恣的胶西王之手,又足以见其害人手段之阴险毒辣,防不胜防。真的称得上是“内行整内行”的行家里手。更加令人叫绝的是,此人十分善于伪装,明明是要置人于死地,却偏偏能装出一副诚心诚意,和蔼热情的样子,其“阳与善”,诱使人不经意中松懈警惕,门户洞开;“始如处女,敌人开阖”,又使人以致深陷绝境,饱尝苦果;“动如脱兔,敌不及拒”,被害者轻则下狱,重则丢命。

   古今同源,又有谁能说当今世道上就没有公孙弘这类“小人”呢!与此类人交,可不慎欤?借用捷克著名革命领袖伏契克的话来说,便是:“善良的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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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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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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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yqyq 2017-08-16 14:56:48

  黄先生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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